文︱陸棄

近日，日本防衛省宣布，正式啟用佐賀駐地作為陸上自衛隊“魚鷹”運輸機的永久部署基地，并啟動自木更津駐地向佐賀的轉場計劃。這意味著，日本全國唯一一批17架V-22“魚鷹”將全部南移，永久駐扎在距離中國臺灣省僅數百公里的九州地區。與此同時，盡管部署計劃曾在當地遭遇強烈反對和安全質疑，但首架“魚鷹”已于當天上午抵達并接受陸自隊員列隊歡迎。東京當局顯然志在必得，目標直指“西南方向防線再造”。

“魚鷹”運輸機為美軍廣泛使用的V-22傾轉旋翼機，兼具直升機的垂直起降能力與固定翼飛機的高速遠程性能，其最大航速超過500公里/小時，航程高達3900公里。這意味著，它不僅能快速將“水陸機動團”等離島作戰部隊送抵前線，還能在南西諸島復雜地形條件下執行高風險突擊任務。日本早在2013年的《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中便鎖定了引進目標，十余年后終于實現部署計劃落地。對東京而言，“魚鷹”不只是運輸工具，更是“機動進攻能力”的象征，而這正是所謂“多重抑止力”戰略的核心所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對“魚鷹”的執念并非單純的技術選擇，而是深植于其對地區安全局勢的評估及防務戰略的再定位。近年來，日本不斷炒作“中國威脅”“臺海有事”，并以此為借口，將防衛焦點從東北轉向西南，尤其聚焦琉球鏈條及與中國臺灣省距離極近的諸島群。這一戰略方向不僅催生了宮古島、石垣島、與那國島等地的雷達站與導彈陣地建設，也推動了“水陸機動團”作為“日本版海軍陸戰隊”的成軍擴編。此次“魚鷹”移駐佐賀，無疑為該戰略加上重要拼圖：快速輸送能力全面覆蓋第一島鏈西段，日本防務“投送前沿”將前所未有地向大陸方向前壓。

而“防衛”的幌子之下，日本實則正試圖突破憲法限制，以“應對區域安全挑戰”為名推進軍事常態化擴張。2022年底，日本內閣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與《防衛力整備計劃》，首次提出獲取“反擊能力”并大幅擴充防衛預算，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將防務開支提升至GDP的2%以上，與北約水準接軌。此番動作實為戰后“專守防衛”原則的實質性否定——過去日本軍力以本土防御為限，如今則主動追求遠距打擊與快速投送能力，而“魚鷹”與遠程導彈、宙斯盾艦構成三位一體的新型攻防體系，早已超越傳統自衛界限。

日本政府雖極力將“魚鷹”部署包裝為“災害救援”與“民生保障”，但這一說法未能平息民眾擔憂。自部署計劃提出以來，佐賀縣內一直存在強烈反對聲浪，居民擔心“魚鷹”高事故率會帶來重大安全風險，亦有地方議會抗議政府繞過地方程序強行部署。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以“國防優先”為由加速推進，連自民黨高層、現任首相石破茂也親自前往佐賀助選時為該部署背書，稱其“將顯著提升國家整體防衛效能”。在此語境中，“民意”已讓位于“國家安全”，“和平”被挾裹在擴軍敘事的戰車之后。

美國對“魚鷹”部署樂見其成。作為V-22的制造國與主力使用方，美方早在“魚鷹”進入日本部署之前便在沖繩普天間基地大量使用該機種。日本采購“魚鷹”不僅為美國軍火商輸送了訂單，更在戰略層面契合美日軍事一體化的主線。2023年《美日防務合作指針》已提出“在臺灣有事等緊急情況下聯合應對”，而部署于九州的“魚鷹”正好填補了從本州至琉球鏈的快速反應缺口。這意味著，一旦臺海局勢生變，美國將可利用日本部署的“魚鷹”實現“近岸快速支援”，而日本則在無聲中被綁定進“第一島鏈前線協同作戰”的計劃中。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西南轉向”并非孤立動作，而是整個區域安全格局右傾化的縮影。南海問題發酵、臺海局勢趨緊、美日韓三邊軍事協調升級、澳日安全協議頻繁落地，印太地區已逐步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多國聯防”體系中。在這一背景下，日本不斷推升的軍備水平與主動作為的戰略姿態，不僅加劇中日之間的戰略互疑，也可能帶來本地區軍備競賽的危險連鎖反應。特別是“魚鷹”這類兼具突擊與運輸功能的武器系統，一旦投入實戰，其所代表的便是從“防御平臺”到“快速介入工具”的范式轉變，其象征意義遠遠超過其性能參數。

回顧戰后日本的安保路徑，從“非軍事化”到“自衛隊成立”，再到如今大規模引進先進美制武器并將其前推部署，東京已悄然完成一次戰略思想與結構性的飛躍。盡管口頭仍承諾“和平憲法精神”與“地區穩定”，但在實際政策上，日本早已踏上走向“普通國家”“有攻防一體能力國家”的不歸路。佐賀的“魚鷹”起飛之日，或許正是和平憲政體制的另一個折點。日本政府若繼續以“戰略現實主義”之名行擴張之實，未來“前線”與“國土”之間的邊界只會愈加模糊，而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張力，也將在這架雙旋翼下持續升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