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河北，年過花甲的暴繼業還在奔走，為了他死在小黑屋里的兒子暴欽瑞。

河南，年輕的法官畢祺祺也在抗爭。他脫下法袍，不是為了審判誰，而是想作為一名辯護人，為他被指控為“黑老大”的母親冀廷梅，在法庭上說幾句話。

這兩個家庭，一個在北，一個在南，素未謀面。但他們的命運，卻被一根無形的繩索，在兩個不同的時間點上，用同一種方式捆綁在了一起。

這根繩索上，打了幾個結構相似的死結。

第一個結叫：

搞一家人。

第二個結叫：

指居死人。

第三個結叫：

見不到人。

1

掃黑，有時候像一場家族圍獵。

獵人們追求的，不是一只獵物，而是一整個巢穴。

暴繼業曾是河北高邑縣的能人。2002年，他辦的煜珠陶瓷廠，一度年產值三億多，養活了七百多號工人。

風暴始于一封舉報信。2022年3月，同村村民暴增強向河北省公安廳遞交材料，羅列了暴家22條罪狀。省廳隨即下達《群眾舉報線索督辦通知》，要求石家莊市局直接組織力量核查。

四個月后，一張大網以雷霆之勢撒下。

2022年7月7日凌晨，暴繼業在睡夢中被破窗而入的便衣人員控制。幾乎在同一時間，一張精心繪制的抓捕圖譜被付諸實施，目標是暴繼業的整個家族。

他的兩個兄弟，暴記忠、暴紀濤。

他的兩個兒子，長子暴韶瑞，次子暴欽瑞。

他的幾個侄子，暴卓瑞、暴保瑞。

甚至，連南塔影村里幾個同姓或與他家有關聯的村民，暴士峰、暴曉龍、暴彥強，也一并被卷入。

有這樣一個冷酷的總結，精準地概括了這次行動的戰果：

三個兒子三個孫子。

一個沒跑掉。

抓捕名單上的九個人，被統一指控為一個涉惡犯罪團伙。罪名很籠統，但足夠裝下所有想象：

涉嫌尋釁滋事。

但這張撒向整個家族的網，在13天后因為暴欽瑞的死亡而匆匆收了口。

2022年9月，除了死去的暴欽瑞，其余8人陸續取保候審。一年后，2023年6月，新樂市公安局正式對他們解除了強制措施。理由干凈利落，也充滿了魔幻色彩：

發現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事情本該就此結束。但暴繼業無法結束，他死了一個兒子。

他開始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接受媒體采訪，把兒子在“指居”期間的遭遇公之于眾。他拒絕了警方讓他簽署“諒解書”的要求。

兩年后，2025年5月12日，新的抓捕再次啟動。

還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暴繼業和他的兄弟、兒子、侄子，以及那些同村的村民。8個是上次的原班人馬，又新增了幾位。

為死去兒子喊冤的父親，成了：

新的嫌疑人。

罪名，還是那個熟悉的罪名。

2

在河南，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冀廷梅。她曾是南陽市鎮平縣石佛寺村的“明星書記”，帶著全村人靠玉石生意脫貧致富的功臣。

她的父親冀喜全，是前任村支書。

她的丈夫叫畢煒煒，畢家親屬同樣參與市場經營。

她的母親姓孟，孟家的舅舅孟相峰、孟相林兄弟，也因參與家族事務，最終一同被列為被告。

冀、畢、孟，三個姓氏，通過血緣與姻親，構成了一個大家庭。

2021年底，這個大家庭被一張大網罩住，官方通告稱他們是“以冀喜全、冀廷梅為首的犯罪團伙”。十幾口家人，一夜之間從致富帶頭人變成了“欺壓百姓”的黑社會。

比案情本身更具戲劇性的，是冀廷梅的兒子，畢祺祺。

他是一位在職法官。南陽市鎮平縣人民法院的90后法官，一個每天身穿法袍、維護法律尊嚴的年輕人。

他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母親、父親、外公、舅舅，被以法律的名義，一個個帶走。

他起初選擇相信體制內的渠道。他給上級法院的領導發了十幾次短信，希望能當面匯報情況。信息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他想讓律師會見母親，得到的卻是長達半年的阻撓和一句冷冰冰的現實：

在看守所神秘失聯半年。

他想閱卷，了解案情，看到的卻是更高級別的意志。

檢察長批示，不宜過早接觸。

體制內的路走不通了。

2025年3月，畢祺祺決定脫下法袍。他以一篇《我能否為母辯護，請法院給個說法》的文章，公開申請成為母親的辯護人。

輿論壓力下，法院遲滯一個多月后，終于同意了。

但故事并未走向一個溫情結局。當畢祺祺以為終于可以站上辯護席時，他自己，也被卷入了漩渦。

2025年7月9日，畢祺祺被警方帶走。

一天后，他的律師收到了南陽市南召縣公安局的《拘留通知書》。這位想為母親辯護的法官，自己也被刑事拘留了。

罪名與涉黑無關，卻同樣致命：

涉嫌洗錢罪。

一個維護法律的人，最終成了法律要懲治的人。

在河北，這是一場姓氏的戰爭。

在河南，這是一張姻親組建的大家庭。

姻親和族譜，都被稱為“黑社會”。

3

當畢祺祺決定為母親辯護時，他就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一枚投入司法機器的石子。

他想看看，能激起多大的漣漪。

2025年7月5日，漣漪來了。

想為母親辯護的法官，自己先進了看守所。罪名是洗錢”。

這起“法官為母辯護”的司法倫理劇，瞬間轉折成了一出更驚心動魄的懸疑劇。

他的律師火速趕到南陽市南召縣看守所。那里，有一道無形的墻，在等著他。

7月10日下午，律師第一次要求會見。看守所的回復，禮貌而堅決：

辦案單位正在提訊。

這是一種在全國各地看守所都通用的標準話術。它聽起來合情合理，潛臺詞卻簡單粗暴：

我們的人在里面忙，你先在外面等著。

看守所的陳所長承諾，第二天一早，優先安排。

第二天一早，7點30分，天剛亮透，律師就守在了看守所門口。

但他還是晚了。

看守所工作人員告訴他，公安機關已經預約了當天的提審：

會見要再順延一天。

昨天是正在提訊，今天是已經預約提訊。

這兩句話，像兩把精準的鎖，完美地鎖死了律師會見的48小時黃金窗口。

據報道，看守所的工作人員，面對律師的抗議，顯得理直氣壯。

“辦案單位什么情況都沒問清前，怎么會中斷人家提審？”

“提審一天，你今天就不要等了。”

“在空檔期間，我們就安排會見。”

這段話的翻譯過來就是，辦案是正餐，會見是點心。我們什么時候吃完正餐，你才能什么時候上點心。如果我們一天都在吃正餐，那你就餓著吧。

至于公安部規定里白紙黑字寫的“律師會見與辦案機關提訊沖突的，應當以申請先后順序安排”，在這里，似乎是另一套平行宇宙的法律。

看守所說，他們有自己的規矩，我們是按照看守條例執行的。

駐所檢察官在場，也表示愛莫能助。他看了看情況，說，目前還沒超過48小時，從法律上來說：

還不違法。

所以檢方暫無法介入監督。

48小時，成了一道法律上的楚河漢界。在這條線內，偵查權擁有絕對的優先通行權。

律師的所有權利，都必須在線外等候。

畢祺祺涉嫌的是洗錢罪。這個罪名，不屬于危害國家安全，不屬于恐怖活動，也不屬于特別重大賄賂。按照法律，他的律師會見，本不應受到任何阻礙。

但在南召縣看守所，畢祺祺享受到了“國安級”的待遇。

4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一個聽起來比看守所要溫和的名字。

但在某些地方，它成了小黑屋的代名詞。

暴繼業和他的家人，被帶到了新樂市的一家賓館。

根據《刑事訴訟法》，只有在本地無固定住所的嫌疑人，才能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暴家人在石家莊有房，在高邑有家，顯然不符合條件。

但這并不重要。

賓館的一樓被臨時改造成了審訊基地。房間四壁都裝上了厚厚的軟包，隔音，且防撞。窗戶被封死，里面的人24小時被看守，與世隔絕。

在這里，法律的陽光照不進來。

13天里，專案組向暴家的年輕人展示了他們的全部“業務能力”。

為了讓審訊更“方便”，他們甚至將暴繼業父子三人，轉移到郊區一個僻靜的農家小院里，那里有特制的刑具：

鐵籠子。

根據事后庭審披露的細節，辦案人員的手段系統而殘忍。他們用PVC塑料管猛擊腳底板，劇痛，但不容易留下外傷。他們用皮帶抽打，用鎬把毆打。

他們還用一種更古老的工具。

手搖電話機。

這是老式軍用電話的發電裝置。電線的一頭夾住受害者的手指、腳趾，甚至生殖器，另一頭連著電話機。審訊者搖動把手，強烈的電流便會貫穿全身。

暴繼業在庭上回憶那種感覺：

雙手不受控制地顫抖，全身抽搐。

暴欽瑞作為專案的重點突破對象，遭受的折磨尤為慘烈。他的雙手、雙足、陰囊，都留下了明顯的電擊傷痕。

轉折發生在第12天夜里，2022年7月19日。

當晚，暴繼業戴著黑頭套，被銬在椅子上。他聽見了隔壁房間傳來兒子暴欽瑞的慘叫聲，但很快，聲音就消失了。

屋里一片死寂。

片刻后，他聽到門外有人壓低聲音，匆匆說了一句話。

那句話，像一顆子彈，擊穿了那個夜晚的死寂，也擊穿了一個父親的心。

完蛋，電疵了。

那天深夜，暴繼業發現，自己腳上的鐐銬和手上的手銬，被人悄悄卸掉了。第二天，長期干癟的伙食突然變好，送來了牛奶和蛋糕。

他知道，出大事了。

7月20日凌晨，暴欽瑞在新樂市醫院被宣告死亡。從被帶走到死亡，一共13天。

悲劇發生后，家屬強烈要求查明死因。

第一份尸檢報告，來自山西醫科大學司法鑒定中心。結論很模糊，排除了機械性損傷和中毒，但指向了一種可能：

不排除竇房結病變引起心電紊亂、心臟驟停。

換句話說，他可能是自己心臟病發作死的。

暴繼業不信。他拒絕簽字。他知道兒子身體很好，是個退伍軍人。他更知道那句“電疵了”意味著什么。

在最高檢的督辦下，第二次尸檢啟動。權威的結論終于在2024年4月到來。

最高檢司法鑒定中心的報告直指核心。

暴欽瑞死于肺動脈血栓堵塞，而血栓的形成，與他生前遭受的：

長時間限制性體位、反復機械性損傷、電擊損傷密切相關。

酷刑，才是死因。

真相大白后，暴家人反復提出一個卑微的請求：

他們想看看賓館里的錄像，想知道暴欽瑞生命中最后13天，到底經歷了什么。

得到的回復，只有一個詞：

沒有。

5

在河南，冀廷梅的舅舅孟相峰，也倒在了“指居”的路上。

他的死亡過程，沒有河北的13天那么迅猛，但更為漫長，也同樣充滿了痛苦。

2022年1月21日，孟相峰被從看守所帶出，送到淅川縣楚都賓館，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他不是直接死在那里的。

他是從那里出來后，身體徹底垮掉，在幾個月的痛苦掙扎后，最終不治身亡。

進去時，他是一個體重180斤的壯漢。

2022年10月，當他因重病被從看守所送往醫院時，已經形容枯槁，完全脫相。

瘦骨嶙峋。

一位律師在語音里回憶，孟相峰的體重驟降了：

60斤。

他生前曾明確地告訴自己的辯護律師，他在那個賓館里，遭受了辦案人員的：

嚴重刑訊逼供。

2023年4月9日，孟相峰在醫院離世。

人死了，案子怎么辦？淅川縣法院下達了一份裁定：

終止審理。

裁定干脆利落。人沒了，案子自然也就沒了。孟相峰的律師，從此被擋在了法庭門外。

家屬不服，上訴至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他們不求別的，只希望能繼續審理，還孟相峰一個清白。

南陽中院展現了更高超的法律智慧。它針對下級法院的“終止審理”裁定，又下了一份新的裁定：

中止審理。

一個終止，一個中止。

這個文字游戲，像一個完美的程序閉環，最終效果只有一個：孟相峰的律師，還是不能出庭。死人不能說話，活著的律師也不能替他說話。

和河北的暴家一樣，孟相峰的家人也想知道，在那個叫“指居”的地方，到底發生了什么。

他們同樣要求查看全程錄像。

得到的回復，也同樣言簡意賅。

同樣沒有。

在河北，一條生命在13天內被終結。

在河南，一條生命在幾個月里被耗盡。

一個死于酷刑，一個死于酷刑之后。

他們都沒能走出那個叫“指居”的黑箱。

6

悲劇并未因死亡而終結。

對于活著的人來說，真正的戰役才剛剛開始。

在河南，孟相峰的死，成了法院程序游戲里的一顆棋子。他去世兩周年的忌日，被淅川法院特意選為冀廷梅案部分被告的開庭日。

這儀式感，拉滿了。

開庭當天，法院門口黑壓壓地站滿了想來旁聽的群眾。

法律規定了審判要公開。但在淅川法院，他們有自己的理解。

上午九點多，法院直接把伸縮大門：

鎖上了。

想進去？得在那個神秘的“旁聽名單”上。

法庭內，斗爭在以一種更技術化的方式進行。

畢祺祺和律師們發現，他們的麥克風，總在關鍵時刻掉鏈子。不是年久失修，而是一種更精準、更智能的故障。

當律師慷慨陳詞時，聲音會突然：

就沒了。

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精準地按下了靜音鍵。

這個動作，據家屬視頻里的指認，并非來自書記員或法警，而是來自一個更高級別的單位：

南陽中院的運維人員。

一個冰冷的詞匯，“技術處理”，被賦予了全新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含義。

被告人家屬被這種“特色服務”逼得走投無路。他們選擇了最直接，也最卑微的方式：

自己買。

你不讓我用你的麥？

行，我自己帶擴音器。

于是，便有了酒店房間里，法官畢祺祺對著鏡頭介紹新裝備的那一幕。他語氣平靜，背后卻是憤怒與深深的不信任。

連夜采購的。

五個嶄新的便攜式音箱，配著話筒。它們不是音樂節的裝備，而是兩個家庭想在法庭上發出聲音的最后希望。

在河北，斗爭以一種更赤裸、更暴力的方式展開。

暴繼業拒絕了警方的“諒解”要求后，等來的不是正義的判決，而是新一輪的抓捕。

他這個為兒子申冤的父親，成了“尋釁滋事”的新主角。

他被關進了無極縣看守所。他的律師，北京來的金磊，一次次地要求會見。

看守所的回復，像一部循環播放的官樣錄音。

“領導很忙，正在開會研究。”

“別急，人在提審呢，走不開。”

“下次，下次一定給您安排上。”

這話聽著耳熟，像電商客服在說：

親，這邊已經為您加急催促了呢。

金磊律師不信邪，他直接打電話給駐所檢察官何躍坤，請求監督。

電話那頭，何檢帶著幾分酒氣，開門見山：“我今天喝了酒了。”“你們是黑社會，你知道了嗎？這是市局定的。”

當律師澄清自己只是在履行職責時，何檢對他發出了一個頗具個人色彩的邀約：

你能見見我嗎？......我聽你說話挺好的。

在酒精和權力的雙重催化下，這場對話最終滑向了最赤裸的權力宣示。

當律師無奈地表示自己已經四天沒見到當事人時，何檢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氣回應：

你見什么見？不叫你見就不叫你見了。怎么這事你還不清楚啊？

7

在這兩起案件中，“搞一家人”的邏輯，不僅體現在抓捕階段，更貫穿于整個司法過程，甚至演變成了對受害者家屬和辯護律師的圍剿。

河南的法庭外，早已硝煙彌漫。

攻擊冀廷梅及其律師團隊的短視頻，在網絡上瘋傳。指控聳人聽聞：

兩千萬律師費，就能把黑社會洗白？

這些視頻的點贊、傳播者里，出現了大量耐人尋味的身影：

南陽當地政法系統。

其中包括此案的公訴人之一，夏國朝副檢察長。

以及正在審理此案的，淅川縣法院的工作人員。

畢祺祺發現了其中的貓膩。他指出，這些視頻的主要傳播推手，是一個叫梁國立的人。這個名字，對于冀家過往，并不陌生。

據畢祺祺說，正是這位梁國立，曾在律師們調查取證時：

故意當眾辱罵律師，并動手損毀了律師的手機。

一個十多年前因妨礙司法取證被處罰過的人，如今成了網絡爆料者，義憤填膺地揭露“律師黑幕”。

歷史記錄并非無瑕疵的人物，此刻卻占據了輿論的制高點。

這場針對律師和家屬的輿論戰，早已不是簡單的吃瓜群眾圍觀。它有更清晰的目的：

庭外輿論定調。

當追訴犯罪的國家代表和本應中立的審判人員，都在用指尖為一方投票時，法庭內的判決，似乎早已提前寫好了結局。

在河北，這種圍剿來得更直接。

為暴繼業辯護的律師冷慧，在2025年6月4日，第一次去無極縣看守所要求會見時，被告知：

所有暴姓嫌疑人，都暫停會見。

理由是，市局治安處置支隊下了書面通知，說暴士峰等人：

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冷律師懵了。他手里拿著的拘留通知書上，白紙黑字寫的是“尋釁滋事”。幾天之間，一個街頭混混的罪名，一步登天，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級別。

這中間發生了什么，沒人知道。看守所也說不清楚，只給了一個166開頭的專案組電話。

電話那頭，永遠無人接聽。

辦案單位和辦案人員，就這樣憑空消失了。

律師們不甘心，第二天直接沖到石家莊市公安局治安處置支隊。快下班時，終于有個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輕警官出來，建議他們繼續打那個166開頭的電話。

后來律師們才知道，這位“好心”的年輕警官：

自己就是治安處置支隊的人。

一個“危害國家安全”的口袋，就像一個黑洞，吞噬了所有的法律程序，也吞噬了暴家老太太翟貴須想知道親人死活的最后希望。

當律師和家屬被權力徹底隔絕在外時，他們能做的，只剩下最原始的抗議。

就像畢祺祺連夜采購的音箱，和暴繼業寫給媒體的公開信。

它們都是在叩問那扇緊閉的鐵門和失聲的話筒。

8

在河北，暴家面臨的，不是一場常規的司法審判。

那是一場，關于“罪名”的猜謎游戲。

謎底，永遠隨著提問而改變。

律師冷慧手里，攥著一張白紙黑字的拘留通知書。上面寫著，暴家人涉嫌的，是那個最常見的口袋罪：

尋釁滋事。

可當他拿著這張通知書，來到無極縣看守所要求會見時，罪名卻突然升級了。看守所的回復是，市局有通知，所有暴姓嫌疑人暫停會見，因為他們涉嫌：

危害國家安全。

一個街頭混混的罪名，在幾天之內，一步登天，成了國家公敵。

冷律師以為案情發生了驚天逆轉。可沒過幾天，當公安機關向檢察院提請批捕時，這個高聳入云的罪名，又悄無聲息地落回了地面，變成了另一個更具體的詞：

聚眾斗毆。

罪名像一個變色龍，根據不同的場景，變換著不同的保護色。

但檢察院似乎對這場變色游戲失去了耐心。6月17日，一紙決定，讓這個不斷變形的罪名，暫時失去了附體的理由：

不批準逮捕。

法律的邏輯很清晰：不批捕，意味著證據不足，人應該重獲自由或減輕強制措施。

然而，在河北，法律的邏輯有它自己的岔路。

“不批捕”的決定下達第二天，暴士峰從看守所里消失了。律師得到的答復是，人已被市公安局提走：

原因不明，去向不明。

兩天后，那份最終的謎底揭曉了。家屬收到了來自無極縣公安局的通知書。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通知書》。

歷史，在此刻完成了它最精準、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閉環。

那個曾經吞噬了暴欽瑞生命的地方，又回來了。它像一個黑洞，再次將暴家人吸入其中。

《刑事訴訟法》的條文，此刻讀起來像一則冷峻的笑話。它說，采取監視居住的前提，是“符合逮捕條件”。

而就在幾天前，檢察院剛剛以國家的名義，宣告了“不符合逮捕條件”。

當程序的“是”與“否”可以如此輕易地自相矛盾時，法律的尊嚴，已經被徹底推平了。

比罪名更神秘的，是辦案的人。

他們自稱“專案組”，卻不肯透露姓名和職務。他們在電話里對律師發出充滿酒氣的邀約，又在會見室里用三個字回答所有核心問題：

拒絕回答。

他們像一群幽靈，操控著這場游戲，卻從不以真實的面目示人。

而八十多歲的翟貴須，暴欽瑞的奶奶，還在等。

她不懂那些復雜的罪名，也不懂那些繞口的程序。她只想知道，為什么兩年前死了一個孫子，兩年后，她剩下的三個兒子、三個孫子，又被抓了進去。

而在河南，那場關于“強迫交易”的庭審，也充滿了“醫學奇跡”。

一名“被害人”在筆錄里沒提過肋骨疼，最后的鑒定卻是肋骨骨折。

另一名“被害人”醫院診斷是左額頭受傷，到了法醫檢查那里，傷口學會了左右橫跳，變成了右額頭受傷。

還有一名“被害人”的鑒定，依據的檢查報告寫的是“骨髓水腫”，到了鑒定人筆下，成了一字之差、天差地別的：

脊髓水腫。

更熱鬧的是，當庭有律師質疑鑒定人的簽名筆跡前后不一，問那字是不是他簽的。鑒定人明確表示：

拒絕回答。

這個聚眾斗毆案，靠著這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筆錄，硬是審了14天。

然后，法庭又接著審理了另一個尋釁滋事案。這個案子，只用了半天。

效率的提升，得感謝客觀證據。

據稱被打成“右腓骨粉碎性骨折”的被害人，在一段視頻里出現了。就在她自稱被打傷后不久，視頻里的她：

右腳穩穩站立，走坡路，上樓梯。

活動自如，一點不費勁。

幾分鐘的視頻放完，那些精彩的筆錄瞬間失去了色彩。

公訴人補充說，每個人對疼痛的感受不一樣：

骨折不代表不能走路。

靠嘴說，審了14天。有視頻，半天搞定。

時間成本的差異，顯而易見。

沒有視頻的時候，真相就藏在一堆相互矛盾的陳述里。需要律師們像考古學家一樣，在故紙堆里發掘、比對、質疑。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那兩個“指居”黑箱里，會發生那么多事。

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兩個家庭，都在反復追問同一個東西。

河北的暴家人還在問：“錄像呢？我兒子最后是怎么沒的？”

河南的冀家人也在問：“錄像呢？我舅舅到底遭遇了什么？”

兩個家庭，一個失去了兒子，一個失去了舅舅。他們都相信，親人死于酷刑。

但他們沒有證據，唯一的證據可能就在那份看不見的錄像里。

而官方的回答都是驚人地一致：

沒有。

無論是肉體的口，還是法律程序的口，都被堵上了。

世界瞬間清凈了，至少是他們想要的那種清凈。但總有些東西，是清不掉、關不死的。

比如人心向背，比如對公理的渴求，比如那如野草般卑微卻又頑強的希望。

暴繼業依然在等，翟老太太也依然在等。

畢祺祺還在抗爭。他抗爭的地方，從法院的辯護席，被強行轉移到了看守所的鐵窗后。

寫于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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