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中國對外援助最踴躍的時期之一。1962年，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穩妥務實的對外工作主張，包括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果被批判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糾“左”的嘗試，失敗了。

“1961年的元旦社論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少有的低調，與前一年相比，對國內形勢的分析不僅篇幅增加，而且也務實得多。社論承認‘農業兩年歉收’，1960年‘農業生產計劃和依靠農業供給原料的輕工業生產計劃都沒有能夠完成’。”

這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牛軍在其文《1962：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前夜》中的引述。

王稼祥

1962年無疑是共和國史上最為復雜敏感的年份之一。饑荒的陰霾猶存，處于全面衰退中的國民經濟尚無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門起初是農業，后來逐步蔓延到輕工業、重工業。就國際環境而言，周邊事件層出不窮：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紛爭升級；1962年，中蘇關系的驚天大事，則是新疆伊犁地區6萬多名中國居民大規模外逃到蘇聯；而在東南沿海，蔣介石政權則趁大陸經濟衰退，籌劃從臺灣反攻大陸，60萬解放軍不得不因此備戰集結。毛澤東判斷，這是“帝反修”的聯合進攻。

一向謹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茍言笑、冷靜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國的內外交困中，將自己推向了風暴眼。

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關頭表態。作為黨內資深領導人，王稼祥25歲便出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出了最關鍵的一票，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962年，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再一次面臨擔當與抉擇。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靜。妻子朱仲麗發現，他經常一個人長時間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時坐下來匆匆寫些什么，有時又擱筆凝視窗外，或是在房間里不安地踱來踱去。曾擔任過駐蘇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們蘇聯的公社垮臺已有前車之鑒。而此時，中國的人民公社未經試點，就在全國的窮鄉僻壤一瞬間都建立起來了；黨的領導同志已開始擔心“糧食吃不完怎么辦”，而且已經開始同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討論這個問題了。

得知王稼祥對“大躍進”有意見，毛澤東說：“兩百多名中央委員，也就王稼祥一個人反對。”

1950年，毛澤東與王稼祥交談

1962年，王稼祥的憂慮變成了現實，國內外局勢都出現了罕見的嚴重局面。據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

王稼祥找劉少奇長談了一次，隨即在內部小范圍進行了討論，但規定不許向外講，用他的話，是“關起門來談一談”。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給“恩來、小平、陳毅同志”寫信的方式，寫成了一個作為《黨內通訊》的信件。

與此同時，王稼祥還建議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三和一少”

王稼祥1962年上書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沒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導屬下工作人員，天下事有些是辦不到、而且不該辦的，而要制止、特別是糾正來自“上面”的“左”的東西是很難的。結果不幸而言中。

“從來沒有考慮過后果，因為他不是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說。她認為丈夫是一個富于思考的人，看見一些事情對黨和人民不利，他認為自己不說話，就不是一個好黨員。

1959年毛澤東、鄧小平、王稼祥在一起

王稼祥寫建議信有一個推動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講意見。”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議信結尾處加上了這樣一段話：“嗦嗦寫了一大篇，可能毫無參考價值，只是打擾你們。但既然有這些想法，就寫出來，即使是完全錯誤的，想你們也不會責備和見怪。”

但就是這樣謙恭的行文，仍然引發了復雜的結果。

據王力回憶：“當時毛主席掰著指頭說：這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這是‘三和一少’！”

而“三和一少”的即興發言，最終被想插手中聯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麗在《毛澤東與王稼祥——疾風知勁草》一書里記載，“他到處煽風點火，說中聯部的錯誤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即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

康生更將“三和一少”，發展為“三降一滅”，還寫進了九大的政治報告，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現代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而與之針鋒相對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運動。

王稼祥和夫人朱仲麗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官”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官”，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說過的話。在該文中，王稼祥首次總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

毛澤東曾經屢次挽救過王稼祥的政治生命，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實上終結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實際撤銷了中聯部部長的職務，不再是黨的重要領導人，并搬離了中南海。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兒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殺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軟禁，朱仲麗被“專案組”定為“現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聯部一間朝北的小屋里，一關就是六七個月。

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康生提出要徹底砸爛中聯部這個“三降一滅”制造廠。王稼祥難以承受和應對，由于極度緊張，他產生了精神紊亂和幻覺、幻視癥。他不斷地喊：“我沒有罪！”朱仲麗記述說：“入夜，他仍不時地驚叫。”

1974年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臟病發作猝然離世，終年68歲。

1938年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圖為全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后排左起：陳云、秦邦憲、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三斗一多”戰勝了“三和一少”。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我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

我國的對外援助也達到了新高。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張郁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引述，進入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主張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援助。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提出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而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當年對外援助支出達到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當時的對外援助金額之大：“最高時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

1979年，中央為所謂 “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通報指出：“建國二十多年來，根本不存在一條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中聯部的工作和其他外事部門一樣，執行的是中央的路線，重大決策都是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定的。工作中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中聯部的干部和群眾是好的。”

針對1962年王稼祥上書的非凡勇氣，《王稼祥傳》作者、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徐則浩，在采訪結束后又特地給記者打來電話，復述了當年胡耀邦的一句評語：“總的說來，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遜色，并且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