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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質夫既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傳承者、光大者，又是鄉村師范教育理論的開拓者、踐行者。綜觀黃質夫一生尤其是他知天命之前的經歷，他心中始終涌動著這樣幾個重大的歷史命題：教育能夠救中國，中國的主體在農村，拯救中國的關鍵是鄉村教育，而實現理想的鄉村教育的根本途徑則是辦好“鄉村教育發源地之鄉村師范”（語出《服務鄉教八年之自省》，以下簡稱《自省》）。他的許多重要思想和實踐活動都與棲霞鄉村師范學校有著極深的淵源。獲悉南京市棲霞區地方志辦公室、檔案局（館）、教育局要組織編纂《師之范——黃質夫在南京棲霞》一書，作為黃質夫先生的晚輩校友和中國教育史的研究者，筆者欣慰有加，額手稱慶。現擬從教育作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四個方面，探討一下黃質夫的鄉村師范教育思想。與黃氏縝密、完整、系統的鄉村師范教育思想相比，本文實恐是管窺蠡測、掛一漏萬，因而姑且以“擷要”述評之。

教育是“改造鄉村唯一的工具”，鄉村師范是“鄉村教育發源地”

黃質夫認為，“改造鄉村唯一的工具，就是教育”（語出《中國鄉村的現狀和鄉村師范生的責任》，以下簡稱《責任》）。此處的教育顯然是指鄉村教育。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就明確指出“鄉村教育為鄉村復興之源泉”（語出《自省》）。而鄉村教育的發源地就是鄉村師范。他從中國當時的國情出發，針對中國農村經濟文化非常落后的現狀，抓住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存在的突出問題，通過興辦鄉村師范學校，發展鄉村文化教育，培養鄉土人才，開發智力，以發展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就是要“救百萬村莊的窮，化萬萬農民的愚，爭整個民族的臉”（《棲霞鄉師校歌》）。他希望短期之內就能夠建成“野無曠土、村無游民、人無不學、事無不舉”的“理想鄉村”（語出《棲霞鄉村師范服務社會之實況》），并將這種理想鄉村稱之為“棲霞新村”，“大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憂樂與共，攜著手兒齊向那光明路上走，實現新中國的鄉村，躋中國于自由平等的地位”（語出《棲霞新村》半月刊發刊詞）。具體而言，僅在“推廣”方面就要做到六要：“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普及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知識，提倡農村娛樂，培養農民道德”（語出《我們的主張與實施》，以下簡稱《主張》）。當然，“最后的責任，還在改進農業社會，使它科學化、工業化、商業化起來”（語出《中等學校勞動生產訓練》）。

鄉村師范學校要培養集教師、導師、領袖于一體的英雄式人物

黃質夫早年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兵連禍接，民不聊生。他對當時中國鄉村的狀況有著清醒而痛苦的認識，統治者、壓迫者、剝削者聯手對農民實施的“剝膚敲髓、竭澤而漁”的舉動，致使農村出現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現狀，那就是“鄉村人民生計的困苦”“鄉村人民知識的淺陋”“鄉村風俗的頹惰”和“鄉村人才的缺乏”（語出《責任》）。而當時，事實上真正到民間去，真正能夠做下層工作的，“只有鄉村教師”（語出《和鄉村教師的談話》）。有感于此，他提出鄉村師范學校的學生必須是“在校為好學生，出校為好教師”（語出《自省》），要成為能文能武、能官能民、能屈能伸、德才兼備的多面手，做一個集“良好的鄉村教師”“灌輸農民知識、改進農民生活的導師”與“發展鄉村社會事業的領袖”于一身的英雄式的人物（語出《責任》）。黃質夫為《我是師范生》寫的歌詞中就有這么一句話：“學有專長，當仁不讓，獻身教育，造福邊疆，赫赫英雄我首創。”這些人在畢業之時要具備七項資格（語出《責任》）：他們不僅是坐而言的人，還要是起而行的人；對于各種基本知識，應有充分的修養；體格健全，能耐勞苦，品格高尚，堪做鄉民的表率；有各種應用的常識，且明白教育原理以及近代社會的趨勢；對于本身職業，有濃厚的興趣，肯認定他的職業為終身職業；長于社交，能得各方面的助力；了解鄉村社會情形，熟知農民習性，安于鄉村生活，視改造鄉村為最有樂趣的事業。

1936 年校長黃質夫與江蘇省立棲霞鄉村師范學校(二五)級畢業生合影

當然，在黃質夫的設想中，而要想培養出這種“赫赫英雄”，那就必須擁有“才能勝任、德能感人”的導師，這些導師應該是一些十項全能的人——他們要具備這樣十個條件（語出《自省》）：有許身鄉教宏愿、改造鄉村決心；厲行儉樸，重視勞作，為學生倡；遵守學校紀律，努力為學生表率；努力進修，力求深造；師生共同生活，不自居于例外；精選教材，懇切指導，務使學生學有所用；有勞而不怨、誨人不倦精神；愛惜公物，共體時艱；見利思義、見危受命，示學生以楷模；愛學生如子弟，視學校如家庭，認鄉教為終身事業。

“以教育求合于社會需要”

針對中國當時的實際和鄉村師范學校的特點，黃質夫提出了包括教導、訓育、體育、推廣在內的全面教育思想（語出《主張》）。他格外重視學生道德品質和實用技能的培養。他認為德育（即訓育）是核心，是辦學的方向和重心所在，始終強調“愛國報國，求實苦干，獻身鄉村，文明禮貌”等。他明文規定“校長負訓導上的最高責任”，并制訂各個年級的具體要求和實施方案，循序漸進，嚴格執行。在智育等方面強調學以致用，“務期教應所需，用出所學”“以教育求合于社會需要”（語出《自省》）。講究的是水無定勢，兵無定法。可以說是，除了最基礎的文化知識之外，農民需要什么，鄉村需要什么，農業需要什么，他就組織鄉村師范的學生學習什么，這便是他的“職業課程宜增加”“淺嘗課目宜減并”的思想。他所講的淺嘗課程是指那些“無所不能”而又“未成一技”、“實無可用”的“空泛”課程（語出《自省》）。除基本文化課和教育專業課外，在他任校長的學校均增設農業常識、工藝常識、醫衛常識、手工勞動、音樂、美術等課程，所有課程均嚴格考核。棲霞鄉師規定學生須學會一二種樂器，畢業考試前多出現秉燭夜“彈”、校園樂聲悠揚的情景。學校還將課外活動視作第二課堂，引導學生開展繪畫、音樂、讀書、作文、冬泳、園藝、標本采集等活動，舉行國語（普通話）演講、書法、美術、歌詠、專題辯證比賽等，在豐富多彩的活動中陶冶情操，增長知識，發展才能。在體育中，創設了“千分制”的千分考（語出《主張》）。而且，黃質夫所主張的教學內容的重點是動態的，變化的。例如，在抗戰的非常時期，他就在教學中加進了一種“探試”——訓練，包括精神、體格、生產、特殊技能、社會服務的訓練（語出《非常時期教育設施的一種探試》）。

“教育方法不妨多，教育形式不必同”

黃質夫既不贊同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也反對對歐美教學方法“未敢稍加變更”的做法，獨創性地提出了“教育方法不妨多，教育形式不必同”的黃氏教法。他根據鄉村師范教育的宗旨，通過調查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參考中外名家的研究，審察當時教育失敗的原因，提出了“實施工讀，以代實習；加緊勞作，以代體育；利用休閑，以代音樂”、強調“紀律軍隊化，生活勞苦化，思想篤實化”的鄉村師范教學新思路（語出《自省》）。就系統性、邏輯性、深刻性、新穎性而論，它們都稱得上是黃質夫“三三教法”或“黃氏三三法”。

黃質夫認為，作為職業學校之一的鄉村師范學校，理應做到工讀結合，“以做為經，以教學為緯”，“做學教合一”。但是，由于時人“泥于外國之書本，不求合于中國之實際”，以致于即便是職業學校也還是“反復于章句，而離去其事實”，完全是“八股之貽毒”，毫無“教育之真諦”。事實上，鄉村師范教育乃“生利之事”，不可做“紙上空談”。所以，他主張“以工作代其實習”，這“固不妨礙其全體學習，更依學生工作成績，給以報酬，以代替公家之供膳，杜斷其不勞而獲之心”。體育的真正目的應該在于“活潑肌肉，強健體格”，而不是“執為專好，廢棄其他”。“加緊勞作，以代體育”，既能達到體育的目的，又可“除浮囂之習，去奢侈之風，張自信之念，塞外漏之卮”。音樂有益于人生，可于休閑時“聚二三同好，作音樂演奏”，既“有補于鄉村人民之生活”，又“不浪費學生學習之光陰”。而在訓練中，黃質夫則十分重視紀律軍隊化、生活勞苦化和思想篤實化。他以昔日的普魯士“曾以全國師范生，采用軍隊之訓練，一戰而勝法”為例，來證明鄉村師范為抗日戰爭做出自己貢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他認為勞苦者自高尚。對于當時“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者，人亦莫斥為廢棄；從容儒雅，自矜高貴者，群仍奉以為清流”的丑惡現象，他深惡痛絕，認為這些“人格凋喪”的人“得意則誤國，失意則害民”。所以，他才極力倡導勞苦：“身既習于勞者，志自趨于高尚，去脆弱頹惰之風，養發揚蹈厲之氣。以此強國，何國不強，以此治校，何校不治？”針對青年意慮不深，容易輕信盲從的個性，希望他們能夠“相互勖勵于正心誠意之間，而不存重于責人輕于自恕之念”，秉持操守，思想篤實。

本文 摘自中國文史出版社《師之范——黃質夫在南京棲霞》（2012年7月第一版）。作者王運來，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現兼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理事、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校史研究分會（又稱全國高校校史研究會）副理事長、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分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教育考試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