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氏三雄：他們不是漁民，是“水上游民”

——洞燭

水上游民

答案其實寫在地理里

《水滸傳》里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兄弟，是梁山水軍的核心將領，被稱為“阮氏三雄”。

他們出身貧賤，以打魚為生，
但一旦上了戰(zhàn)場，沖鋒陷陣不輸將門虎將。

今天我們不談他們怎么劫生辰綱、怎么水戰(zhàn)破敵，
我們要問的是：

為什么這三兄弟比大部分落草的農民更剽悍？

答案其實寫在地理里。

他們不是農民，也不是一般意義的“漁民”，而是一種特殊的群體——

水上游民。

天差地別

本身就是邊緣狀態(tài)

書中寫他們住在“石碣村”，緊挨著水泊梁山。

我們對照一下真實地理，大致可以推斷：

石碣村的位置，靠近大湖，水路發(fā)達，甚至直達黃河。

屬于宋代中國重要的水路走廊。

所謂靠水吃水，這里就不是以農業(yè)為主的。

在中國傳統(tǒng)的農耕帝國里，土地是財富的核心。

但在這些“水路縱橫、土地稀少”的地方，
打魚、擺渡、走私、運輸反而成了主要生計。

于是，這里形成了一個邊緣卻活躍的群體——

非定居的水上人。

我們經常把“漁民”和“農民”一并理解為“底層百姓”。

但從地理—政治—文化結構來看，他們其實天差地別。

對比維度

農民

VS

漁民

生存模式

依賴土地、季節(jié)性耕作

依賴水域、流動性作業(yè)

社會組織

村落結構、宗族體系強

多為散戶、松散聯(lián)盟

對官府態(tài)度

順服、配合賦稅征糧

抗拒管控、擅改遷移

暴力傾向

自保為主、群體被動反抗

游擊式反抗，擅長突襲

這意味著什么？

農民的“革命性”其實并不強，他們更擅長的是忍耐與自救；

而水上游民，則天然具有：

流動性：跑路能力強，躲避官府快；

組織性弱但行動性強：不講祖宗家法，但有小團體默契；

暴力適應度高：對沖突不恐懼，甚至習慣小規(guī)模斗毆與搶掠。

再結合阮氏三雄的背景——

同村三兄弟，血緣緊密；

平日打魚、偷渡、押運，熟悉江面；

又沒有土地要顧、宗族要牽掛；

你就知道，他們不是“為了造反而造反”，
而是本身就是邊緣狀態(tài)，離反就只差一個機會。

為何不跑

不得已中的主動選擇

晁蓋劫完生辰綱之后，沒有跑路，而是直接回村落家，一副“老子不怕你”的架勢，這就體現(xiàn)出他心中的底氣：

地頭人脈根深蒂固：
鄉(xiāng)民、莊客都支持他，幾位義士都是本地交情，這意味著——就算他犯法，官府也很難撼動他。

朝廷派系糾葛復雜：
他劫的“太師蔡京的禮物”，但地方未必真的想管得太緊，甚至可能某些人正好借刀殺人。

地方權力衰退，空出灰色地帶：
宋代中后期，中央集權與財政壓力日益加劇，地方“失控”已成常態(tài)，晁蓋的行為正好踩在了這個制度裂縫上。

最終他上了梁山，是不得已中的主動選擇：

體制內活不下去了，那就干脆自己當一方體制外之王。

權力脫軌

自己另起爐灶

你如果看《水滸》的核心班底，會發(fā)現(xiàn)一個規(guī)律：

有將門出身的，比如關勝、呼延灼；

有農民起義的，比如陶宗望

有地痞流氓的，比如牛二

有游民出身的，比如劉唐、石秀

其中最早成氣候的，都是“非農業(yè)出身”的人。

為什么？

因為造反這件事，在中國古代是不可回頭的事。
你一旦入局，就必須玩命，就必須流動，就必須不念“穩(wěn)定”。

而這正是阮氏兄弟的優(yōu)勢：

他們沒有地——失去不了什么；

他們沒臉面——不怕當草寇；

他們會劃船、打架、搶東西——這些技能，太實用了。

在《水滸》的早期幾場關鍵戰(zhàn)役中：

劫生辰綱，靠他們奮勇當先；

晁蓋被圍，靠他們從水中逃出；

梁山開戰(zhàn)，靠他們水軍突襲敵營。

可以說：

沒有他們，梁山就是一群陸地上的理想主義者。

我們習慣將水滸一百單八將稱為“好漢”，
但阮氏三雄，才更接近中國古代真實的“水寇”形象。

在宋朝，尤其是南宋，
江湖水盜成災，朝廷反復下詔整頓水上走私和民兵——

為什么？因為這些人根本不受官方控制，
他們是“下不著戶口、上不掛編制”的人群。

他們靠什么吃飯？

打魚是副業(yè)，

押運貨物是正經買賣，

搶劫、勒索、走私是補貼收入。

阮氏三兄弟，正是這類“灰色邊緣人”的典型：
他們看似低調，實則兇悍；
他們講義氣，但不守規(guī)矩；
他們出場不多，卻在關鍵處總能殺個回馬槍。

下回預告

閑漢白勝

一個“沒本事又不愿干活”的人，如何在江湖里找到存在感？

他不是英雄，不是潑皮，也不是官軍敗類，
他是“游手好閑”的白勝——一個典型的無技能閑漢。

下期我們講：

白勝：水滸里的“失敗小人物”，為什么也能參與改天換地？

訂閱本號

光顧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