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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1. 愛人不親，反其仁

關愛他人卻未得到親近，就要反思自己的仁愛是否真誠完備。《論語·學而》中孔子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強調仁的核心是發自內心的真誠關懷。若“愛人不親”，并非他人無禮，而是自身的仁愛可能流于形式（如《孟子·離婁下》批判的“以力假仁”），未真正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需回歸仁的本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

商湯“解網施仁”

商湯滅夏前，曾在野外見獵人四面張網捕鳥，便命人撤去三面網，只留一面，并禱告“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史記·殷本紀》）。當時諸侯皆贊“湯德至矣，及禽獸”，紛紛歸附。

若商湯僅以武力威懾諸侯（“愛人”流于形式），諸侯必生抗拒（“不親”）；但他通過“網開三面”的細節，將仁心延伸至禽獸，以“至仁”打破諸侯對強權的戒備，正是“反其仁”——用極致真誠的仁行替代虛浮的拉攏，最終實現“天下歸心”。孟子曾盛贊商湯“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恰是對“反其仁”效果的印證。

劉備“攜民渡江”

曹操南征時，劉備從新野撤退，百姓自愿追隨，“日行十里”，部下勸劉備棄民速行，劉備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三國志·蜀書·先主傳》）。雖因此被曹軍追上，險遭覆滅，但百姓卻更堅定歸附。

若劉備為自保棄民（“愛人”流于口號），必失民心（“不親”）；但他在生死關頭堅守“以人為本”，將“仁”從口頭承諾落實為行動抉擇。這種“反其仁”——反思“仁”的本質是“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而非功利性的籠絡，最終讓“新野之民”甘愿生死相隨，成為蜀漢政權的民心根基。

2. 治人不治，反其智

治理他人卻未能管好，就要反思自己的智慧是否足夠、方法是否得當。

孟子主張“仁政”，認為治理的關鍵在“智”——既包括知人性（“性善論”），也包括懂方法（“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梁惠王上》）。若“治人不治”，并非百姓難管，而是自身缺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智慧（《孟子·公孫丑上》），或用“霸道”而非“王道”，需反思是否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孟子承孔子思想）。

子產“寬猛相濟”

春秋時期，子產初治鄭國時，因過于側重嚴苛刑罰（“猛”），百姓雖不敢違法，卻心存怨恨（“治人不治”）。子產反思后意識到，“智”不僅是嚴明法度，更需兼顧人情，于是調整策略：一方面保留必要的刑罰約束，另一方面推行“寬政”——興修水利、聽取民意、減輕賦稅。最終百姓“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產最初的“治”因缺乏“寬猛平衡”的智慧而效果不佳（“不治”），他通過“反其智”——反思治理需剛柔并濟，既明辨“法與情”的邊界，又洞察百姓“畏刑更需懷德”的需求，最終以周全的智慧實現了鄭國的穩定。

唐太宗“納諫改過”

唐太宗初期曾因大臣魏征屢次直言進諫而心生不滿，甚至私下抱怨（“治人不治”：想讓大臣順從卻遭抵觸）。但他反思后意識到，“智”并非獨斷專行，而是“兼聽則明”（《資治通鑒·唐太宗貞觀二年》），于是主動接納魏征的批評，完善納諫制度，鼓勵群臣直言。最終形成“貞觀之治”，群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唐太宗最初的“治”因固守“君主權威”而忽視“納諫之智”，導致君臣關系緊張（“不治”）。他通過“反其智”——認識到治理需借助眾人智慧，而非個人獨斷，以“明是非、肯納諫”的智慧化解矛盾，實現了君臣同心的治理效果，印證了孟子“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孟子·公孫丑上》）的治理思想。

3. 禮人不答，反其敬

對人以禮相待卻未得到回應，就要反思自己的恭敬是否發自內心。孟子強調“禮”的本質是“恭敬之心”（“恭敬之心，禮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反對“禮崩樂壞”下的虛禮。如《孟子·告子下》中，孟子拒見齊王使者，因齊王“托疾召我”，正是認為對方無真敬；反之，若“禮人不答”，需反思自己是否如孔子所言“為禮不敬”（《論語·八佾》），將禮淪為表面儀式，而非“中心悅而誠服”的真誠態度（《孟子·公孫丑上》）。

孔子見南子

春秋時，衛靈公夫人南子名聲不佳，卻希望見孔子。孔子初拒，后為推行禮樂之道而赴約，見面時嚴格遵循禮儀（“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史記·孔子世家》）。但弟子子路對此不滿，認為孔子“禮人不答”（南子的品行難稱“配禮”，且會面易遭非議）。孔子并未辯解，而是反思自身：“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強調自己的“禮”源于對“君臣之禮”的真誠堅守，而非對南子個人的認同，最終以“敬于道而非敬于人”的純粹性化解了質疑。

孔子的“禮”雖未得到子路的即時理解（“不答”），但他通過反思“敬”的本質——堅守禮儀背后的道義原則，而非迎合他人評價，證明了“敬”的真誠性，最終贏得弟子的理解，也踐行了“君子敬而無失”（《論語·顏淵》）的準則。

宋濂“冒雪訪師”

明初文學家宋濂求學時，曾冒大雪步行數十里拜訪名師，因衣衫單薄、凍得發抖，初見時老師態度冷淡（“禮人不答”）。但宋濂并未退縮，反而更加恭敬地請教，“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送東陽馬生序》），始終保持謙遜誠懇的態度。老師逐漸感受到他的真誠，最終悉心教導。宋濂后來回憶：“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正是通過反思自身“敬”是否足夠懇切，才以真誠打動對方。

宋濂的“禮”最初未獲回應，根源在于老師未感受到他的“敬”之誠。他通過“反其敬”——以更執著、更謙遜的態度證明求學之心的純粹，最終讓“禮”的核心（敬）被感知，印證了“誠于中而形于外”（《中庸》），“敬”的真誠終能跨越隔閡。

4.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凡是行動未達預期效果，都要反過來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孟子“內省”思想的核心，承繼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論語·衛靈公》）。孟子認為，外界的反饋是自身德行的鏡子：“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公孫丑上》）。無論是修身、處世還是治國，失敗的根源不在外，而在“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孟子·離婁上》）。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的本質，是將外部問題轉化為內在成長的契機。儒家認為，人無法控制外界，但能掌控自身修養——通過反思修正行為、純凈心性，最終實現“其身正，不令而行”（《論語·子路》）的境界。正如《中庸》所言“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唯有先“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這正是儒家“內圣外王”邏輯的起點。

《孟子·離婁上》記載，舜面對父親瞽叟的不慈、弟弟象的不仁，始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當家人對他冷漠時，他不抱怨“家人不親”，而是反思“吾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難道是我不夠仁厚、不夠有禮？）；經過反復內省，他以“孝悌”之心持續付出：“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厎豫，瞽叟厎豫而天下化”（《孟子·離婁上》）——最終以自身的真誠與堅守感化家人，實現家庭和諧，并成為天下效仿的榜樣。

5.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自身品行端正，天下人自然會歸順。此句呼應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孟子進一步提出，“正”的核心是“居仁由義”：君主“正己”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孟子·離婁上》）；士人“正己”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天下歸之”的根本，是德行的感召力，而非武力或權謀。

這句話與“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一脈相承：若天下不歸附，問題不在“天下人”，而在自身“不正”（如仁德不足、智慧欠缺、行為虛偽）。唯有先修正自身，才能從根本上贏得人心，正如孟子所言“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離婁上》），而“得民心”的前提，正是“其身正”。

《孟子·滕文公下》記載，商湯在討伐夏桀前，始終以“正己”立信：面對葛伯不祭祀祖先，湯不直接征伐，而是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得知葛伯缺糧后，又“使亳眾往為之耕”（派百姓幫葛伯種地），以“仁”正己；當葛伯反而殺害送飯的人，湯才出兵征討，此時天下人認為湯“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不是為了爭奪天下，而是為百姓討公道）；最終“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湯向東方征伐，西方部落抱怨為何不先救他們），天下人主動歸向，正是“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的生動體現。

6.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經》說：“長久地順應天命，幸福要靠自己爭取。”此句出自《詩經·大雅·文王》，孟子引此強調“反求諸己”的終極意義——天命與德行的統一。孟子認為，“天命”并非神秘意志，而是“民心所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泰誓》）；“自求多福”即通過修己之仁、智、敬，達到“順天應人”，最終實現“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將外在福報歸于內在德行的修養。

《文王》作于西周初年，是對周取代商的歷史總結。商人曾認為“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迷信天命永恒，最終因失德（如商紂暴虐）而亡國。周人則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認為天命會隨德行轉移。“永言配命”正是周人對自身的警示：唯有始終以德行契合天命，才能保住國運；“自求多福”則點明，王朝的長治久安（“福”）需靠統治者主動修德，而非依賴天命的僥幸。

對個人而言，“自求多福”意味著通過踐行“仁義禮智”修身處世，如孝順父母、誠信待人、行善去惡，自然會收獲人際和諧、內心安寧的“福”；對統治者而言，“配命”即“以民為本”，推行仁政、輕徭薄賦，百姓安居樂業則天下太平，這便是王朝最大的“福”。

正如《論語·顏淵》中孔子所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但緊接著強調“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雖承認命運有定數，但更重視通過自身德行主動創造“福”的條件。

孟子通過層層遞進的論述，將“反求諸己”確立為修身、處世、治國的根本原則：從具體情境的反思（愛人、治人、禮人），到普遍規律的總結（行有不得皆反己），再到終極目標（身正天下歸）與依據（天命自求），始終圍繞“內圣外王”的邏輯——修己是安人的前提，德行是成事的根基，這也是儒家“向內求”思想的經典表達。

好，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