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后的清政府在世界舞臺上一度表現得像個社會憤青，面對列強時總感覺很不服氣：老子進行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隨時都在準備翻盤。

于是，洋務搞了很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績，清政府底氣逐漸足了，腰板逐漸硬了，嗓門逐漸亮了。

眼看著就可以和洋人叫板了，不料日本這時跳了出來，劈頭蓋臉一頓打，居然把中國打敗了。

在亞洲，中國當了幾千年的老大，沒想到最后被一個自己從沒正眼看過的日本給搞趴下了。清政府徹底沒有脾氣了，本來想吃肉，沒想到連粥都有可能喝不上。

但是，一個憤青倒下，千萬個憤青立馬又站了起來。有人認為，我大清帝國就是吃肉的命，沒有肉，餓著也絕不該去喝粥。現在我們中國這頭雄獅已經醒了，可惜著了涼，渾身無力，不過不是什么大病，給開劑藥吃下就好了。

準備給大清帝國開藥的人叫康有為。

康有為

和中國其他醫生不同的是，康有為開的藥不是中草藥，而是西藥，名字叫“維新變法”。康有為認為，只要這一劑藥吃下去，保管中國這頭雄獅又能活蹦亂跳，吃肉喝酒，張嘴即有。

“維新變法”這劑藥其實是康有為自己配的，并沒有經過臨床試驗，至于藥效如何，估計他自己心里也沒底。但康有為對外宣傳的時候比某些電視廣告還能唬人——這劑藥一定而且肯定能治療中國的貧弱之病。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有些人是信了，而且信得厲害，其中就包括梁啟超、譚嗣同和嚴復等人。時間長了，本來還半信半疑的康有為也變得完全相信了。

需要說明的是，康有為等人用“維新變法”來救治中國，不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為出發點，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不但能吃得起肉，而且還營養過剩。如康有為他爸干過知縣，譚嗣同的老爸更是官至湖北巡撫，他們都算是標準的官二代。梁啟超和嚴復拼爹雖然拼不過康、譚，但他們家也都不是靠刨土地生活的。而其他倡導“維新變法”的人也多是從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發展來的。

所以說，至少從這一點來看，康有為還是有些“為萬世開太平”的念頭。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打小就開始學習四書五經，但相對來說，他更喜歡讀一些課外書。他認為，圣人之道雖然有道理，可很難運用到現實中來，所以他比較推崇“經世致用”——尤其是當他目睹民族危機和國家衰敗的情景后。

1879年，康有為去香港自助游，看到香港街道繁華、建筑瑰麗，地上沒有垃圾，墻上沒有涂鴉，“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旅游回來后，他又讀了一遍《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還買了張世界地圖進行研究，開始有意識地了解西方。

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高考（順天府鄉試），結果名落孫山，回來時途經上海，再次感嘆在資本主義浸淫下的城市之繁華，很受刺激。于是他買了大量圖書，到家后便饑不擇食地去讀，試圖從里面找尋一些救國真理。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

當時恰值中法戰爭后，中華民族危機更加深重，康有為也早已由憤青轉為憤怒。于是他就利用這次考試機會，在這一年的10月，寫了一篇5000多字的文章上書皇帝。

在上書中，康有為陳述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并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康有為樂觀地表示，如果實行變法，“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

可惜的是這篇文章火藥味太濃，被有關部門的有關大臣給扣住，未能到達皇帝案頭，即使這樣，文章還是讓清廷政局產生了極大震動。因此，這次考試康有為雖然又沒考中，卻把自己的招牌打出去了。

康有為回到廣州后，于1891年設立著名的“萬木草堂”，開壇講學，梁啟超、麥孟華、陳千秋這些名噪一時的牛人都是他的學生。康有為在講學之余，筆耕不輟，寫就了兩本支撐起他彪悍人生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

這兩本書從名字和內容上看都極像今天的學術論文，但康有為可不是抱著學術的心態去寫的。事實上它們是披著學術外衣的政治炸彈。

《新學偽經考》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證明一件事，那就是被歷代王朝統治者奉為圭臬的“古文經”是假的。

所謂“古文經”，是相對于“今文經”這個詞而言的。為了使大家更容易理解，這里有必要對這兩個名詞進行簡單的介紹。

當初，秦始皇為鉗制人的思想，實行“焚書坑儒”，以至于除了一些醫卜種樹之類的書，別的書都被火葬。到了西漢時期，皇帝開始重視文化大發展與大繁榮，推崇儒家經典，但儒家經典此時已不見蹤跡。

沒辦法，皇帝只好派人四處訪求老儒，將老儒背誦的經典文本和解釋記錄下來。因為他們記錄所用的文字是西漢通行的隸書，屬當時的“今文”，所以這類經書被稱為“今文經”。

誰知到了漢武帝末年，山東曲阜的魯恭王在把孔子舊宅給拆掉，擴建自己私人別墅的過程中，發現孔府舊宅墻壁夾層中藏有包括《尚書》在內的大批藏書。這些藏書由于是用先秦時代的蝌蚪文（篆文）書寫的，被稱為“古文經”，且相對于“今文經”可信度更高。后來，又經過劉歆、馬融、許慎等一批經學大師的努力，終于確定了“古文經”在儒學中的壟斷地位。

[唐] 佚名《古文〈尚書〉手稿》（法國國家博物館藏）

但是，古、今文經之間的爭斗從來沒有停止過。康有為經過“考證”，在《新學偽經考》這本書中認為，自東漢以來被奉為經典的“古文經”，是王莽的國師劉歆為了幫助其篡漢建立“新朝”而偽造的，只能稱之為“新學”，是偽經。而孔子，則一直希望“托古改制”，是個鐵桿的改革派。

這無疑是向絕對權威公開叫板，康有為掀起的這場思想大颶風刮得“古文經”的忠實粉絲睜不開眼。

當然，康有為的這個論斷也未必依據的是真實的歷史，但它卻十分符合康有為的政治主張，從而為維新變法提供理論依據。從效果來看，康有為的目的已初步達到。

《孔子改制考》初刊于1898年。康有為在該書中認為，孔子以前的歷史都無據可考。孔子創立儒教，提出自己創造的堯、舜、文、武的政教禮法，而“六經”不過是他托古改制的范本，目的就是借古圣先賢的言論，來宣傳自己的主張。

此外，康有為還在這本書中以歷史進化論附會公羊學說，宣稱人類社會是按照“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順序演變的，相對應的是君主專制時代、君主立憲時代和民主共和時代。他以此論證變法維新的必然性，要求因革改制。

這些觀點自然又引起了反對派的強烈不滿，認為康有為這是“無父無君”的叛逆行為。康有為才沒心情搭理這幫人，只把飛濺而來的唾沫歸攏一下，充當維新變法的潤滑劑。

不過，康有為的這些觀點有不少比較主觀，連他的大弟子梁啟超都說，為了印證自己的思想，他（康有為）“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再加上康有為畢竟是讀著儒家經典長大的，他不愿也不能與儒家思想徹底決裂。否則，他也不會“處心積慮”地披著孔子的外衣來展示自己的思想，所以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又說：“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

看見了沒有，這就是康有為與孫中山之間的區別。

（未完待續……）

（摘自《鬼臉歷史課·圖說中國近代史》，原標題為《清政府的憤青之路和康有為的政治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