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辯論的主題之一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姑且將論戰雙方簡單概括為“政府派”與“市場派”。

過去兩派之間的論戰還是很容易從觀點上區分，市場派認為市場萬能、政府離遠點，政府派主張市場存在失靈，政府需要適度干預。

但現在兩派觀點反過來了：市場派主張政府加大干預、不相信市場；政府派主張政府克制干預、尊重市場自我調節。

事有反常，必有蹊蹺。

如小鎮在《》梳理的，市場派從主張絕對自由、政府應該立即無條件退出的經濟自由主義，演化為要求政府解除管控再徹底退出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不變的核心都是市場萬能。

而政府派不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包括認為“無論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到參考庇古、韋斯伯、凱恩斯理論的“市場失靈論”，認為政府必須進行必要的干預；還有的從中國社會主義本質角度出發，認為不能放縱資本無序擴張。

哪怕在2022年以前，仍然非常容易區分兩派。

市場派的主張仍然是認為政府需要減少干預、逐步退出市場，比如2020年底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次年針對瘋狂擴張的校外學科教培進行嚴厲整頓，再加上推出房地產領域“三條紅線”等等一系列措施，當時的市場派都是強烈反對政府干預，而政府派則是論證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然而這兩年，這兩派的主張竟然開始翻轉了。

現在的市場派，開始主張政府應該迅速、果斷地加大對經濟、對市場的干預，甚至要求政府動用行政命令去強制干預市場活動；而政府派，呼吁尊重市場經濟，政府不應該盲目加大對市場的干預，應該耐心等待市場自我調節。

這真的挺有趣。

小鎮從2019年開始就寫自媒體，2021年開始日更，對這幾年的輿論變化感知非常深。實際在2024年以前，市場派的呼聲還沒有這么大，頂多就是拿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嚇唬人，再把辜朝明請來談談“資產負債表衰退論”，呼吁國家加大放水刺激，當時呼聲主要來自金融機構，這不難理解，放水最先得利的就是離錢最近的金融。

2024年輿論變了，或許是時間上的巧合。

就在這一年初，美國開始討論“中國的第二次沖擊論”，認為中國過剩的產能，會沖垮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等一切國家的制造業，于是耶倫在2024年4月訪華前后，以美國商務部長的名義，公開將“產能過?！币粋€經濟問題上升為全球政治問題。

在2024年耶倫訪華前，“產能過?！敝饕钦拖嚓P行業在關注。比如國家十幾年來一直關注“產能過剩”，在2024年以前已經進行了三輪去產能，2023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就認為“部分行業產能過?！笔钱斍懊媾R的主要困難和挑戰之一，多方部署“去產能”工作。

然而耶倫訪華之后，大量機構、學者都開始大談“過?！保^而引申到消費不足。

在過剩和消費不足問題上，出現了激烈的論戰。

這里需要注意：本文到這里之前，小鎮一直說的是政府派與市場派之間的論戰，但從這以后，論戰雙方的主要觀點逆轉了，政府派認為政府需要自我克制、尊重市場，市場派反而要求政府加大干預，后者的觀點與西方主流聲音比較一致，因此之后的論戰，小鎮就將雙方改稱為：政府派與西方市場派。

西方市場派秉持耶倫“產能過剩威脅論”的主張，認為中國傳統產能過剩、新興產能也過剩，這當然屬實，政府也從未否認這一點。

區別在于，如何看待過剩、怎么化解過剩？

西方市場派怎么看，小鎮就不去概括了，主要說下政府派的觀點。

早在2024年4月，財政部、商務部等相關部門就明確回應，如財政部副部長廖岷認為產能過剩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表現，供需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態，解決這些問題主要還要依靠市場按照價值規律進行調節；而針對新能源汽車過剩的質疑，則認為考慮到全球對新能源產品的潛在需求巨大，中國目前的產能無法滿足幾年后的全球需求。

這個問題到現在還在掰扯。比如今年7月10日，在商務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針對歐盟領導人涉華“產能過剩”相關言論公開回應，還是一貫的三點主張：

第一、是否產能過剩，不能單純以產量和出口量為標準。

言下之意是中國商品競爭力太強，你們歐美打不過，才開始說什么“過?！?，以前歐美領先的時候，怎么不說自己過剩？

第二、中國新能源產業從全球視角和中長期看，并不存在所謂產能過剩，反而有產能缺口。

第三、中方一直在按照市場經濟規律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努力促進內需，并且助力歐盟綠色轉型。

如何解決當前“產能過?！保岢龅拇胧└遣町惥薮?。

西方市場派認為，政府應該立即強干預，不要管是否符合法律，就應該下達強制減產令，規定各領域今年要減產多少，不減就要如何如何。

而政府派則主張盡可能讓市場自律，強調市場化兼并重組，通過能耗、碳排放等技術標準約束、淘汰落后產能，行政強制僅僅是輔助性的。

比如去年光伏行業搞行業自律；2024年下半年，工信部發布《水泥玻璃行業產能置換實施辦法（2024年本）》、水泥行業納入碳排放市場等政策，2025年進一步對超產產能進行規范，按計劃2026年以后將利用碳總量限制進一步約束。

觀察最近一年，就特別有意思。市場上關于“強制去產能”的小作文接連不斷，去年底、今年初就在傳所謂的“鋼鐵行業5000萬噸強制去產能”，最近幾個月只要有風吹草動就要再炒作一番，而3月中信特鋼董事長就公開回應粗鋼產量調整傳聞，表示“去產能、調整產量是鋼鐵行業內部的自救行為”，強調不是來自政府的強制命令。

當然，最近政府也在行動，比如每年例行的唐山夏季燒結機限產，今年動作更多一點，還有水泥、鋼鐵、玻璃以及光伏都有所動作，但這仍然是以市場為主，政府并未下達小作文期待的強制性去產能令。這就令小作文們很失望，當然或許也不失望，因為本來就是炒作短期行情。

類似的現象不僅出現在“產能過?！眴栴}的應對上，也出現在其他被密切關注的領域。

比如針對“提振消費”。

政府派和西方市場派主張也截然不同，國家雖然強調“消費不足”是當前經濟面臨的難題之一，但理解是不同的。

政府派比如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認為“不存在消費驅動增長”，而西方市場派如大摩中國團隊的邢自強等認為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就是產能過剩、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原因是民生保障不夠，要求中央政府加大舉債，更多向民生保障傾斜，從而提振消費和需求，扭轉中國經濟的下行趨勢。

先不討論“消費驅動”是否成立，只問一個問題：一個大國的調整，應該從慢還是從速？

按照西方市場派的觀點，似乎是要求猛烈、力度要夠，比如俄羅斯的“休克療法”、美國的超大規模放水還有中國2008年的四萬億等等。應該怎么做，大家各有看法，小鎮就不多談了。

另一個論戰焦點就是房地產領域。

西方市場派的主張一直是政府應該加大舉債，一定要救房地產，或者最起碼要推出新的城市建設項目，這也是小作文的主論調；

而政府的做法就是只兜底，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比如強調解決爛尾樓問題的保交樓。今年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的是“高質量發展”和“內涵式發展”，并定性“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在“城市更新”上也沒有加大力度。

事有反常，必有蹊蹺。

一貫主張政府應該少干預、不干預的“市場派”，竟然轉變成了要求政府加大干預，甚至要求政府動用行政命令的“西方市場派”；而原本強調“市場失靈”的政府派，卻開始呼吁政府克制，相信市場機制。

這事值得好好琢磨。

小鎮覺得，除了短期炒作牟利以外，理念層面最關鍵的區別在于：是否相信“中國經濟光明論”。

這也是202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

如果相信中國未來是光明的：那么面對當前的種種困難和挑戰，就不會覺得天塌了，能夠更有定力，只要看到趨勢正在向好，那就沒有必要動搖既定的發展路線，考慮到長期發展面臨的種種不確定性，就需要珍惜手里頭的彈藥，寧可咬牙不用，也不能到了必須使用的時候沒了彈藥。

如果根本不相信中國未來是光明的：就會覺得中國隨時可能崩潰，甚至恐慌經濟指標的波動成為崩潰的導火索。那么無論是出于公心還是私欲，稍有波動，就會要求政府趕緊加大投入，呼吁政府別管什么以后了，現在不救就沒有以后了。

舉個例子。

小鎮最近一年很喜歡把某國際頂級投行中國團隊的公開宏觀政策分析的結論當作“反向指標”，這里要強調一下，有幾個定語“宏觀政策分析”“公開”“結論”。

該團隊對具體行業以及一些事實性分析水平頗高，但當分析國家層面的決策傾向的結論時，總是偏差巨大到接近完全相反。這其實很不容易，說明這個團隊有一套非常嚴謹的方法論，能夠穩定輸出結論，只不過這套方法論在大變革的時代，與中國的偏差越來越大，就導致非常清楚、扎實的論據，經過這套方法論思考之后，得出來的結論往往錯得離譜。

還是強調，針對的是僅限“宏觀政策”，也就是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稅戰、是否加大刺激、如何看待產能過剩和消費不足等這個層級的分析。小鎮說的也僅僅是電話會這類公開分析，不排除人家內部有一套自用的分析。

這個團隊在4月28日的電話會上，分析中美關稅戰時，曾有過這樣一段論述，說他們與國內很多專家學者以及官方背景的溝通了，多數認為關稅戰來者不善、非常兇險，政府應該果斷加大刺激應對，又提到少數有官方背景的認為不必過于擔心關稅戰、中國必勝。該團隊擔心這種來自官方智囊的自信，會影響到中國正確應對關稅戰的挑戰。

這個團隊當時觀點是：關稅戰雖然對美國也有影響，但對中國的沖擊將大于美國，認為中國政府必須果斷加大刺激力度，以對沖關稅戰的沖擊，否則將如何如何。

然而，結果如何呢？

幾天后，美國主動退讓，追著中國求談判。最近特朗普舉著關稅大棒對全球包括歐盟、日韓在內其他國家喊打喊殺的時候，卻對中國格外客氣，魯比奧、貝森特、盧特尼克等紛紛表示希望與中國進行對話交流，就好像，這場關稅戰對中國已經不存在了？

最近黃仁勛又來了，H20又能賣給中國了，EDA軟件出口管制也暫時解除了。

在一系列詭異變化之后，小鎮觀察到這個頂級投行團隊，雖然仍然認為中國必須加大刺激力度，否則如何如何，但理由已經悄然間從對沖關稅戰，變成了提振消費。該團隊負責人還在最近的公開訪談中，提到今年的DeepSeek的爆發，令“我們”意識到原來科技創新不僅僅出現在美國。這個“我們”應該指華爾街等美國投行機構。

這些紛紛擾擾的論戰不多談了，相比過往，這些輿論場的聲音對決策的影響直線下降，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但越來越接近“自娛自樂”，更多是為了制造情緒波動，獲得短期炒作投機空間。

對中國來說，決策的道理其實很簡單。

如果相信中國的未來是光明的，那么面對暫時的困難，自然沒有“飲鴆止渴”的道理。而是要盡可能堅持讓市場自我調節，避免政府過度干預導致的負面問題增大，政府的力量要用在市場難以發揮的戰略領域，比如安全、卡脖子等問題上。

短期內大規模加大刺激，立刻會讓經濟數據很好看，尤其掌握資本的某些群體必然獲益巨大，但這條路過去已經走過了，帶來的負面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難不成傷上加傷？毒上加毒？

只要經濟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只要還能堅持下去，那么就不急著加大刺激，慢慢用時間消化問題，這條路其實都知道是正確的路，但也是最艱難的路，是把難題留在當下的路。

在“聰明人”看來，這條路太蠢了，畢竟“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但不妨想想前幾代人，如果沒有“一代人打了三代人仗”的“戰爭一代”，沒有“一代人干了三代人活”的“建設一代”，又哪有我們今日？

難不成，已經2025年，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擔心任何敵國入侵的，堪稱“崛起一代”，還要把本應該自己承擔的困難壓給后人？丟不丟人啊。

總書記早就說的話弄清楚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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