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曾提出：“明清朱子學是新的學術增長點”，此言不虛。與之相應，作為清代朱子學重要構成部分，關中朱子學自然也被賦予“新的學術增長點”特性，對其進行研究不僅能有效彌補當下清代朱子學研究之不足，同時可以提揭地域朱子學的學術個性與共性。

形塑清代關中地區的學術形態

金、元之時，朱子學傳入關中，彼時關中學人主要以吸收、傳播朱子學為主，在義理上少有創新與推進。遞至明代前中期，在尊奉朱子學為官方哲學的國策加持下，朱子學遂成為主導關中地區的主要學術流派。爾后，隨著陽明心學流布天下，關中地區亦在明清之際成為陽明心學的傳播與發展重鎮，朱子學雖仍位居官學，但在關中的影響不復有明代前中期那種獨秀之態。至清初，在朝野的合力推動下，“由王返朱”思潮漸趨形成與壯大，朱子學在康熙朝再度上升至官學之列。這離不開李二曲、王心敬、王建常等關中學者的努力。

眾所周知，李二曲、王心敬雖傾慕心學，但他們沒有尊一廢一的門戶之見，而是對朱子學采取了溫情的態度，肯定朱子學的價值。如李二曲明確指出：“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廢。上學下達，一以貫之。故學問兩相資則兩相成，兩相辟則兩相病。”王心敬亦有類似主張：“陸王正宜資朱子之實功，而心體始得平實圓滿；朱子惟其兼陸王之心體，而學問乃為切近精明。”這些主張與那種“辟程朱以尊陸王”的態度截然不同，為朱子學在關中的賡續留下生存空間。以王建常為代表的朱子學者則以道自擔，他反復說，“余亦常愛朱子語”，將其恪守朱子學的學術旨趣直白地顯露出來。正是這些不同流派學者的倡導、羽翼，使朱子學在清初的關中地區迅速蔓延開來，影響和主導著關中地區的學術走向。爾后的關中學者如孫景烈、王巡泰、張秉直、劉紹攽等多以奉守、拔擢朱子學為己任。如孫景烈指出：“朱子補此傳為《大學》入門第一要功，不從此門入者，非正學也。此傳為入《大學》者安眼目，不然則一物無所見矣。”他的弟子王巡泰亦沿襲乃師的尊朱之意：“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件下手處，故傳不可不補。”另一關中大儒張秉直亦指出，“朱子，孔子之真傳也，學孔子者宜學朱子”，相比孫、王二人所述更為直接和明白。

清代中期這些關中學人的學術取向助推和強化了朱子學在關中地區的主導地位，后世學者承襲這一路向，使關中地區得以與湖南等地成為晚清朱子學的重鎮。而這要歸功于以李元春、賀瑞麟、牛兆濂為代表的學者的接續和弘揚。李元春就毫不掩飾地說：“吾學宗朱子，見人駁朱子者輒惡之。”他的親炙弟子賀瑞麟較其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說：“竊謂千古學術孔孟程朱已立定鐵案，吾輩只隨他腳下盤旋，方不錯走了路。”可見，在整個清代，朱子學始終作為主流學術支配和主導著關中地區的學術形態。

歸屬理學的主敬派

史革新教授依據清代理學學者的治學取向，將理學分為主敬派和經世派，前者主要“以儒家道德論為中心來發揮程朱的理學思想”，后者則“把較多精力放在事功和‘開外王’上面”。揆諸清代關中朱子學，其學術旨趣更為偏重主敬一派，著意的是朱子精微的理學思想。如王建常在推闡朱子思想時，最為推崇的是朱子思想的兩翼：主敬與格物。王建常說，“格物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其傳豈可闕而不備”，明顯表露出對朱子增補格物補傳的肯認和贊賞。對于朱子的另一標志性思想“主敬”，王建常亦極為服膺，他指出：“自秦漢以來，諸儒都不識這個敬字，直至程朱，方說的親切。”清代中期的張秉直亦鐘情于對朱子義理思想的闡發，如在知行觀上，他說：“圣人之道，先知后行，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亦安有能行而尚不知者”，又說：“學必先知而后行。”同時期的劉紹攽亦是如此，將筆力集中在對朱子思想的推闡而非致用上，他說，“《注》意將戒懼自勵處說起，如有所感觸而懼，自此而收斂之，以至于未發時一無偏倚，而工夫不間斷則極其中矣”，如此語句在其文集中斑斑可見，足見劉紹攽之用心絕非經世的面向。

晚清的李元春更是堅守前賢奠定的這一路向，以恪守和發明朱子之道顯赫于晚清，他說：“予少學朱子，所守惟敬，以之處事，事至則毅然為之，事去輒恝然置之，主一而不膠于一。”元春此意是對朱子所主的“主敬”工夫的通俗化解讀。在知行觀上，李元春亦發揮朱子之意，他說：“朱子曰：‘知先行后，知輕行重’。二語甚明，故學者讀書窮理之功皆為行。知行為終身事，循環互用，亦知行合一說也。”元春不僅認同朱子的知行說，同時還對其進行創造性解釋，目的在于以此減弱來自陽明學一派的攻擊。最后，我們再來看晚清民國孫迺琨的主張，他無心出仕，一生以講學著述為務，為學恪遵乃師賀瑞麟之訓，篤守程朱，他指出，“吾輩為學總要期于深造于義理，深入一分”，強調從事義理之學的優先性、根基性。要之，從清代關中地區這些不同時期典范學者的學術旨趣來看，他們關注和致意的確實是朱子綿密精細的義理之學。

由兼容走向保守

關學之所以能成為地方學派全國化的典范，在于它“不僅是對以往關中學術的傳承，也是對全國學術思想的吸收、回應和發展，積極參與了各個時代主流思想的建構”。這是從整體上對關學的研判。當具體而微地落實到清代關中朱子學時，這一籠統性的概括可能不適合。眾所周知，在清代初期，以李二曲、王心敬為代表的學者尚能接續馮從吾確立的調和朱、王的路線，到了清代中期，這一兼容并包的學術立場漸趨被恪守朱子門戶所取代。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審視。

第一，對陽明學的拒斥態度。如張秉直就無視李二曲、王心敬對朱、王的開放性包容立場，而是極為嚴苛地批評道：“嘗恨二曲、豐川以陸王之余派煽惑陜右，致令吾鄉學者不知程朱的傳。”基于這種態度，張秉直對陸王心學多有訾議，他說：“金溪、姚江之學皆師心自用，遂流為異學矣，夫學無師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可不慎與。”秉直此意直接把陽明心學打入異端之列，相較清初關學諸儒，已經少了一份對其他學派的兼容之情。劉紹攽對陽明心學亦持類似的批駁態度，他說：“象山云‘格去物欲’，姚江云‘去其不正以歸于正’，皆與致知二字不洽。”

第二，清代關中學者對其他學派的拒斥還表現在對乾嘉漢學的態度上面。如李元春說：“考據家多讀非圣之書，圣人之經反或昧焉，侈見聞而不顧理之當否，考據更多抵牾。”這明顯是對考據家學術的否定。晚清劉古愚亦排斥考據之學，他說，“記誦、詞章、訓詁之害經，烈于祖龍之焰也”，此意將考據學視作洪水猛獸。

第三，在晚清西學救國之聲日趨高漲之時，牛兆濂仍然堅守傳統理學，全盤拒斥西學，指出：“近世新學之禍，其源倡之漢學，力與程朱為敵，因之以排斥孔孟，皆‘新’之一字為之。”此語將漢學與新學（西學）一起給予否定。

由上可見，清代關中朱子學確實由早期的兼容并蓄日益向學術保守轉進。清代關中朱子學的這些特質既涵具清代朱子學的共性特質，亦獨具關中朱子學獨有的學術旨趣，成為我們管窺地域朱子學學術面向的典范個案。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