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記性不大好的文科生，我讀書時最大的困擾就是：這知識它真的不進腦子啊！從艾賓浩斯遺忘曲線到費曼讀書法，我嘗試過無數種記憶方法，卻因此陷入更大的“記憶力焦慮”——為啥別人不僅看書看得快，還能看完就記住？

沒想到，這種焦慮，古代就有了。“一目十行”“過目成誦”這種詞早就流行了起來，而且很長一段時間里成了士人們追求的目標。于是，各種讀書方法、記憶方法被發明出來、流傳開來。

今天的文章將分享幾種古人的“讀書法”，不管什么時代的文科生，為了記住知識點都拼盡了全力啊。

本文摘編自《歧路彷徨》，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經出品方授權發布。

“一目十行”（或“十行俱下”）一詞較早的知名典故來自《北齊書·文襄六王傳·河南康舒王孝瑜傳》：“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十行俱下與覆棋不失一道并用，以十行俱下形容讀者的速度，而覆棋不失一道，則是下完棋后仍然可以根據落子先后次序，從第一手覆到最后一手，以此形容其記憶力佳。

由于行棋有邏輯可循，所以覆棋不失一道雖然不易，但仍非難以企及之事。此后一目十行俱下便獨立流行，而專指士人讀書速度甚快，直到明清仍常見這類詞。

影視劇《啼笑書香》

除了一目十行，另有關于“過目成誦”的記載。

《廣韻》對“誦”的解釋是“讀誦也”，古人讀書常會朗讀出聲，所以應是朗誦、誦讀之意，而“過目成誦”則常指其能夠記憶內容。

一目十行過目即誦可說是許多士人追求的目標，但這個目標會因時代不同而有別，而且跟兩個條件有關，一是書籍的數量，一是記誦的用處——主要是為準備科舉考試。

這兩點都可以在隋唐與兩宋之間劃出分界。

首先，隋唐以前的書籍流通數量有限，許多后世人手一本的書籍，當時未必能夠輕易獲得，只有少數人才可能讀到全部儒經。

但兩宋以后雕版印刷術流行，士人較諸前代更可能接觸到各類書籍，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書籍流通更盛，書籍市場亦更蓬勃，加上書籍的價格大幅下降，許多人都可買得起書，于是士人不僅有了通讀十三經的條件，甚至也可輕易涉獵史、子、集類的書。

其次，宋以后的士人須借由讀書考試以取得功名，記誦是須具備的基本能力，尤其明清兩代的科舉考試是以制藝寫作為主，而制藝是儒經的經義之學，理想上士人必須熟習全部儒經，所以對記誦的要求更加明確。

方法一：歐陽修讀書法

明確規定每日記誦內容

歐陽修的讀書法雖在宋代提出，但在入明以后更加流行，受到明人的重視。

它要求士人必須記誦全部的儒家經典，所以不僅計算儒經的總字數，而且根據總字數換算出平均每日須記誦的字數，最后更宣稱這是讓中人或中人以下之士所遵循的標準，亦即這是最低要求，是絕大多數士人都能夠做到的程度。

影視劇《儒林外史》

歐陽修的讀書法如下：

立身以力學為先，學以讀書為本。今取《孝經》《論》《孟》、六經，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萬有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為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稍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其余觸類而長之，雖縷秩浩繁，第能加日積之功，何所不至！

歐陽修讀書法流傳很廣，而且被收入元人所編《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歐陽文忠公讀書法》條中，儼然成為士人所應追求的典范。

這個讀書法所未明言，但又極為明顯的意思是：若有人無法做到，就是自甘于閑逸偷惰，所以長輩教導子侄時，也會引用此讀書法，如清初姜宸英（1628—1699）與子侄論讀書時說：

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讀百五十字。

綜言之，此讀書法對記誦能力立下很清楚的標準，每日幾字、應記誦哪幾本經典，都有很具體的規定，而且宣稱這只是中人之法，亦即對四民之首的士人而言，這應是大多數皆可行的。

過去士人若見人有日誦萬言或過目不忘的能力，或會將之視為超凡才能與傳說，詠嘆贊美而視為不可及。但如今歐陽修讀書法所規定的日誦三百字的進度，卻讓士人無可推諉，避無可避，而不得不面對與承擔記誦全部儒經的壓力。

方法二：利瑪竇記憶術

一字寄一處

這股風氣讓不少人十分焦慮，畢竟每個人的記憶力有別，盡管一日三百字，看似是中人亦可達成，但所規定記誦儒經的字數，加總以后達數十萬之多，若想維持不忘，洵實不易。

偏偏該讀書法規定應記誦的儒經跟科舉考試密切相關，并非是為了炫耀博學而設，所以又讓士人很難推諉不理，于是士人不僅必須“六經不可一日去手”，而且還有“夾袋六經”（類似巾箱本）的發明，以便士人在行住坐臥間皆可背誦。

影視劇《儒林外史》

這種不安或焦慮，不僅限于沒有功名的士人而已，即連舉人、進士中亦有人為此而倍感壓力。

如明末徐芳，他是進士出身，但連他也為記憶力所困擾。所以徐芳試圖發展一種記憶術，利用摘要的方式以幫助記憶，但仍可想見他對記憶力的焦慮與不安。

徐芳說：

故嘗以為古人之學，博聞之外，必資強識。而卷籍委積，非有異慧絕世，終不能兼綜無漏。莫若即其辭事之該切宏鉅者，編綴成書，使口可誦而帙易書，于目無繁營，而胸有堅據，庶乎刬蕪塘濫，以歸精約之道也。

徐芳的記憶術，讓人聯想到一度流行于晚明的利瑪竇的西洋記憶術。

利瑪竇在萬歷年間來到中國居住，與當時士人有很頻繁的往來，而他注意到中國士人對記憶的執著與焦慮，在史景遷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一書中，便指出利瑪竇利用記憶術吸引士人的目光，如利瑪竇談到石星之子，他在科舉考試落榜后，身心都處在接近崩潰的狀態，利瑪竇便利用他對及第的渴望而傳授其記憶術。

利瑪竇對此記憶術很有把握，他很肯定得授此記憶術的學生將有十分驚人的成效，他說：

凡記法既熟，任其順逆探取，皆能熟誦。然后，精練敏易，久存不忘。

利瑪竇以文言文寫作《西國記法》，讓我們可以得窺其記憶術的大致內容。

利瑪竇在此書指出，必須把須記憶的事物化為實在的物件，放置在想象的處所中，而且針對中文的文字特點，設計出多種把中文文字轉為圖像的方法。

他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為例，記憶方法是：

以俊秀學童立觀書冊為“學”字，以武士倒提镋爬象“而”字。以日照寺前，一人望之，象“時”字，或以姓“時”、名“時”之人。以日生兩翼，一人駭觀，象“習”字，或以姓“習”、名“習”之人。以一人持尺許之木，削斷其頭，象“不”字。以一人肩橫一戈，腰懸兩錘，象“”字；“”，篆文，即“亦”字也。以傅說筑巖，取“說”字，或以一人拍手仰面而笑，亦象“說”字。以一胡人胡服而居，假借“乎”字。以上九字，逐字立象，循其次第，置之九處，此蓋一字寄一處之例也。

簡言之，就是用形象的方式記憶每一個字，然后每個字在記憶宮殿中各有位置，也就是“一字寄一處”的意思。

方法三：服藥開悟

以“日誦萬言”為目標的藥方

除了徐芳及利瑪竇的記憶術以外，醫書也相當程度反映了人們對記誦能力的追求。前述“日誦萬言”只有上才者才能做到，兩宋以來的一些醫書便以“日誦萬言”為目標而開處方。

如流行甚廣的鐵甕先生瓊玉膏便跟此有關，此藥方最早見于南宋洪遵（1120—1174）的《洪氏集驗方》，用藥是人參、生地黃、白茯苓：

此膏填精補髓，腸化為筋，萬神具足，五臟盈溢，髓實血滿，發白變黑，返老還童，行如奔馬。日進數食，或終日不食亦不饑。關通強記，日誦萬言，神識高邁，夜無夢想。

此處主述對修煉成地仙的益處，日誦萬言只是成效之一。

影視劇《啼笑書香》

至于北宋張君房所編的《云笈七簽》中的“開心益智方”與“安神強記方”，而服食其方的效果，雖亦與成仙有關，但也有增強記憶的效果，前者的藥方是胤粉、菖蒲、遠志、人參、龜甲、署預、龍骨——

服得百日，心神開悟；二百日，耳目聰明；三百日，問一知十；滿三年，夜視有光，日誦萬言，一覽無忘，長生久視，狀若神明。

后者的藥方是胤丹、防風、遠志、天門冬、菖蒲、人參、茯苓及通草——

服得三百日，舊日之事，皆總記之；六百日，平生習學者，悉記儼然；九百日，誦萬言，終身不忘。

南宋張杲的《醫說》所引的《健忘詩》，同樣以日誦萬言為目標：

健忘詩云：桂遠人三四，天菖地亦同，茯苓加一倍，日誦萬言通。

桂遠人即官桂、遠志、人參；天菖地即巴戟天、石菖蒲、地骨皮。以上不斷出現的菖蒲應即石菖蒲，與遠志同樣都有安神益智、治健忘的功效。

方法四：朱熹讀書法

書宜少看，應極熟

前文談到歐陽修讀書法的流行，以及科舉考試的制度化，使得記誦儒經一事備受重視，但同時代不會只有一種聲音，也不會只有單一標準。

當人們一味追求記誦儒經時，宋明兩代的程朱學者與心學家皆指出另一條路、另一種選擇，這個選擇不是反對記誦，也不是要求士人不必記誦，而是對記誦儒經提出另一種見解與立場。

朱熹多次回答門人弟子有關記誦的問題，而這些對話多被收錄在《朱子讀書法》中。在此書中，朱熹否定秦漢以來重視記誦的讀書法，他說：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

兩宋理學本有質疑秦漢以來學術的傾向，朱熹甚至批評秦漢以來的讀書法是以記誦剽掠為功，對此我們固然不必同意其評語，但朱熹把秦漢與兩宋理學的讀書法截然劃開，去彼取此的立場則是確定的。

不過，朱熹并未否定記誦的必要性，但他認為記誦是為了理解義理，所以引張載的話說：

橫渠（按：張載）云：書須成誦，精神都是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

又說：

書只是熟讀，常常記在心頭始得。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

主張“書須成誦”，理由是：必須成誦，才能夠時時反思回想。所以不僅不特別強調記誦能力，而且更建議應“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意即日日皆須用功，但可少讀慢讀，即使一日僅讀一兩百字亦無妨，他說：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而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以及必須多誦遍數，他說：

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

讀書法且先讀數十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后看解，又得二三分，又卻讀正文，又得一二分。

這兩點正與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的要求相反，所以當有人為資質魯鈍，記憶力不佳而苦惱，朱熹便開導說：

時舉云：某緣資質魯鈍，全記不起。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晉之極魯鈍，讀書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后能熟，積累讀去，后來卻應賢良。要之，人只是不會耐苦耳。

這段對話很有趣，因為類似的對話大概很難發生在前文所舉的那些記憶力極佳的人身邊，他們自身既不會有此憂慮，而且在炫耀與標榜記憶力的風氣下，“資質魯鈍”的人很容易被排擠到邊緣，而難有發言權。

但這些人卻愿意向朱熹訴苦，而朱熹也寬慰之，鼓勵他們不必好高騖遠，只需從五十字做起，即使讀誦三百遍之多才能記下亦不妨。

方法五：讀書分年日程

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朱熹“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的原則，以及強調遍數、一點點積累到極熟的做法，影響所及而有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

據其讀書法，依序有讀經日程、看史日程、看文日程、作文日程。經書須記誦，史籍須熟讀，看文、作文則直接跟科舉寫作有關。

此書規定：

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二三十遍。后，凡讀經書仿此。

至于讀書的工夫，則是秉承朱熹說書須極熟的主張，所以每天除了新功課以外，還必須把前幾天所讀的再復習過，具體方式即分段看讀百遍，背誦百遍，然后再通篇背讀二三十遍。

影視劇《啼笑書香》

如其所言：

既每細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溫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溫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也因此，從八歲入學始，須花六到七年的時間，才能夠把包括《小學》《四書》及幾部經書的正文讀熟。

但有必要注意的是，此處規定每日所須記誦的字數，雖以一二百字為基礎，但以能夠達到近千字為佳，等于是“日誦千言”，這也顯示朱熹的讀書法雖盡量不突出科考的壓力，但到了《讀書分年日程》卻已無法滿足于每日僅讀一二百字而已。

《讀書分年日程》的影響十分深遠，直到明末仍有實踐者。

方法六：王守仁讀書法

不能有強記之心

明中期陽明心學興起，在心性學說及對儒經的解釋雖與程朱學立異，但批評記誦的態度則是一致的，而且走得更遠。

若是跟程朱學必須窮盡萬事萬物之理，等待“一旦豁然貫通”相比，王守仁主張必須提挈良知，而且良知超然于見聞之上。

朱、王的學術之辨有極精細而復雜的部分，程朱學并未把心性與見聞混淆為一，但我們若是把陽明心學與同時代的程朱學末流相較，陽明心學確實更側重在心性良知的這一面。

對于士人所關心的舉業文字，王守仁也用良知來說：

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圣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不能有強記之心，不能有欲速之心，不能有夸多斗靡之心，凡此幾種心，皆與一目十行、日誦萬言的趨向相近相通，而必須用良知克去。

《訓蒙大意》則可視為王守仁的讀書法，他說：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繹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大旨是讀書貴精熟，以及對能讀二百字者只授予一百字，而且必須?繹反復字句，直到領悟其字義為止。這雖是教導生童之法，仍可反映王守仁的主張。

跟前引朱熹談讀書法相較，兩人都求精熟而不求多讀，也都強調專心一志、反復誦讀。我們甚至可以說，盡管朱、王二人對心性義理的見解有別，但王守仁卻以良知學引導人們重新回到朱熹的讀書法的原則及精神。

本文摘編自

《歧路彷徨》

副標題: 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

作者: 張藝曦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紀文景

出版年: 2025-4-1

編輯 | 串串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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