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24年7月19日的午后，一間診室，一個正在加班的醫生，一把突如其來的刀，劃破了所有人的認知與防線。幾個小時后，李晟，這位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血管內科的主治醫生，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離世。他是患者眼中的“好醫生”，是同事口中的“好同事”，是一位堅守在門診一線28年的“心臟修復者”——卻最終，沒能保住自己的生命。

一年過去了。李晟的診室早已恢復如常，他的病歷卡被新的醫生續寫，但他的名字仍頻頻被提起。在家屬未及接受的悲慟中，在同事寫給他的悼詞里，在數以萬計患者的留言與獻花中，人們反復追問：為什么這樣一位“公認的好醫生”，會在加班的午休時間，被無預警地刺殺？醫院的安保在哪？制度的縫隙又在哪里？我們是否真的為保障醫護人員的安全做好了準備？

這一年來，媒體報道、官方通報、制度修補與公眾情緒交織成一張復雜的圖景。從“仁心被害”的悼念，到“如何不再重演”的反思，我們在信息、情緒與政策之間穿行，試圖復原這起傷醫事件的全過程，也試圖回到更根本的問題上：我們是否構建了一個足以支撐醫生安心行醫的系統？在每一次“亡羊補牢”之后，又能留下多少真正的改變？

以下是「深度營」結合報道梳理、對話記者的復盤：

溫州傷醫事件的重要時間節點梳理

（圖片由深度訓練營根據公開報道整理）

2024年7月19日13時許，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溫附一院”）發生了一起暴力傷醫事件。據目擊者和醫院工作人員描述，一名男子突然闖入心血管內科診室，手持刀具對正在門診工作的李晟醫生進行攻擊，導致李晟醫生多處嚴重受傷。

當天16時27分，浙江省溫州市公安局甌海區分局官方微博發布警情通報。五小時后，李晟醫生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去世。

溫州傷醫事件發生后，多家媒體迅速響應，對現場還原、人物特寫、制度反思及社會反響等內容進行報道。媒體采訪了包括現場目擊者、醫院工作人員以及患者在內的多個信息源。

根據網絡輿情服務平臺蟻坊鷹眼速讀網系統的分析，自7月19日0時起至7月22日9時，關于“7·19溫州男子傷醫事件”的輿情事件在網絡上迅速發酵，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輿情高峰明確指向7月20日9時。

輿情走勢分析

圖片來源/知乎@輿情小秘書

仁心之重：患者與同事眼中的“好醫生”

在溫州傷醫事件的系列報道中，對李晟醫生的刻畫始終交織著個體溫度與行業反思：既有從患者、同事、學生視角拼湊的仁心剪影，亦有將其職業軌跡嵌入醫療體系后顯影的制度性矛盾。這些報道以細膩的筆觸還原了一位臨床醫生的日常堅守，卻也在不經意間掀開了醫者在職業困境中的現實掙扎。

7月21日14時46分，南方周末最早對這一事件進行報道，發布了文章。記者從職業軌跡的維度上深入挖掘，披露李晟入職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28年，擔任心內科治療組組長，卻因本科學歷限制與其“重臨床輕科研”的選擇，職稱始終停步“主治醫生”，即便如此，其醫術仍被同行公認為“比主任醫師還難約”。這樣的反差，恰是臨床價值與制度評價體系碰撞的縮影。除了提到三位患者的故事，文章還提及了案發后同事孫濤的職業挫敗感——“李晟醫治了這么多患者，最終以這樣的結局離開。”這同樣也暗戳醫療體系中職稱晉升以及醫患關系的深層矛盾——“聽老醫生們講，他是一個非常稱職的醫生”，為何優秀的醫生最后卻只能以生命來填補系統中的缺陷？而同事們曾開玩笑說心內科離了李晟就會堆積不少待處理的病人，這句笑言最終一語成讖。李晟作為科室的運轉支柱，他的離世讓同事們不禁反思：到底是誰在讓醫生們成為永不生病的“永動機”？

7月22日17時41分，南方人物周刊發布報道，描寫了李晟的親友們在溫州市殯儀館五號廳為他舉辦追悼會的場景，中間穿插了面色凝重的來送別的人們、絡繹不絕送來的鮮花，以及李晟生前同事、實習生與患者對他的回憶與評價。文章還全方位地刻畫了李晟的職業形象：清晨7點到崗提前看診，中午加號至1點顧不上吃飯，手術臺上精準疏通血管后又立即投入下一臺，診室里對老年患者用方言耐心解釋，對實習生毫無保留地傳授經驗……還原其作為醫者、師者和普通人的多重面向。文中也細心捕捉到醫院在事發后的反應：“撤下官網簡介、禁止醫生接受采訪”，這些舉措的背后，暗含著多少無奈與唏噓。

7月23日12時48分，南風窗的報道筆觸則更偏向微觀的情感。記者采訪了李晟的多名同事、患者，以多元的視角勾勒出李晟醫生的職業畫像：手術“又快又穩”，是溫州醫療圈公認的冠脈手術骨干；耐心解釋國產與進口支架的區別、對老人用方言溝通、對孕期女性的共情安慰，以及犧牲午休為患者加號的堅守。這些具體的案例將李晟的仁心拆解成無數個“以患者優先”的瞬間，同時，也隱含著對醫生高強度的工作與休息時的安保薄弱的現實觀照。文章信息呈現雖較為零散、缺乏系統的梳理，但勝在具體場景的情感化表達，可讀性較強。

致命刀鋒：失控暴力的模糊側寫

當失控的暴力以不可預測的姿態闖入診室，你會怎樣做呢？媒體試圖從不同維度拼湊兇案全貌，卻在信源局限與細節模糊中，暴露出事件的多重迷霧：一面是午休診室里的安保漏洞，另一面是兇手無關聯背景下的隨機傷害。二者在細節交織中暴露出這起傷醫事件的復雜面向——當醫者遭遇暴力失控，又該怎么去保障他們的職業安全呢？

7月23日20時許，北青深一度在報道中，以目擊者謝軍的視角還原7月19日午休時的案發瞬間：中午1點多，醫院進入午休，多數科室已無人值守，李晟卻因給患者加號留在診室，遭兇手持刀追趕后倒地。兇手則丟下兇器，翻越欄桿跳下墜樓。整個過程中診區安保缺位，周邊人群反應不及，也無人敢上前阻攔。文章同時還補充了對李晟工作常態的刻畫——以“無卡預約”為遠道患者加號、深夜11點仍回復患者咨詢、帶教時關心學生生活等。報道還首次披露了行兇者背景：未婚獨居、近十年無溫附一院的就診記錄、很少社會交際這些重要信息。

次日15時56分，原點original發布的聚焦案件本身，通過目擊者描述兇手持刀追趕、跳樓墜地的血腥場景，及同事回憶搶救時血壓驟降、輸血上萬毫升的緊張過程，強化事件的沖擊力。文中還穿插了李晟遇害前7天的細節——勸同學女兒“選手術室工作，安全第一”，不想自己卻倒在診室，形成了“醫者自警卻未能自保”的悲劇性對照。同時，報道還進一步披露了在行兇者住所發現大量安眠藥、警方已成立專班調查等細節，否認了網傳的“為妻復仇”傳言，強調其作案動機不明。報道通過兇手非醫患糾紛的反常規特征，引發讀者對“隨機暴力傷醫”現象的思考，也凸顯了醫生職業安全的不可預測性。

信源迷思：線索背后的真與假

在突發公共事件的輿論浪潮中，信息的真實性往往面臨著情感投射的沖擊與考驗。當這起溫州傷醫事件引發全民關注時，那些裹挾著公眾情感的碎片化信息里，既有對醫者的深切緬懷，也藏著許多別有用心的虛構與誤導。

8月9日，澎湃人物發表的，引發了人們對這起事件更深層次的討論。它跳出了事件本身，聚焦新媒體時代的信息亂象：事件發生后，記者在社交平臺尋找事件相關線索時，一名自稱李晟學生的網友“粵軍”在社交平臺編造了為李晟慶祝生日、一起在杭州游玩等交往細節，甚至虛構母親參與搶救的過程，經記者核實后被戳穿——從最初的信任到發現時間線矛盾、邏輯漏洞，最終確認其虛假身份，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見揭示突發新聞中信源甄別之難，以及公眾對事件的高度關注下可能出現的情感投射與信息失真。

值得注意的是，縱觀溫州傷醫事件中的報道，同樣也存在著信源局限與細節扁平等問題。一是稿件的核心信源未得到突破，對李晟個人特質與職業能力評價僅僅來自于有過淺交的患者和同事的感性認知。二是過于寬泛的細節導致了人物刻畫的扁平，如稿件高頻重復“耐心解釋病情”“加號到下午1點”“手術又快又穩”等職業能力的描寫，以及“氣質溫文爾雅，講話幽默俏皮”“不厭其煩地解釋，從不說重話”這類臉譜化、標簽化的描述，使李晟的人物形象流于表面。

南方人物周刊、北青深一度、南方都市報、南風窗均在報道中提到，國家衛健委等八部門曾在2021年（陶勇醫生受傷的次年）發布《關于推進醫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醫院應當建立安全檢查制度，配備通過式金屬探測門、手持式金屬探測器等相應安檢設備，同時應當兼顧患者就醫體驗，要為急危重癥患者設置安檢綠色通道。

然而，事發醫院的安檢措施是否落到實處？多家媒體通過現場勘察、采訪醫院工作人員，發現溫附一院的安檢效果并不理想。原點original在中提到，溫附一院的建筑樓設有較多出入口，“除了門診和急診兩個主出入口外，側邊還有三個出入口”。同時，該報道也通過采訪醫院的工作人員和前來就診的患者，與記者的現場觀察進行對比，證實醫院安檢措施在傷醫事件發生后才陡然加強。

在北青深一度中，一位溫州的醫療器械銷售員指出，事發前他出入溫附一院及多家溫州的其他醫院時都不需要安檢；事發后，“除了事發醫院，市內其他兩家醫院也都加強了安檢，流程與高鐵地鐵進站一致”。顯然，日常狀態下，部分醫院并沒有將安檢工作常態化。

為什么安檢難以在醫院得到落實？在澎湃人物的中，該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指出，醫院安檢的施行困難原因在于出入口較多，且如果患者和家屬等待安檢的時間過長，反而會引發新的矛盾。北青深一度也通過采訪一名杭州某醫院保衛科負責人，討論了醫院安檢所面對的“被檢查人員配合度較低，就診患者經常有抵觸情緒”等狀況，因此難以實現醫院安檢全覆蓋。

南方都市報則在中詳細探討了北京、廣西、浙江部分醫院的安檢執行情況，尤其關注了全國首個實施醫院安檢的城市——南寧。其中，南寧市第二人民醫院的工作人員表示，該醫院目前的安檢仍有不足，并非所有入口都配備安檢，同時也難以兼顧開車進入的患者和家屬。

南風窗在中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即醫院的安保體系由誰負責？文中提到，我國大部分醫院的安保設施是交由外包公司，一名業內人士則透露，“一些小地方醫院可能直接找當地物業”。

那么，醫院安檢施行的成效如何？北青深一度在中提到，杭州某醫院自2023年1月起，“使用X射線安檢機、金屬安檢門和手持式金屬探測器檢查，10個月里攔截普通刀器具2362件、各類管制刀具29件”。從中似乎可窺見一絲安檢的成效，但這些刀具被帶入醫院的目的是什么？醫院是否應當攔截普通刀具？很多住院患者的家屬、護工可能需要攜帶一些水果刀、小菜刀作生活飲食用途，因此這份數據還需要進一步的解釋。

紅星新聞在《李晟醫生遇害背后的醫院安檢觀察：多地出臺醫院安檢制度，專家認為“重在落實”》中補充了更多有關醫院安檢施行的政策要求和專家觀點。浙江、北京、天津、山東、山西、河北、江蘇等地都曾陸續出臺相關規定，要求醫院設立安檢制度。此外，文中也提到了多種針對醫院安檢的觀點，如“安檢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醫患矛盾”“不能因為解決不了醫患矛盾就否認安檢的作用”“做好預警工作比單純的安檢更有效果”“安檢設施、人力等支出對很多基層醫院來說有一定壓力”等，較為全面地考慮了安檢制度的必要性和現實困局。

各大媒體的報道整體反映出，溫州傷醫事件暴露了醫院安檢制度在政策要求與實際執行之間的現實鴻溝。盡管國家層面已出臺明確規范，多地也陸續推進醫院安檢，但在實際操作中，醫院建筑結構復雜、人流量龐大、患者配合度低等問題，使得安檢措施難以真正落地并持續有效。

從長遠來看，醫院安檢只是醫療安全體系中的一環，其背后還涉及醫患信任、社會心理、醫療資源配置等更深層次的問題。如何在保障醫護人員安全與維持醫療效率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建立常態化、科學化的安全防范機制，仍是整個醫療系統和社會需要持續探索的課題，而不是每次在出了惡性事件之后才去“亡羊補牢”。

7月20日前后，相關行業協會陸續為溫州傷醫事件發聲。國家衛健委、國家醫保局、中國醫師協會、浙江省醫師協會發文表示，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傷醫行為，強烈呼吁社會各界齊心協力，共同維護醫院的正常醫療秩序，切實保障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對暴力傷醫及醫鬧行為零容忍。

李晟醫生遇刺事件再次敲響暴力傷醫問題的警鐘，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對醫患關系的深刻反思。這起悲劇不僅是李晟醫生個人的不幸，更集中暴露了當前暴力傷醫現象的嚴峻性，以及醫患關系中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

近年來，暴力傷醫甚至殺醫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南方人物周刊在中提及，《梅斯醫學MedSci》在2023年9月曾發文，不完全統計了2000至2021年間國內發生的四百余起傷醫事件。而近年來最為人熟知的傷醫案件，包括2019年12月24日民航總醫院急診科醫生楊文遇刺身亡案，和2020年1月20日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被傷案。澎湃新聞查閱2016年至2024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后發現，2016年至2023年，我國依法起訴傷醫、擾醫、在醫院聚眾滋事等犯罪共14271人。

暴力傷醫事件的發生，背后有著復雜的原因。南方都市報在評論文章《完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對傷醫事件零容忍》中，從患者及家屬角度指出，部分患者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對醫療過程不理解，或對醫療效果的期望過高，稍有不滿便將惡氣撒向醫務人員；還有患者將醫療結果的不理想歸咎于醫務人員的失職和“暗箱操作”，進而采取報復行為；或在與醫務人員溝通不暢或訴求未滿足時，帶有偏見和情緒，甚至訴諸暴力；或在發生糾紛后，摒棄正常的糾紛解決渠道，采取圍堵、哄鬧、侮辱、毆打等極端方式發泄怨氣，并以此索要高額賠償。這樣的行為只會讓醫患群體裂痕愈來愈深，加劇對立情緒。

在原點original 的報道中，一位溫州市民在緬懷李晟醫生的帖子下留言：“給離開的人送花也不能改變什么，保護好還在的人更重要。” 這位市民已為在附一醫急診科工作的朋友下單了一件單價 1300 多元的防刺白大褂。7 月 22 日下午，這件白大褂送達后，她計劃印上朋友的名字后便送去。

要改善醫患關系緊張的狀況，營造尊醫重衛的良好氛圍，加強醫患之間的溝通與理解至關重要。澎湃人物在提到，醫患之間的溝通常常缺乏一個緩沖地帶，國內醫務社工的出現或可彌補這一缺位。以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社工部的醫務社工為例，澎湃新聞曾在當年6月的報道《關注醫務社工的力量，使其發揮更大專業價值》中提到，醫務社工會轉化醫生的專業術語，向患者闡明醫療過程和手段，用同理心獲得患者的信任，一方面讓求診者得到被關懷的感受，另一方面也讓醫護人員工作更有效率。從多方入手，重建醫患信任，才能有效遏制暴力傷醫事件的發生，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讓醫護人員能夠安心工作，為患者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

經過上述梳理，我們初步了解了溫州傷醫事件的來龍去脈及深層背景。為深入探討相關事件的新聞采寫方法論，「深度營」分別與南風窗的作者肖瑤、澎湃人物的作者張振宇展開對話，以下是我們整理的內容：

Q：針對這個事件的報道，大多數媒體都是從醫患關系入手，而澎湃的這篇報道則側重“細節核查”，您的選題理由是什么？“離題”欄目的定位是什么？

張振宇：在我看來，“離題”是一種記者手記，旨在講述采訪背后的故事。當某一角度難以形成一篇常規報道時，我們便采用“離題”的方式進行表達。

當時，編輯交給我一項任務，她也認為粵軍的行為挺可惡的，希望能夠揭露其真實面目。此外，據了解，一些媒體雖然引用了粵軍的消息，但并未愿意撤稿。這讓我深刻意識到，對于記者而言，信息甄別至關重要，必須進行嚴格的核查。因此，這成為我撰寫該報道的初衷。隨后，我按時間線梳理了事件全貌。

Q：從確定選題到最終完稿只花了三天，是什么驅動您高效完成的？

肖瑤：事件發生后，社會輿論迅速發酵，我們的媒體機構決定搶占報道先機，采取“先聯系到受訪者先動筆”的策略，以確保盡快完成新聞撰寫并發布。

恰好，我的人脈網絡中有一位事發醫院的醫生。在通過微信溝通后，她愿意接受采訪。因此，我與一位實習生立即開始推進選題。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認為，與其在尚未確定受訪對象的前提下貿然制定選題，甚至開展實地調查，不如優先確保信息來源的可靠性。畢竟，實地走訪不僅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審批流程也可能導致一定的時滯，影響報道的時效性。

此外，我曾采訪同樣經歷過嚴重傷醫事件的陶勇醫生，并撰寫了人物報道。這一經歷讓我對類似事件比較關注。

Q：在這類突發惡性事件中，采訪對象的資源是可遇不可求的，你有什么獲取竅門嗎？

肖瑤：我認為，尋找合適的采訪對象，最有效的方法是先從已有的人脈網絡入手。受訪者不一定要與事件本身直接相關，也可以來自相同的行業或同一地區。多問總是有益的。盡管大多數人可能會拒絕接受采訪，但如果投入足夠的時間——通常需要半天到一天，總會有人愿意提供一些有價值的信息。

除了采訪事發醫院的醫生和患者，我們還聯系了廣州的一名醫生。作為行業內的專業人士，他們的觀點能夠提供更廣闊的視角。當與他交談后，我意識到，這起事件的核心不止于醫療本身，安保問題同樣值得深入關注。

在突發事件或敏感議題的采訪中，許多相關人士往往選擇保持沉默，因此可以從兩個層面拓寬信源：一方面，線上與線下相結合，通過多渠道盡可能獲取不同的信源。即使部分受訪者提供的信息較為零碎，若能整合各方觀點，仍可呈現出較為完整的報道內容。另一方面，建立受訪者的信任至關重要。對于不愿公開姓名的受訪者，我們需要讓他們相信，我們能夠提供匿名保護等措施，確保他們的安全與隱私不受影響。

張振宇：我們一開始是在社交媒體上不斷搜索和李晟相關的信息，最先找到的是李晟醫生生前的患者，后面通過訃告看見了李晟妻子女兒的名字，再將名字在互聯網上進行搜索，得到了一些李晟家屬的聯系方式，比較可惜的是，最終還是因為不可抗力（當地監管）沒有取得聯系。記者尋找采訪對象的過程，某種程度上與“廣撒網、多收獲”的道理相似——接觸的人越多，越有可能發現關鍵線索，從而找到合適的采訪對象。

Q：除了尋找采訪對象的小技巧外，你稿件的邏輯結構也十分明晰，可以講講你是如何搭建思路框架的嗎？

肖瑤：在策劃這一選題時，我的思路主要圍繞三個核心問題展開。首先，“發生了什么？”這是新聞價值的基本體現，也是公眾最為關心的信息，必須盡可能清晰地呈現事件的原貌。其次，“是什么樣的人？”這一問題從人文共情的角度出發，人們天然會關注個體的經歷和性格特質，從而建立情感連接。最后，“這件事帶來的公共價值是什么？”一位專業、敬業且富有人情味的醫生，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離世，公眾的第一反應自然是憤怒。然而，在情緒之后，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防止類似悲劇再次發生？事件的社會影響及其引發的思考，才是報道真正的價值所在。

Q：在文章“看一眼就知道救不回來了”部分，同行的其他報道往往通過他人對李晟生前工作的主觀評價還原形象，而南風窗的這篇稿件則以一位醫務工作者的專業視角進行傷害評估。您當時寫下這句話的想法是什么？

肖瑤：最初，編輯和我們都希望通過他人的評價來還原這位醫生的真實形象，但是大多數人往往只會表達籠統的贊譽。在采訪過程中，我們遇到了一位極為難得的受訪者——她不僅在事發醫院工作，而且愿意坦誠分享自己的所見所感。作為醫生，她對這起事件的敏感度更高，能夠從專業角度進行深入剖析。同時，由于職業的特殊性，她對事件的共情方式也有所不同。相比于單純的緬懷，她所經歷的情緒更多是恐慌與警覺，會設身處地地思考：如果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應該如何進行防護？如何評估可能遭受的傷害？這種切身的緊迫感，使得他的講述更具現實意義，也讓報道更加具有深度和力量。

Q：如果能夠再次操作稿件，您還會多做哪些工作？

肖瑤：首先，大多數記者在事件發生后都會第一時間趕赴現場，而我則更傾向于確保能夠找到合適的受訪者后再前往。這種做法雖然提高了采訪的精準度，但也意味著我缺乏那種毫不猶豫奔赴現場的緊迫感和果斷力，對此我深感遺憾。

其次是加強對受訪者的保護。他們愿意接受采訪，本身就是對記者的信任，而這種信任不應成為他們的負擔或風險。如果因為我的報道導致他們遭遇不必要的困擾，我將深感愧疚。因此，在未來的采訪中，我需要更加審慎地處理受訪者的信息，確保他們的權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在這次報道中）我意識到自己在動態選題的突破能力仍有不足。例如，當某位受訪者拒絕接受采訪時，我往往會直接更換采訪對象，而經驗豐富的記者可能會通過反復溝通、耐心打動對方，最終獲得更深入的采訪內容。這種堅持與突破的能力，正是我需要進一步提升的地方。

Q：經歷了受訪者“粵軍”偽造事實的事情，你之后的報道操作過程是否被影響？

張振宇：在被粵軍（一位采訪對象，在采訪過程中提供的有關李晟醫生生日的信息為虛假信息，并且給出的解釋有明顯的漏洞）誤導后，我們找到了一名溫州附一醫的實習生（事發時已離職），她的父母同樣在附一醫工作。但醫院方面也對相關信息進行了封鎖，我們難以獲取更多細節。最初對她的身份產生懷疑，是因為她的社交媒體賬號發布的內容與醫學毫無關聯。

為了核實信息的真實性，我本想直接向她索取一些能夠證明身份的個人資料，但這樣做可能會破壞與采訪對象之間的信任。因此，我選擇先以交流的方式逐步建立信任，通過閑聊慢慢了解情況。在對話過程中，我逐步試探性地提出了一些問題，直到彼此建立初步信任后，才請她提供相關證明。當她發送醫院掛號系統的截圖，且醫生姓名與官方網站上的信息相符時，我才真正放下戒備，確認其身份屬實。

在采訪對象的選擇上，我如今的篩選方式更加謹慎。我會先徹底瀏覽受訪者的社交媒體主頁，觀察其是否曾借助公共事件博取流量，或通過極端、煽動性的言論吸引關注。如果存在類似行為，我往往會優先排除該對象，因為他們在采訪中的表述可能會影響報道的客觀性。當然，這種方法并非百分之百準確，但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失真的風險，確保報道的可靠性。

系列統籌｜黑佳慧 黃柏涵

作者｜沈泳兒 朱奕臣 章佳寧 何芊曼

編輯｜飽 嗝

值班編輯｜羅旦琳

編委｜葉沛琪 陳琳琳

運營總監｜溫泓燁 梁 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