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這篇繼續談。

現在關于國家是否要加大刺激的討論非常多，很多人認為中國中央政府還有很大的舉債空間，應該通過加大舉債獲得大規模刺激經濟的資金，認為中國目前過高的“道德潔癖”導致自我束縛，影響了經濟復蘇。認為應該積極學習美國、日本通過大規模舉債刺激經濟的做法。

但有沒有想過，這或許并不是所謂的“道德潔癖”而是千年智慧？

西方經濟學確實非常發達，經過幾百年的傳承研究，體系非常健全，中國要想打造具有自身特點的社會哲學體系，還需要幾代人的積累。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經濟理論就是真理，因為這類社會理論，需要經過完整的社會實踐，最關鍵的就是完整的興亡輪回，要從輪回中總結人性。

目前很多人拿美國、日本的經驗教訓討論中國當前面臨的問題，但這些人說的經驗教訓，基本是40年以內的事情，在歷史學角度，40年以內都是當代史，還不是歷史，超過40年才算是歷史，才能談歷史經驗教訓。

中國是唯一幾千年沒有斷代的文明，經歷了多輪興亡。而西方雖然近幾百年引領全球，但需要注意，西方實際上并沒有經歷完整的文明周期。古希臘文明被蠻族滅亡后，文明微弱的火光僅僅被教會保存了下來，經過上千年的傳播，才終于讓西歐、北歐等蠻荒之地重新進入文明，所謂的“黑暗中世紀”是站在整個歐洲文明發展的角度，燦爛的古希臘文明滅亡了，只剩下蠻族，當然是“黑暗”，但是站在北歐、西歐等區域發展角度，卻是文明傳播的“光明中世紀”。

所以，在“黑暗中世紀”之后，緊接著就是燦爛的文藝復興，在文藝復興的基礎上，又爆發了工業革命，在機器的偉力支持下，西方文明擁有了代差優勢，通過全球殖民奠定了雄厚的國力，積累如此雄厚，以至于現在的西方文明除了美國以外，也不過是發展停滯，仍然處于非常高的水平。這也就意味著，整個西方都沒有經歷過跌入谷底再爬起來的經驗。

在一路上行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經驗理論，先天是不足的。中國歷史上一再經歷的，西方并沒有經歷過，這就導致中國與西方決策的眼光和視野存在巨大的落差，西方研究的所謂長遠，往往最多就是10年、20年，而且近年來越來越關注當下，比如美國政府的大多數決策，基本就只考慮一兩年內。

觀察中國的決策，顯然目光對準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后，這從長期規劃就能看出來，早在1997年就初步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這是文明的底蘊，因為中國古人就經常思考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事情。

而且聽起來一百年很久，但也不過就是三四代人的時間而已。

中國幾千年文明告誡政府必須警惕的關鍵之一，就是決不能放縱貪欲，這往往是亡國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為人性經不起考驗，就算放縱貪欲的前兩代人能夠遏制住，或者問題不至于發酵到難以解決，但貪欲一旦釋放，只會越來越強烈，一定會形成非常龐大的利益體，這些利益體吸收的財政資金、國家財富一定會越來越多，剛開始國家放出的100份財富，有80份能夠落到實際，后來是60、40、20，甚至到最后，中央撥款反而成了這些利益體繼續盤剝的機會，中央撥款越多，老百姓壓力越大。

這在中國歷史上，已經一再被證明了。比如西漢中后期外戚宦官專權與土地兼并，東晉門閥政治下的權力壟斷，明朝中晚期的制度性腐敗，清朝中后期出現的系統性危機，都導致國家財政被嚴重侵蝕，也導致本想扭轉危機的改革，最終釀成更大的危機，甚至來自中央的救濟反而成了豪強權貴剝削的契機。

比如清朝雍正的“火耗歸公”改革，本意是由中央統一損耗比例來征收賦稅，試圖遏制地方橫征暴斂，然而僅僅到乾隆時期，清朝中央就開始截留地方經費，地方官員也開發出更多、更隱蔽的斂財手段，比如“浮收”“苛派”，搞得農民負擔更重了數倍。

古代由于使用金銀貨幣，所以不像現在純靠信用，在舉債上難度更大一點，但古代中國也有很多負面案例。比如宋代交子、元明寶鈔，很快就被濫用，發行量暴增，造成了嚴重的危機。

秦漢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國，類似的教訓數不勝數。正是吸取如此慘痛的教訓，所以國家才會盡可能克制欲望、避免擴大舉債，這正是要建立一個能夠影響未來上百年的財政習慣和精氣神，那就是面對困難，不能走看起來容易的路，而是要迎難而上，做難而正確的事。

放在當下，就是盡可能不濫用經濟刺激手段。

難而正確的事，最差不過是無所進，但實際上只要還在做事，就一定會有進步，自身越來越強大、問題也就越來越小，是一條先難后易的路。可如果一遇到困難就搞大放水，短期會很順，但問題不斷積累，相關利益體力量越來越強，后面更難扭轉，這是一個陷阱，美國、日本都已經掉進去了，不得不陷入債務惡性循環無法自拔。

對現在的中國而言，其實不需要在短期內讓經濟指標看起來變好，這很容易導致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前些年的短期繁榮就是教訓，留下的后遺癥到現在還沒清理干凈。

中國要的是緩慢而根本的強大，要的是持續向好的趨勢，只要今年比去年好一點、明年再比今年強一點，那就夠了。

過去一段時間，也曾經被誘導走上了以短期經濟指標判斷經濟形勢，并采取相應刺激的道路，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錯的。經濟指標是非常重要的參考，但不是決策唯一的參考，而且指標與指標也不同，如果真的是需要看到短期指標變化，那中國只需要仿照美國的GDP統計模式，略微調整GDP核算標準就行了，哪怕僅僅把房子的租金價值按照市場價折算，都足以保障未來幾年每年8%以上的增速，但這有什么意義呢？

這跟高三模擬考試作弊一樣，只能麻痹自己。

之所以決策層的決斷，與經濟金融界的認知，出現劇烈的摩擦，根本原因是二者決策的視野、格局、眼光差距巨大。

經濟金融界關注的其實只是經濟這個大分支中的部分環節，就連經濟都看不到全貌，更何況經濟以外的諸多因素，而關注的時間尺度最多也不過三五年，甚至現在就連幾個月的投資都敢號稱“價值投資”。

而國家的決策考量中，經濟僅僅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領域而已，還有其他同等重要的領域。比如安全，而這一維度，西方經濟學一般是不考慮的。

就拿戰爭危機而言，雖然中國現在非常強大，從理性角度不會有任何國家敢把中國拖下水，但是萬一不理性呢？

中美軍事實力，不說質量，只說數量，根據美軍評估，到2028年前后，中美軍事裝備在紙面上將出現逆轉，所以美軍內部才會認為2028年可能出現美國不希望看到的地緣劇變，主張美軍應該趁著還具備一定優勢，先發制人。

誰敢賭美國一定不會鋌而走險？

所以決策層才反復強調“底線思維”，還在加強戰略腹地和戰略備份建設。就在今年6月，繼山東之后，河南宣布成為中國來自全世界第二個擁有41個工業大類的省份，相信之后還會出現第三個。

這就是在做好最壞的打算。一戰、二戰前很多國家也覺得不可能打起來，結果呢？現在全世界已經亂起來了，也就是中國的存在，才讓目前的動蕩僅僅局限在局部，但要不要考慮三戰的威脅呢？

還是要考慮的。

而且有些人的邏輯已經陷入矛盾。

一邊說著美國軍事強大、中國脆弱得不堪一擊，另一邊卻對潛在的安全風險避而不談。如果真的按這些人說的中國軍事力量不足，那現在反而應該更加重視軍事和安全，重視生產能力提升，加強戰備能力，而不是老說著產能過剩、需要加大刺激，這跟“隔江猶唱后庭花”有什么區別？

真想找刺激，完全可以去美國資本市場找刺激，靠本事從全世界賺錢，而不是打不過國際資本，就只會躲在溫室里“嚶嚶嚶”地哭。

就連被金融瞧不起的制造業，都能縱橫全球，怎么金融反而成了溫室里的寶寶？這還是馬克思說的那個“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資本嗎？

小鎮絕不是說中國的決策就都是對的，這絕無可能，只是要從實踐出發，對中國的決策有所敬畏，不能粗暴地說這不對、那不對，如果真的如此不堪，如何解釋最近幾十年，中國急速縮小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被整個美西方認為是洪水猛獸？

未來的確是思想理念變革的時代。

工業革命、科技爆發、世界大發現、全球殖民、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充足的增量財富和戰爭消化矛盾，大大延長了歐洲乃至西方的文明上行期，一直沒有體驗中國古代王朝興亡的完整周期，現在才不過開始進入王朝中后期。而這種興亡經驗，僅僅經過一輪是不夠的，起碼要經歷幾輪才能長教訓，就比如一戰爆發后，人類并沒有長教訓，還是爆發了二戰。

因此現實中，能夠不二錯根本不現實，能不三錯就很好了。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給一個國家多次經歷興亡的機會，這就像大學畢業以后，有些遺憾再也無法補上了。

所以，關于經濟、社會、國家發展，要學習西方的經驗和理論，學習它們的方法論，但也要明白“夏蟲不可語冰”，在很多問題上，西方根本沒有經驗，又何來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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