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29日,九龍飯店二樓包間里,禹作敏笑著說:‘鳳蓮姐,這點心意,你可別和我見外。’”一句輕松的開場白,把郭鳳蓮從一路風塵里拉回到熱氣騰騰的宴席。她放下手里的小本子,環(huán)顧四周——水晶燈、旋轉餐桌、窗外一排排新式樓房,現(xiàn)代感撲面而來,仿佛不是在農(nóng)村,而是在沿海大城市的商務區(qū)。
過去一年,為了搞清“富裕”二字到底長什么樣,郭鳳蓮已經(jīng)走過蘇南、閩南,又折返上海郊區(qū)。南方小洋樓的密度驚到她;但真正讓她震撼的,是此刻的大邱莊:村民人人有工資、工廠連成片、年產(chǎn)值突破四十億。短短十年,這個昔日鹽堿地的名字居然和“大寨”一樣,被全國報刊反復提及,卻多了“億元村”這層光環(huán)。
她此行的目的很直接——錢。大寨水土貧瘠、資金短缺,村民手里攥著的是當年“自力更生”的老傳統(tǒng),卻缺少流動資金和市場概念。1991年,山西省里恢復她的全部職務后,她就暗中起了重振老根據(jù)地的念頭。來大邱莊之前,她已經(jīng)寫好一張“農(nóng)業(yè)工業(yè)化調研提綱”,計劃請禹作敏給點指路。
說起郭鳳蓮,大邱莊人并不陌生。1964年,人民日報一篇《大寨鐵姑娘隊》讓17歲的她火遍全國;再后來,她跟著陳永貴登上天安門城樓,照片貼在許多職工宿舍的墻上。孩子們背課文時,常把“郭鳳蓮”當作“自力更生”四字的注腳。彼時的她,扎兩根粗辮子,一手能拋三梨石,高音小喇叭一喊,全隊跟著上山壘梯田。
只是風云變幻。1978年,陳永貴退居二線,大寨的“紅旗”逐漸淡出聚光燈。第二年,郭鳳蓮主動請纓去晉中果樹研究所,閑時研究蘋果疏花,忙時仍惦記著大寨的山梁。七年之后,她頂著各種非議返回縣公路段,成了一名黨支部書記,半夜抄寫文件時也在想:大寨到底要怎樣才能再起跑?
答案得從1980年代末說起。那會兒,南風勁吹,沿海一帶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日進斗金。1991年春,上海記者一句“去南方看看吧”,讓她收拾行囊。跑完蘇南,再進浦東,她第一次見識到“超市”這種新物種:村民推著手推車,掃貨像打仗。她感到耳朵嗡嗡作響——這才是社會主義的高樓,這才是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銀。她暗自較勁:“大寨憑啥不行?”
而禹作敏的成長曲線,同樣出人意料。1961年,他靠借馬車運磚起家;70年代包村辦廠,抓住鋼材漲價的機會,一舉突破原始積累。到1992年,大邱莊不只賣鋼材,連賓館、醫(yī)院都配套,儼然一座袖珍工業(yè)城。禹作敏也四次到大寨朝圣,在小黑本里寫下“艱苦奮斗”四個大字,卻一次次嘆氣:光吃苦還不夠,還得懂市場。
這天的宴席上,兩人邊吃邊聊。郭鳳蓮攤開調研提綱,直言不諱:“作敏兄,山西缺的是啟動資金,你能不能幫咱牽線搭橋?”禹作敏拿紙巾擦擦嘴,從公文包里抽出一張50萬元的支票推了過去。“這是大寨的朋友資助大寨,別寫借條。”郭鳳蓮愣住了,隨即站起身要鞠躬,被他一把拉住。席間氣氛陡然熱絡。
緊接著,禹作敏又遞上一只嶄新的佳能自動相機。“聽說你南下調研連相機都借朋友的,這臺算第二份禮物,今后多拍些照片給鄉(xiāng)親們看看。”郭鳳蓮握著那臺相機,心里像涌進炭火,眼眶卻有點發(fā)酸。五十萬和一臺相機,看似輕重懸殊,實則都是大寨最缺的:資金與信息。
酒過三巡,郭鳳蓮忽然冒出一句:“你能不能帶我去車間看夜班?”禹作敏爽快答應。深夜的軋鋼車間火光四射,機器轟鳴,工人戴著護目鏡,汗水蒸成白霧。她忽然想到1970年冬天,大寨人在寒風里把一車車石頭背到山頂——同樣是勞作,結果卻截然不同。禹作敏在旁邊喊:“鳳蓮姐,技術加市場,力量大著呢!”
三天后,郭鳳蓮回到山西。她先把支票交到昔陽縣銀行,又把相機掛在脖子上,馬不停蹄跑各生產(chǎn)隊拍照:荒坡、豬圈、榆樹溝,鏡頭里的一切都成了她日后的招商素材。開工動員會上,她掏出幻燈片,一張張放給社員看:南開鎮(zhèn)的瓷磚廠、江陰的紡織車間、大邱莊的摩天輪。有人驚訝地嘀咕:“真有這么亮堂的農(nóng)民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她沒有把五十萬全投進單一項目,而是拆成三份:機械修配、飼料加工、旅游接待。分散風險的思路,正是取自大邱莊多元化的經(jīng)驗。1993年,第一批機械件下線,大寨人終于靠產(chǎn)品掙錢,而不是靠賣紀念冊。那年臘月,郭鳳蓮給禹作敏寄去一封信:“我們學會了第一課——觀念決定出路。”
遺憾的是,禹作敏后來因種種原因于1994年被捕,大邱莊神話戛然而止;但50萬元和那臺相機留下的軌跡卻延續(xù)至今。大寨隨后引入外資修通了旅游公路,又和晉中一家汽配企業(yè)合資開辦了分廠。到1999年,大寨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比十年前翻了近四倍。村頭老井旁,孩子們偶爾爭相擺姿勢,讓“郭奶奶”用那臺老相機拍照。
有人問郭鳳蓮:“如果沒有那次天津之行,會怎樣?”她擺擺手:“歷史不存在假設,但有經(jīng)驗可學。吃苦要吃在刀刃上,思想可別老停在山溝里。”這句大白話,在社員大會上重復了好多年,逐漸成了大寨版的口號。
回看1992年的那頓飯,桌上的支票與相機并不起眼,卻像兩顆發(fā)酵劑,攪動了山西高原一個村莊的發(fā)展方向。故事走到今天,門前依舊能聽見老人在拉家常:“當年禹作敏給的那兩份大禮,可真頂用了。”圳溝里的清風掠過黍穗,似乎在應和這句樸素的感慨——時代的浪潮推著人往前走,關鍵是別忘了接住那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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