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齊宣王

8.3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舍。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舍。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若君主將臣子視為身體手足般珍視、信賴，臣子便會以“腹心”相待——即毫無保留的忠誠、盡心竭力的輔佐。這里的“手足”象征不可分割的依存關系，“腹心”則代表最深層的信任與共鳴。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若君主僅將臣子當作工具（犬馬供驅使），缺乏尊重與關懷，臣子便會以“國人”待之——即保持普通百姓對君主的基本敬畏，卻無額外的情感投入與奉獻，關系停留在“義務層面”。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若君主將臣子視為泥土草芥般輕賤、任意踐踏，臣子便會視君主為“寇讎（仇敵）”。這是關系的徹底破裂：當尊嚴與生存被剝奪，忠誠的基礎完全崩塌，反抗或疏離成為必然。

儒家主張“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貴”，君主的權力合法性來自對百姓（包括臣子）的責任。臣子作為“士”階層的代表，其待遇與地位反映君主的治理理念——對臣子的輕賤，本質是對“人”的漠視，違背“仁政”原則。

儒家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與“忠”是雙向義務。孟子進一步明確：無“禮”則無“忠”，倫理關系的存續依賴雙方的共同維護，而非單方面的強制服從。這種思想打破了“君權絕對化”的潛在邏輯，為臣子保留了道德上的主動性。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舍。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舍。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齊宣王問“按禮，臣子要為舊君服喪，怎樣才配得上這種禮遇？”孟子的回答直指核心：“服喪”不是無條件的義務，而是對君主“恩義”的回饋，其前提是君主先履行了對臣子的責任。他提出“三有禮”的標準，明確了君臣關系存續的道德基礎：

“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

君主能采納臣子的勸諫，讓政策惠及百姓。這是君主對“公共責任”的擔當——臣子的價值通過君主的行動得以實現，雙方形成“共治為民”的共識，恩義由此建立。

“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

臣子因正當理由離職時，君主派人護送其出境，并提前為他在目的地安排妥當。這體現對臣子的尊重與關懷，即便關系結束，仍保留體面與情誼，無報復或刁難。

“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舍”

臣子離開三年未歸，君主才收回其田產住宅。這是留有余地的寬容：既維護制度規范，又給臣子留足緩沖空間，避免因離職而陷入絕境。

孟子緊接著用現實中的反面案例，揭示了“無禮則無義”的必然結果。

“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于民”

君主拒絕納諫、政策脫離民生，等于否定臣子的價值、背離治理初心。此時君臣已無“共治”之實，只剩權力壓迫，恩義的根基徹底崩塌。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于其所往”

臣子離職遭扣押、迫害，甚至被追殺至目的地，這是對個體尊嚴與生命權的踐踏。君主從“共治者”淪為“加害者”，關系從“分歧”變為“仇恨”。

“去之日，遂收其田舍”

剛離開就剝奪財產，斷絕后路，是趕盡殺絕的絕情之舉。至此，君主與臣子已無任何情分可言，只剩赤裸裸的利益掠奪與報復。

孟子直言這種君主是臣子的“寇讎（仇敵）”——當君主以暴力、苛待對待臣子時，雙方的倫理關系已徹底破裂，只剩下對抗而非尊重。

儒家從不主張“愚忠”，而是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服喪”作為臣子的義務，必須以君主先履行“禮遇”為前提，無禮則無忠，義務與權利完全對等。

“膏澤下于民”是“三有禮”的首要標準，說明君臣關系的正當性最終要落到“是否利民”上。君主若背離民生，不僅失去臣子的尊重，更失去統治的道義基礎。

即便是臣子，也有獨立人格與選擇權。君主對離職臣子的態度，直接體現其是否尊重個體價值——壓迫臣子的君主，本質上是在摧毀倫理秩序的根基。

孟子的論述如同一把利刃，這便是真正的君臣之禮！這才對。禮儀從來不是單方面的枷鎖，而是對“良性互動”的確認。君主若以“禮”待臣，臣子便以“義”相報；若以“寇讎”待臣，臣子便無義務再守“虛禮”。這種“以道義定親疏”的理路，至今仍在警示：任何關系的存續，都離不開對彼此底線與尊嚴的共同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