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色鹿

天下、中國與王朝：中國古代政治地理結構再認知

成一農 著

中國現存較早的“天下圖”應當是石刻《華夷圖》，其于劉豫的偽齊阜昌七年（1136），即南宋紹興六年刻石；繪制時間當在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1125），繪制者不詳。圖中上部正中寫有“華夷圖”三字，該圖繪制范圍，東抵朝鮮，西至蔥嶺，北達長城以北，南到南海和印度洋。從“華夷圖”這一圖名以及圖中所繪內容來看，該圖呈現的應當是繪制者眼中由“華”“夷”構成的“天下”，但圖中主要繪制的是“華”的地域范圍，而對于“華”之外的朝鮮半島、中南半島以及西域繪制得都極為簡單，只是在圖的四周用文字注記說明“四方番夷”的歷史沿革。此外，與該圖存在淵源關系的《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也是如此。《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歷代華夷山水名圖”，雖以“華夷”為圖名，但圖中所繪內容基本集中在“九州”“中國”的范圍內，只是在西域、遼東和西南點綴有數量極少的“蠻夷”之地的“山水”。在南宋末年成書的《事林廣記》的元祿本中也有一幅“天下圖”，即“華夷一統圖”，但該圖的繪制范圍東至山東半島，南至海南島，西南至交趾，西至“吐蕃界”，西北包括了西夏，北至長城以北的“契丹界”，東北至“會寧路”，由此來看，其強調的是“華”，對“夷”則不太在意。

《大明混一圖》，繪制于明洪武年間，絹底彩繪，圖幅巨大，長寬為347厘米×453厘米。該圖描繪范圍東起日本，西達歐洲，南至爪哇，北抵蒙古，因此從繪制范圍來看，其應當是一幅名副其實的“天下圖”，但明朝所控制的區域不僅占據了圖面的中央，而且還不成比例地占據了圖幅絕大多數的面積，“夷”則只是被填塞在地圖的角落之中，甚至巨大的非洲大陸也只是占據了地圖左側的一個角落，因此該圖著重表現的同樣是“華”。

明代中晚期絕大部分的“天下圖”大都是受到三幅地圖影響而繪制的，即《廣輿圖敘》之“大明一統圖”、《廣輿圖》“輿地總圖”和《大明一統志》“大明一統之圖”，而這三幅地圖的繪制范圍大致近似，即北至河套或長城，西北至哈密或吐魯番，西至西番，西南包括了云南，并標繪了安南、緬甸等，南至海南島，東南至琉球，東至海（有時標繪有日本），西北包括了遼東、朝鮮。這些地圖的圖名中都出現了“一統”，表現的應當是明朝的“天下”，但就圖面來看，主要標繪的是明朝直接控制的范圍，對于周邊的“蠻夷”標繪得則極為簡單，且有時方位和輪廓都極不準確。

此外，還有本書第一章中介紹的屬于“古今形勝之圖”系列地圖的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刊印的《乾坤萬國全圖 古今人物事跡》，圖中上部的注記提到“故合眾圖而考其成，統中外而歸于一。內而中華山河之盛，古今人物之美，或政事之有益于生民，或節義之有裨于風化，或理學之有補于六經者，則注于某州某縣之側；外而窮荒絕域，北至北極，南越海表，東至汪洋，西極流沙，而荒外山川風土異產，則注于某國某島之傍”，因此這是一幅“天下圖”。但從圖中所繪來看，該圖同樣是將明朝所控制的區域置于中央，且不成比例地占據了大部分的圖幅，同時對于遠離明朝的國家和地區，不論大小，繪制者都將其以小島狀散繪在明朝周圍的海洋之中，而不考慮其所標位置、大小是否恰當。屬于這一系列地圖的還有金陵曹君義刊行的明崇禎十七年（1644）的《天下九邊分野 人跡路程全圖》，同樣以明朝所控制的區域為主要呈現的對象，占據了圖幅的絕大部分面積，但受到西方傳教士所繪地圖的影響，圖中還繪出了亞洲、歐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南極，且標繪有經緯網，繪制范圍比《乾坤萬國全圖 古今人物事跡》更為廣大。不過將這幅地圖與當時傳教士繪制的世界地圖進行對比的話，就會發現，雖然在《天下九邊分野 人跡路程全圖》中，南、北美洲和南極有很多地名被保留了下來，但它們的形狀被大幅度地剪裁、縮小、扭轉甚至變形。《坤輿萬國全圖 古今人物事跡》雖然繪制得不太準確，但基本將北美洲的輪廓、墨西哥灣、加利福尼亞半島，甚至古巴島等島嶼都清晰地表現了出來，現代人一眼就能識別出這是“北美洲”。而《天下九邊分野 人跡路程全圖》中的北美洲則“蜷縮”在地圖的右上角，古巴島用山形符號標繪在遠離海岸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其上標注有“加拿太國”這一名稱的話，估計現代人很難識別出這是“北美洲”；同時“南美洲”被放置在地圖右下角，與“北美洲”遠遠地隔絕開來。因此這幅地圖只是在一幅表達了明朝直接控制的地域范圍的地圖之上，套疊了來自傳教士地圖上的明朝之外地域的一些縮小變形的圖像，且對其進行了大幅度的精簡，其核心依然是“華”所在的“九州”和“中國”。

第一章中介紹的清代中后期在民間廣泛流傳的《大清萬年一統地理全圖》系列地圖也是如此。在這一系列地圖中，清朝所控制的區域同樣占據了圖面的中央以及圖幅的絕大部分面積，而“夷”依然被變形且被放置在地圖的角落，不講求相對準確。以朱錫齡版《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為例，該版地圖主要有掛幅和屏風兩種形式，掛幅版現存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和中國香港科技大學等處，屏風版現收藏于法國。這一版本的地圖可能是出于懸掛的需要，制圖者對圖幅進行了縱向拉伸，導致了一系列的精簡和變形：原先西部地名的文字注釋被大量精簡，關于高昌、亦力巴力、撒馬兒罕、哈密、哈烈、蔥嶺等地名的說明文字皆被刪除，少量保留下來的文字注記也有所刪減。制圖者對西北域外的島國也做了刪減與位置調整，東部的島嶼位置亦因縱向拉伸而位置變形嚴重，尤其是浙江所屬的沿海島嶼被上移至江蘇沿海，而日本列島也隨之被北移至了江蘇、山東以東。除此之外，該版地圖還增加了大量西方地名，如“控格爾（西北一大國也，地包俄羅斯東西界之外，東西三萬里，南北二萬里，東界大海，西界西海，南界而落，北界冰海）、度爾格國、務魯木城、普魯社、惹鹿惹亞、巴拉克、細密里亞、大白頭番、小白頭番、伯爾西亞、波拉尼托、以西把尼、意大里亞、厄勒際亞、西多爾其、東多爾其、大秦國（天主降生于此）、亞非利加、博爾都、駱西大尼、噶爾亞、安集延、哪嗎、溫都斯坦、默得那國”等。另外，此圖在西南暹羅、斜仔以西新增了錫蘭山［《（嘉慶）大清一統志》：“錫蘭山在西海中。”］、馬爾地襪（南懷仁《坤輿圖說》：“印第亞之南有則意南島，離赤道北四度……西有小島數十，總名馬兒地襪，悉為人所居。”）、圣老楞佐島［其名可見《（嘉慶）大清一統志》，并談到“利為亞州者東至西紅海圣老楞佐島”］、淄山（明萬歷《三寶太監西洋記》中提到西洋十八國，第六國為淄山國）四個島嶼。不過，這些增加的地名標注并不代表繪制者本身熟悉域外地理，更可能只是將當時域外著作中的地理知識雜糅進地圖，如繪制者將“亞非利加”這一洲名與其他地名混列于一處，并且將與亞洲大陸隔海相望的非洲地名一并標注于中國西部陸地疆域旁；西南向新增的四個島嶼用墨線將其相互連接，分別與斜仔相通于柯枝國，但與實際地理位置也并不相符。可見繪者僅是羅列這些地名而已，對于其實際的情況全無概念。總體而言，這一版本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雖然擴大了繪制的地理范圍，但一方面清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圍依然在圖面上占據主導，另一方面繪制者似乎只注重增加“蠻夷”之地的數量和范圍，但并不在意這些地理知識的準確性，這些地圖依然展現的是傳統的“天下秩序”。

還需要強調的是“大清萬年一統”系地圖晚至咸豐年間甚至之后還以“天下總輿圖”為名在坊間流傳。據王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藏《天下全圖》地圖集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天下總輿圖》地圖集同樣由20幅相同圖題的地圖組成；山川河流、海洋、長城等地物的表現方式一致；圖幅文字注記一致，且字跡幾近相同。可以確定具有同源性，出自相同的摹刻本。同時，經過對圖幅尺寸、繪制內容、技法、風格等的比較，王耀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藏《天下全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天下總輿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直省分圖》、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藏《天下總輿圖》、中國科學院藏《清分省輿圖》之間存在著較強的關聯性與一致性，其主要差異是著色的有無。將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天下總輿圖》與乾嘉時期流行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進行比對，可以明顯發現，《天下總輿圖》雖然刪去了大量文字注記，但依然保留了《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的整體框架，即雖然整個圖幅的“四至”依然是東至朝鮮、西至西洋、北至沙漠、南至東南亞，且標注有大西洋、小西洋、荷蘭國、日本、琉球等文字，但整幅地圖的絕大部分圖面描繪的依然是清朝直接統馭的范圍。甚至晚至光緒年間由年畫鋪坊刻印發售的不著作者的《古今地輿全圖》也是如此。

總體而言，王朝時期的“天下圖”通過將王朝所直接控制的地域范圍繪制在地圖中間，且不成比例地放大，同時將“夷”不成比例地縮小，點綴在地圖圖幅四周，來凸顯王朝時期的“天下秩序”。整個“天下”是圍繞“華”展開的，且“華”占據著統治和支配地位，而居于從屬地位的“夷”是相對不重要的。還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一“天下秩序”中，“夷”的重要性也是存在差異的，且這種差異是由與“華”的遠近關系來決定的，這點在“天下圖”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如與“華”有著更為密切關系的朝鮮等通常被繪制得更大、更詳細，在具體方位上也更為準確，而那些對繪制者來說只是有所聽聞的“夷”，如歐洲、非洲諸國，則通常被繪制得非常小，且極為簡略，方位也只是示意性的。更為重要的是，上述對王朝時期流行的“天下圖”的介紹，說明之前學者所認為的在宋代或者明代晚期開始轉型的這種“天下秩序”，一直延續到了清末。

還需要說明的就是，上述“天下圖”中，以《今古輿地圖》系列地圖和《大清萬年一統地理全圖》系列地圖為代表的地圖，不僅在當時的士大夫中流傳，且在普通民眾中廣泛流傳。對于“中國”的普通民眾而言，這些地圖所展現的“天下秩序”不僅不陌生，而且很可能也被他們認為是既定“事實”，這似乎也展現了這種“天下秩序”的觀念在王朝時期被廣泛接受的程度。

本文節選自《天下、中國與王朝：中國古代政治地理結構再認知》第二章“王朝時期的‘天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