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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呈現出一幅引人深思的悖論圖景：一方面，一些特定產業（如電動汽車和外賣行業）在增長指標上領跑全球，展現出強大的市場活力和擴張勢頭；另一方面，這些產業內部卻深陷于一場“價值摧毀式”的惡性競爭，利潤空間被極度壓縮，呈現出“無利潤繁榮”的窘境。這種現象，被廣泛地稱為“內卷”。

中國經濟急切需要一條清晰的路線圖，引導其擺脫低質量、零和博弈的內卷泥潭，邁向高附加值、創新驅動、多方共贏的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供應鏈壓榨”下的“無利潤繁榮”

“內卷”的概念最早由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用于描述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水稻農業模式。他發現，在人口壓力下，當地農業通過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使耕作方式變得日益精細復雜，但這種內部的復雜化并未帶來人均產出的顯著提升，即陷入了一種沒有突破性發展的自我循環。社會學家黃宗智則將此概念應用于中國近代農業史研究，將其精煉地定義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一種數量擴張但效率和結構并未優化的停滯狀態。

Clifford Geertz最早提出“內卷”概念，用其描述一種系統復雜性不斷增加但產出效率未提高的現象。圖源：新華社

傳統的“內卷”分析多聚焦于同一環節的橫向競爭。從博弈論的角度看，產業內卷是一種典型的“多人囚徒困境”，每個參與者（企業）都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采取看似理性的策略，例如降價以搶占市場份額。當所有參與者都采取同樣策略時，結果將導致一個集體非理性的“納什均衡”——“不降價即出局”的惡性循環。從古典經濟學的角度看，內卷是“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極端體現。當技術或商業模式等生產方式保持不變時，持續向一個封閉或飽和的系統內追加同質化的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所帶來的邊際產出（如利潤、效率）會不斷下降，甚至變為負數。

然而，當前中國產業內卷呈現出一個更為嚴峻的新特征：自上而下的“供應鏈壓榨”——終端市場的價格戰壓力，不再被某一環節吸收，而是像沖擊波一樣，高速、無衰減地傳導至整個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

央視新聞報道關于部分車企對供應商“拖欠賬款”或“延遲結算”的問題。圖源：央視新聞

這種壓榨表現為：

一是利潤轉移與擠壓，終端品牌為了在價格戰中生存，會利用其市場地位向上游供應商施壓，要求降低采購成本、延長賬期，甚至轉嫁補貼成本。

二是風險全鏈條化，市場需求波動的風險、技術路線不確定的風險，都被最大程度地推給了議價能力較弱的上游中小型供應商。

三是生態脆弱化，長期的壓榨導致供應商利潤微薄，無力進行研發投入和技術升級，最終導致整個產業生態的創新能力枯竭和多樣性喪失。

當前的產業內卷是一種以“供應鏈壓榨”為核心機制的系統性價值摧毀過程。在此過程中，終端市場的低質量同質化競爭，通過產業鏈條高速向上游傳導，迫使全鏈條的參與者為獲取遞減甚至為負的邊際收益而投入不斷增加的資源，最終導致整個產業生態的利潤崩潰、創新停滯和多樣性喪失。

兩個“供應鏈壓榨”的案例：電動汽車和外賣

2025年上半年，電動汽車和外賣行業成為中國經濟活力與困境的縮影。它們一方面展現出驚人的增長速度和市場規模，另一方面卻深陷內卷的泥潭，成為“無利潤繁榮”的典型代表。

（一）電動汽車：一場高速駛向谷底的競賽

2025年上半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的數據引人矚目：整體汽車產銷量首次在半年內雙雙突破1500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的滲透率和出口量均創下歷史新高。截至6月底，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達3689萬輛，占汽車總量的10.27%。5月份，新能源車在國內乘用車市場的零售滲透率高達52.9%。出口方面，上半年新能源汽車出口量達到106萬輛，同比猛增75.2%，顯示出強大的全球競爭力。

然而，在這片繁榮景象之下，是整個行業慘淡的財務狀況。激烈的價格戰導致行業利潤率持續下滑。2024年，汽車行業整體利潤率僅為4.3%，遠低于工業企業平均水平。進入2025年，情況進一步惡化，第一季度利潤率已降至3.9%。這種“增收不增利”的局面，正是“沒有發展的增長”的典型體現。

全球零部件行業已陷入了“停滯轉型期”，價格戰傳導的壓力使得零部件毛利率較三年前縮水2.8個百分點。圖源：新華社

這場利潤危機并非僅限于整車廠，而是通過“供應鏈壓榨”迅速傳導至全鏈條。

整車廠的低利潤率（3.9%）與頭部供應商的高利潤率形成利潤分配極度不均的鮮明對比。以行業龍頭寧德時代為例，其2025年第一季度的綜合毛利率高達24.4%，歸母凈利潤同比增長32.9%。

這揭示了供應鏈內部權力的巨大差異：擁有核心技術和規模優勢的“鏈主”企業，不僅能抵御來自下游的壓力，甚至能將成本壓力轉嫁給更上游的原材料供應商，或通過技術鎖定和產能綁定，強化自身在產業鏈中的議價能力。

垂直整合形成的生態封閉消解了傳統上凝聚于不同環節的創新空間。為了應對成本壓力和保障核心部件供應，各大整車廠紛紛加速垂直整合，自研自產電池、電機、電控等核心零部件。

2025年1-4月，車企自制的電池包（PACK）份額已突破50%。這種趨勢雖然短期內能幫助個別企業控制成本，但長期來看，它導致了供應鏈生態的封閉化和多樣性的喪失。獨立的第三方零部件供應商生存空間被擠壓，市場從開放合作走向封閉內循環，阻礙了技術的外溢和整個行業的協同創新。

內卷不僅體現在終端產品的價格和配置上，更深層次地體現在全鏈條的創新枯竭。

一是核心零部件同質化，在三電系統（電池、電機、電控）領域，技術路線趨同，產品性能差異縮小，逐漸淪為“標準品”。這使得整車廠難以構建基于核心硬件的差異化優勢。

二是“智能化”下半場的同質化，不僅各家方案在硬件配置（如芯片、屏幕數量）和基礎功能上大同小異，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智能座艙和自動駕駛，也迅速陷入了新的同質化競爭。競爭焦點從“創造獨特的、有價值的用戶體驗”迅速滑向“堆料”。

電動汽車行業的內卷，本質上是一場“成熟度危機”。行業已經基本解決了“電動化”這一核心問題，導致產品在基礎性能陷入高度同質化困境，而被視為代表未來的“智能化”，卻由于缺乏明確技術路線，導致廠商裹足不前。因此，這場內卷并非簡單的產能過剩，而是行業被困在“同質化的當下”與“不敢探索的差異化未來”之間的陣痛表現。

（二）外賣：“百億補貼”的黑洞

2025年，沉寂已久的外賣市場因京東的高調入局而再起波瀾。京東以“百億補貼”和“0傭金”為武器，向美團和餓了么（阿里巴巴旗下）的固有格局發起猛烈沖擊。兩大巨頭被迫應戰，淘寶閃購宣布投入500億補貼，一場史無前例的“補貼大戰”全面爆發。

這場看似讓利于民的戰爭，對整個生態系統的參與者造成了深遠的、多為負面的影響。

平臺方陷入巨額虧損。分析顯示，在補貼戰最激烈時，三大平臺均處于“每單虧損”的狀態。美團高管直言，激增的訂單量絕大多數是不可持續的“泡沫”。據估算，三大平臺單月燒錢總額可能高達250億人民幣，這對任何商業模式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商戶（餐飲企業）成為壓榨的直接承受者。平臺為了維持補貼，往往要求商戶共同承擔成本，或通過提高傭金變相轉嫁壓力。許多商戶陷入“訂單越多，虧損越多”的困境，單杯飲品利潤不足1元，甚至虧損。這嚴重擾亂了商戶正常的堂食經營秩序，并對中小微餐飲企業的生存構成致命威脅。

壓力最終傳導至上游供應商。餐飲企業為在價格戰中生存，被迫向其上游的食材、包材供應商壓價。例如，餐飲業的價格戰直接導致了奶酪等原材料供應商的利潤空間被壓縮。這種壓力傳導，使得整個餐飲供應鏈的利潤都被“壓榨”殆盡。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布，7月18日約談餓了么、美團、京東三家平臺企業，要求相關平臺企業進一步規范促銷行為，理性參與競爭。圖源：新華社

消費者與騎手面臨巨大不決定性。消費者盡管可以在短期內享受到“3.9元咖啡”等超低價福利，但長期來看，商戶為壓縮成本可能偷工減料，導致食品安全和服務質量下降?；靵y的訂單系統也給外賣騎手帶來了更大的工作壓力和不確定性。

“補貼戰”的破壞性已經引起了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分別于5月和7月兩次對三大平臺進行行政約談，要求其遵守《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規，停止惡性競爭，回歸理性。這標志著監管層對平臺經濟“燒錢換市場”模式的容忍度正在降低。

外賣行業的補貼大戰并非真正圍繞餐飲配送的經濟學展開，它更像是一場科技生態系統之間的“代理人戰爭”。京東作為電商和物流巨頭，其入局的核心動機并非在外賣本身盈利，而是為了占領本地生活服務這一戰略要地。

這場戰爭中產生的非理性巨額虧損，如果孤立地看待是無法理解的；但如果將其視為在對手核心領域獲取用戶、建立橋頭堡的戰略性“客戶獲取成本”，其邏輯便浮現了出來。這重新定義了外賣行業的內卷：它并非單純的市場失靈，而是在更大規模的平臺戰爭中，被當作一種蓄意使用的、破壞性的戰略武器，其代價被外部化到了具體的餐飲行業及其中的小微商戶和騎手身上。

內卷驅動的惡性循環和治理困難

電動汽車和外賣行業的案例并非孤例，它們共同指向了驅動中國產業內卷的系統性根源。這些根源盤根錯節，涉及經濟結構、產業技術、資本行為和政策環境等多個層面。

（一）產業內卷的多維根源

一是超大規模單一市場吸引了大量“無耐心資本”。中國巨大的、一體化的國內市場，為企業和資本描繪了一個“贏家通吃”或“贏家通吃大部分”的誘人前景。這種預期使得企業愿意為爭奪未來的主導地位而承受巨大的前期虧損，也吸引了海量短期資本的涌入。這導致企業的考核指標傾向于短期化，過度關注用戶增長、市場份額等指標，而非可持續的盈利能力，助長了“燒錢換增長”的模式。

二是追趕者“后發劣勢”帶來的產能過剩與產品同質化。中國在應用創新和流程優化方面表現卓越，能夠快速將現有技術商業化。長期以來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在許多行業（如電動汽車）積累了大量產能。同時，快速的模仿速度使得創新產品或商業模式的先發優勢極易被后發者侵蝕，競爭者迅速跟進，最終迫使競爭回歸到最原始的維度——價格。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汽車產銷量雖創新高，行業利潤率卻僅為4.3%，低于整個下游工業利潤率及2023年水平。圖源：新華社

三是垂直整合抑制全產業鏈創新。如前文案例分析所示，創新乏力并非僅限于終端產品，而是彌漫于整個供應鏈。從上游的材料、核心零部件，到中游的制造工藝，再到下游的商業模式，都呈現出高度的同質化。這種系統性的創新貧乏，使得任何一個環節都難以建立起有效的技術壁壘來抵御價格戰的侵蝕。

四是單一化的產業政策導向。部分產業政策在推行過程中，可能過于集中于支持特定的技術路線或少數“冠軍”企業，導致資源過度涌入單一賽道。例如，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對特定類型電池或智能化方案的過度傾斜，可能會無意中壓制了其他技術路線的探索，造成供應鏈多樣性的喪失和結構性失衡。這種“押寶式”的政策雖然能在短期內催生規模效應，但長期看削弱了整個產業生態的韌性和抗風險能力。

五是監管框架仍待完善。盡管《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規早已存在，但其在應對數字平臺經濟中快速迭代的新型競爭策略（如大數據殺熟、掠奪性定價）時，執法和釋法仍在不斷完善和演進中。監管從“道義勸說”（如約談）向更具約束力的規則化執法的轉變，仍處長進行的過程中。

（二）自我加固的惡性循環

內卷的多維根源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驅動產業內卷，且自我加固的惡性循環，增加了治理難度。超大規模市場的誘惑和單一化的產業政策吸引了大量“無耐心資本”；資本助推了以搶占市場份額為首要目標的激進戰略，導致產能過剩和全鏈條的同質化競爭；產能過剩和產品同質化使得價格成為最主要的競爭武器；價格戰通過供應鏈壓榨機制傳導至全鏈條，使得企業無法實現盈利，更加依賴外部資本輸血；對資本的依賴，反過來又驗證了資本密集、份額優先戰略的“正確性”。

內卷形成機制的自我推動、自我加固機制，決定了僅僅針對循環中的某一個環節（如僅限制價格戰）的干預措施，很可能收效甚微。

（三）治理政策的兩難取舍

面對日益嚴峻的內卷現象，中國政府在2025年上半年采取了一系列干預措施，呈現出“需求端刺激”與“供給端規制”雙管齊下的特點。然而，這兩套組合拳之間，卻存在著“油門與剎車”并用的悖論。例如政府一邊多次公開表態，嚴厲譴責行業內的“內卷式”競爭和“沒有底線的價格戰”；另一邊“以舊換新”等大規模補貼政策，向市場注入了強勁的需求，反而又可能引爆新一輪的價格戰。

未來的政策設計需要更高的協同性與一致性，不僅要刺激需求，更要主動塑造和引導競爭的性質，確保新增的需求能夠導向高質量、而非低價格的競爭軌道。

2025年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和財政部發布“兩新”政策通知，要求“加力推進設備更新”“擴圍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圖源：新華社

通往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破解產業內卷，并非要消滅競爭，而是要基于“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核心原則，通過政策引導企業提升競爭的維度，破解內卷困局。

一是從鼓勵短期市場份額擴張，轉向獎勵長期價值創造，培育“耐心資本”。推動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改革。例如，為投資周期長、專注于研發密集型企業的風險投資基金提供稅收優惠；調整首次公開募股（IPO）的審核標準，在關注企業規模和市場占有率的同時，給予技術創新能力、可持續盈利模式和產業鏈帶動效應更高的權重。

二是引導產業從同質化的終端產品競爭，向價值鏈上游和高端環節戰略性攀升。借鑒日本在半導體終端市場失利后，通過深耕上游，壟斷了光刻膠、高純度氟化氫等核心材料和部分關鍵設備的經驗，制定國家級戰略，推動電動車行業集中力量在下一代電池技術（如固態電池）、車規級高性能芯片、底層操作系統和核心算法等上游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建立難以被模仿的價值鏈壁壘。借鑒韓國造船業通過放棄低端訂單，專注于LNG船、大型集裝箱船等高技術、高附加值船舶，重獲全球競爭力的案例，鼓勵企業向專用化、高端化發展，如電動汽車企業向自動駕駛物流車、豪華智能電動車轉型；外賣行業向高利潤的B2B供應鏈服務、專業化冷鏈物流、高價值商品即時零售等領域拓展。

三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生態培育，支持差異化和基礎性創新。政府要大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大幅提高侵權和模仿的成本，使投入真金白銀進行原創研發成為更具吸引力的商業選擇。深化“官產學”協同攻關，借鑒日本經驗，設立國家級重大專項，聚焦解決產業共性的基礎技術瓶頸（如通用自動駕駛大模型、新材料），而非僅支持應用層的增量改進。支持企業擁抱開放生態，鼓勵企業在非核心、非差異化的底層技術平臺（如操作系統、基礎云服務）上進行合作，減少重復投資，將競爭資源集中在能夠創造獨特用戶價值的上層應用和服務。

四是建立清晰、可預期且嚴格執行的競爭規則為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從補貼生產者轉向補貼消費者，加強市場對產品和技術的選擇作用。將主要的財政補貼從生產端（如直接補貼車企）轉向需求端（如“以舊換新”補貼、充電樁建設補貼）。

產業政策的核心目標應從扶持少數龍頭企業，轉變為創造一個公平、開放、鼓勵創新的競爭環境，減少選擇性的產業扶持，加強普惠性的政策支持，如對所有企業的研發投入進行統一的稅收抵免，而非只針對特定項目。政策資源應更多地向基礎研究、前沿技術探索和“卡脖子”環節傾斜，而非補貼已經成熟或即將過剩的產能，從支持產能擴張轉向支持前端創新。監管應從反應式的“約談”和道義勸說，轉向主動的、基于規則的執法。對低于成本的傾銷、掠奪性定價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應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現有法律進行嚴厲處罰，形成有效震懾。

6月24日，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審議。草案二審稿對大型企業等經營者濫用自身優勢地位擾亂公平競爭秩序作了規定。

五是重塑產業政策，構建多元化供應鏈，強化供應鏈韌性與多樣性。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針對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等薄弱環節，進行系統性攻關，提升自主可控能力。鼓勵供應鏈多元化，在政策層面避免對單一技術路線的過度偏好，鼓勵多種技術路徑并行發展，為供應鏈保留更多的選擇和備份，防止因技術迭代而出現“全行業踏空”的風險。

培育健康的產業生態，除了支持“鏈主”企業，還要關注和扶持一大批“專精特新”的中小供應商，形成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健康生態，防止因過度垂直整合導致的市場封閉和創新活力下降。對電動汽車等具備全球競爭力的產業，制定精細化的全球化戰略。提供更精準的地緣政治風險預警、貿易壁壘應對指導和多元化供應鏈金融支持，支持企業從簡單的整車出口，轉向深度本地化運營，包括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生產基地和建立獨立的品牌形象。

結論

當前在中國部分關鍵產業中蔓延的“內卷”，是一種經濟轉型期癥候，它暴

露了舊有增長模式的局限性，同時也為邁向更高質量的發展階段提供了變革的壓力和契機。

因此，破解之道，不在于壓制競爭，而在于升維競爭，通過將企業家的巨大活力與一個更具前瞻性、更為精細化的國家產業戰略相結合，引導產業擺脫自我消耗的內卷循環，進入一個創新驅動、價值引領、可持續發展的良性演化軌道。

*本文作者：孫占卿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城市治理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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