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金土老照片收藏館里的抗戰檔案珍品

——浙大龍泉分校遷校實錄與日軍鼠疫暴行的血色見證

□ 李錚湞

蘇州山塘街的譚金土老照片收藏館中，藏有數萬幀歷史影像與諸多未刊文獻，為近現代史研究之重要憑依。今年6月，館內發現一份日記殘頁，書于詩文雜鈔與《經濟學淺說》備課筆記背面。其扉頁鋼筆字跡清晰可辨，“浙大分校時因浙贛戰事，因此于六月間大考，準備遷校。本地學生均回家，陷區學生只得隨校方遷移。卅三、十補注”。這段寫于1944年的補注（日記成稿兩載后），倏然將人帶回1942年那個炮火彌天的盛夏。

7月18日日記

一、烽火遷徙：浙大龍泉分校流亡之路

1937年，盧溝橋烽火驟起，杭城迭遭日寇空襲，山河破碎。校長竺可楨臨危受命，率浙江大學師生自建德啟程，輾轉贛桂，歷經千辛萬苦，終至黔地湄潭。次年浙大西遷，東南學子求學受阻。1939年，浙大獲準設浙東分校于龍泉縣大沙鄉芳野村（舊稱“坊下”）。1940年易名為“國立浙江大學龍泉分?！保瑥V納四海學子，陳訓慈、鄭曉滄先后執掌校務，設文、理、工、農四院及師范學院，開課至二年級，學府氣象初成。

然時運多舛，1942年7月，日寇鐵蹄踏破浙西南，縉云、麗水、松陽相繼淪陷，龍泉告急，分校被迫暫遷福建松溪縣大布村。遷校行程逾200公里，日記所載路線圖，詳盡勾勒流亡軌跡：“七月十五日淚別龍泉，越明日，抵查田，經小梅，十七日輾轉至竹口。”據《龍泉交通志》（1998年版）考證，1942年尚無正式公路，唯有蜿蜒的清代驛道與荒僻的民間便道縱橫山間。時逢盛夏，山區瘴氣如紗彌漫，螞蟥吸附褲腿吸血，青竹蛇盤踞路畔吐信，每日跋涉至多30里，步履行囊皆浸滿濕熱汗氣。至新窯后，改乘竹筏，五人運送行李32件（含全校圖書儀器），終在7月18日下午2時許抵達松溪。

7月18日的日記詳記抵達情景：師生們暫棲唐代古剎羅漢寺。“環境清幽，雖有山而平原亦廣，面前為一條松溪，水流之聲不絕于耳。寺之大門向南，余覓定大殿后右側小房間，鋪好床位，同住者為吳寅官同學。此間原為漏屋，且偶像儼然如生人，視之可怕。因余素膽大故敢住。晚間上街吃面，一碗價僅五角，較龍泉已便宜三倍矣。晚陶建弼君分給菜油燈一盞，室內甚明亮。此間蚊蟲較大，而且一蜇人則腫脹癢痛難堪。傍晚又伴吳君至一民家，購竹竿掛帳子，不料言語難通，只以手勢表示來意，可謂難矣。”

松溪環寺的清幽景致，與大殿后方逼仄的漏屋、猙獰的泥塑佛像形成尖銳對照。作者笑言“素膽大故敢住”，自嘲中透著樂天達觀；而佛龕供桌上攤開的《經濟學淺說》，早已超越對佛像的畏懼——這恰是文明薪火在困頓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寫照。一盞菜油燈明明僅有微光，卻被記為“甚明亮”；“松溪面價僅為龍泉三分之一”的慶幸，又與龍泉分校電機系1944屆畢業生劉春和1942年6月30日日記中“龍泉大量難民涌入，物價飛漲”的記載相互印證，這些細節無不彰顯出浙大師生以苦為甘的生存智慧。

“購竹竿掛帳子”的細節更藏深意：閩北客家方言與江浙吳語隔閡較深，師生以手勢丈量尺寸、比劃數量，于蚊蟲噬咬的腫脹癢痛中完成交易，其窘迫與艱辛躍然紙上。文末一句“可謂難矣”，并非嗟嘆困窘，而是浙大師生“求是”精神在戰火中的生動詮釋——縱使艱難險阻，求知求實之志，永不磨滅！

次日，安頓甫定，驚聞龍泉遭炸，作者于悲愴中援筆成詩，作《憶龍泉》《入閩途中》等詩記錄戰火灼燒的家國之痛。“龍泉芳野慶恩鐘，伴我支離憶去冬”滿含對故地的眷戀，“世途艱險原非易，七尺男兒未應安”則彰顯抗爭決心。這些詩作既是遷校歷程的文學記錄，更是浙大學子于顛沛中堅守氣節的精神寫照。其后又于8月11日、13日數度賦詩，遙吊龍泉罹難同窗。

日記因戰火動蕩倏然中斷，直至8月6日方續筆?！敖袢杖氤且妶筝d中央政治學校由閩省保送十名入學”——中央政治學校作為戰時重要育才之所，借地方保送續行招生，既顯國民政府于戰亂中維系官僚人才培育之苦心，亦印證閩地戰時仍肩負教育輸送之責?！坝忠婇}北多地，由浙贛退出之學生極多，每人每日由招待所發給口糧二元五角以維生計?！贝苏Z直擊戰火對教育秩序之摧殘：浙贛乃抗戰要沖，學子為避兵燹流離閩北，形成規模遷徙，非獨浙大龍泉分校為然，實乃戰時中國“教育西遷”之縮影——無數黌舍學子輾轉后方，教育資源之地理格局因戰禍劇變?！岸褰恰比占Z在彼時物價騰踴之際，僅能茍全性命。字間未直書“戰爭”，卻于無聲中泣訴日寇侵華對華夏社會秩序與民生之戕害，盡顯戰禍對知識群體生存之沖擊，亦見神州大地于烽火中強韌維系之態。這碎金般的記錄，恰是全民抗戰的鮮活印證——非獨軍隊鏖戰前線，整個社會體系亦在動蕩中掙扎存續，共撐危局。

8月7日的日記，更勾勒出戰時遷校的艱困與變局：“每日晚間睡眠時，恒覺污垢油膩，全身不爽，乃決心日間下河洗澡，雖酷暑，不可缺。下午，沈民君來，據謂全校師生已致撤退，鄭主任抵竹口，敵軍現抵赤石離龍泉八十里，而龍泉被第三次投彈，已燒毀，從大橋上可以看見縣政府一片瓦礫廢墟，真所謂無限繁華一剎化為灰燼矣，言之可痛心。沈君又謂余有信來且自蘇北，發出者心甚喜悅。同學中尚有汪世賢君在分共（校）食堂與王季思先生辦結束；葛為圣君在校中，為校方幫忙。”

盛夏酷暑中，師生下河洗澡成維系生存體面的無奈之舉。沈民君帶來的訊息更顯危殆：日軍已抵赤石，龍泉遭第三次轟炸，縣政府化為瓦礫，“無限繁華一剎成灰”的慨嘆道盡故園被毀之痛與戰爭殘酷。校園撤離遂在有序中透著倉促：鄭主任抵竹口接應，汪世賢、葛為圣料理校產，王季思教授協理收尾，于亂世中勉力守持校務。蘇北來信的慰藉與家國淪喪的悲愴交織，更顯戰時個體情感的復雜。

8月12日日記

二、鼠疫陰影：日軍反人類暴行的鐵證

龍泉遭炸硝煙未弭，鼠疫疫癘旋即而至。8月12日之日記記載：

“昨日下午，冒雨入城，注射第三次防疫針。日來全校師生紛來到，人數增至二百人左右，食宿均覺擁擠特甚。前日后殿宿舍已發現死鼠一只，大為疫鼠無疑，是以恐怖之心與日俱增。蓋炸彈殺人有形可見，不一定無藥可治；而鼠疫傳之于無形，患之即死。處于此鼠疫流行之環境中曷勝可憂。

余自去年十一月廿二日離蔣橋，拋棄安適之生活，跋涉千里而不覺其辛勞者，追求一高遠之理想也。今茲不意東南時局瞬變又復，踏上征途，疫癘瘴毒夾雜而來，茍一旦使余罹難于此，則家人不知心志未酬，何其悲也。不死于飛機大炮敵匪交侵之中，而死于鼠疫之災，又何劣耶。余此時既時時有染疫之可能，除盡力預（防）外別無他計，聽天而已。不遇細維，即余由此而死則所抱憾者：一為此身之血性與理想未及發揮表見于人群，一為個人之家世遭逢艱苦酸辛者，未能憑余詳記縷述有負吾父地下之幽靈。再其次，則為自己之名利未就，一身飄零，愧對妻兒?！?/p>

這段文字中，“后殿宿舍已發現死鼠一只”的記錄如驚雷乍響，將無形的鼠疫威脅具象為錐心恐懼。炸彈之險雖烈，尚有應對之途；而鼠疫之惡，卻如鬼魅潛行，讓人束手無策。作者“盡力預防”與“聽天由命”的矛盾，恰是戰亂中個體直面生死的真實寫照——日軍暴行下，生命如風中殘燭，危殆至斯。

至8月23日，生存危機愈發具象。作者深陷痢疾之苦：“自十四日夜晚腹部脹痛，消化不良。十五日乃大便頻仍肛門脹痛，因此食欲不振，早晚進稀飯一碗，中午恒不食或煮鍋巴一碗，食之。此瀉多清白色粘液無糞便，自知與去年在蔣橋所患慢性白痢無異矣，然而去歲有軍醫可治可打針，有趙醫師等可配藥，凡飲食所需與夜晚大便更有琨美料理，余往往呻吟床上，竟日不知外事，如今則不可及矣?！贬t療資源的極度匱乏更添絕望——“請問一看護婦，據云只有瀉鹽、蓖麻油、血清可治，但其價甚昂，余欲一服，孰知被索價六七，聞之恨之而返?！弊罱K作者以食鹽自救，“晨起服鹽開水一杯，吃飯時加了食鹽至咸甚而止”，困頓中維系生命的韌性，讀之令人動容。

更令人痛心的是群體的苦難：“二十一日，在城聞同學中有二人病危，住衛生院，其一為痢疾，已二十日不食，其一為肺病，已死亡，正料理后事。飄零羈旅，孤魂何托，為之泣然。二十一日，回鎮又聞傅斌炎同學因午時往河邊洗衣卒倒溺斃，救治罔效。傅君紹興人，忠誠篤厚，學業優異，訥于言而慎于行，不期如是而死，冤枉何極。不數日而死二人，人命微賤可勝言哉。吾等一樣流亡，同屬客寓居此惡劣之地，疫癘漫延，飲食不調，加以胸懷抑郁，又誰能敢保久長乎？——痛?！?/p>

浙大師生的生死困境，并非偶然的天災，而是日軍蓄意實施細菌戰的直接后果——這場反人類暴行早已在中華大地多點蔓延，罪惡罄竹難書。

追溯既往，日軍細菌戰之暴行早已昭然于世。1940年7月，滿洲731部隊與“榮”字1644部隊狼狽為奸，遣戰機飛掠寧波上空，投下傷寒菌液70千克、霍亂菌液50千克，更有沾染鼠疫菌之跳蚤5千克。菌毒隨硝煙散播，遂使浙江多地鼠疫肆虐，疫癘橫行，生靈涂炭。次年11月4日，731部隊再施惡行，于湖南常德空投鼠疫跳蚤1.6千克。無辜者蔡桃兒首遭其害，成為常德細菌戰之第一位罹難者。自此，奪命瘟疫如附骨之疽，迅速蔓延開來，無數家庭在旦夕之間支離破碎，哀鴻遍野，慘狀之烈，令人目不忍視。

1942年5月，日軍魔爪亦伸向云南滇西一帶：敵機向昆明投擲細菌彈，復對保山狂轟濫炸，更布下大量霍亂細菌彈。菌毒隨彈雨彌漫，致使保山及周邊58縣霍亂大行其道。據載，單保山縣一隅，死者便五六萬；總計染病者超12萬，殞命者達9萬余人。而滇西鼠疫更沿滇緬公路擴散，波及16縣，死于鼠疫者四五萬之眾。此等行徑，皆為日軍以細菌為刃屠戮無辜之鐵證，每一筆記錄，皆是浸透血淚的控訴，映照著侵略者背離人道、踐踏文明的猙獰面目。

近年731部隊最新罪證的公布，更將這場系統性暴行的罪惡推向臺前。2011年10月15日，日本《朝日新聞》披露，日本市民團體“究明日軍細菌戰歷史事實會”成員奈須重雄，于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關西館覓得《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第1部）。此報告翔實記錄了1940到1942年間，日軍于中國展開6次細菌作戰的罪惡行徑。其中，明確記載了使用鼠疫跳蚤的數量及感染者數據，包括二次感染在內，受害者多達25946人。日軍竟稱鼠疫菌為“最優秀彈種”，妄圖借此在精神與經濟層面引發恐慌，其殘暴與歹毒之心昭然若揭。

日軍在寧波、常德等地的細菌戰惡行，與龍泉鼠疫的暴發如出一轍，皆是其以“疫菌為刃”屠戮無辜的鐵證。浙大龍泉分校師生遭遇的鼠疫威脅，正是日軍細菌戰暴行的縮影。竺可楨1943年3月13日的日記亦有相關記載，印證了浙贛地區鼠疫流行的嚴峻態勢，與這份日記的記錄相互佐證，共同構成日軍反人類罪行的鐵證鏈。

三、詩魂不屈：抗日詩鈔里的民族吶喊

烽火彌天之際，詩歌成為浙大學子寄寓家國之思的載體。作者于流亡途中筆耕不輟，那些浸透著血淚的詩行，既是一己情愫的紓解，也是民族魂魄的吶喊。

8月11日，《吊龍泉罹難同學》一詩問世，筆鋒沉郁，于追憶中見戰亂之殤：“記得紇歌聚一堂，人多尚不識君顏。偶因考試臨前座，乍見揮毫述論忙。誠是多才天欲妒，何如抱病臥蘭房。就醫自此城中住，敵機飛越山頭樹。連山烽火漫東南，紛紛逃難經行處。期終考畢整行囊，有家多多返家鄉。我既無家悲客寓，逃亡又向松溪去。松溪小住未經旬，驚說龍泉一炬焚。多少繁華成灰燼，傷心烈火葬青春。飄零同是天涯客，報國空余壯志存。斯世文明無保障，滿腔熱淚哭斯人。人生自古原有死，巾幗須眉一樣人。但見邦家多厄運，堪悲逆旅寄孤魂。悠悠云樹天邊立，劫后蒿萊滿地生?！?/p>

8月13日，作者復改前詩，附言中寄寓大同之憧憬：“昨晚起，大同之理想世界，我以為理想好社會上，第一要件是經濟基礎的平等，私有財產制度的打破；第二要件學術研究的獎勵與自然福利的增加；第三，感情的擴充，發揮天然之本能，為愛夫婦、愛子女、愛家、愛國、愛美物?！庇诒瘧Q中堅守青云之志，恰是浙大學子精神世界的鮮明標識。同日所作挽聯“君誠博學喜多才，廿余年，想見庭前嚴訓，每期為國驅敵寇；我亦飄零悲失怙，三千里，為聞幃幕哀音，同聲與子哭仁翁”，以駢偶之體將私誼與國仇交織，字字泣血，讀之令人扼腕。

9月24日中秋，客居松溪的作者感時命筆，《松溪大部中秋記感》《望月感懷》等詩作次第成篇，于鄉愁中見家國之思：“羈旅知何地，萍飄又一年。濤聲驚舊夢，蟲奏月中天。作客無歡笑，傷心失故園。年年秋月夜，空見月常圓?！薄昂嗡浦星镆嫘γ迹吔腺惽遢x。可能家國重重恨，洗向江流去不回。舊友星零舊事非，山河破碎獸蹄多。昂長七尺知何用，一任蹉跎奈老何?！痹娭小矮F蹄”直指日寇侵略，“家國恨”飽蘸民族血淚，于個人愁緒中勃發時代風骨。

《寄湘關二兄》《懷小蓮》等詩作則聚焦親情?！盃可颜惺炙鞲馓?，身軀肥小面龐嬌。今歲中秋應解事，不當別后亂呼爺”，以稚語寫親情，于細微處見至情。這種對家人的拳拳之念，恰是抵御外侮的精神根脈——正因其愛之深，故其抗之烈。

這些詩作非僅文學創作，更是抗戰血淚史。詩中“劫后蒿萊”“山河破碎”等意象，與龍泉分校遷徙之跡、日軍暴行之實相互映照，共同構筑起浙大學子的戰爭記憶。詩稿中“抗抵所有的艱苦，必須抱定堅定的意志，準備經行一路的崎嶇，不絕的磨難”的吶喊，實為浙大“求是”精神在烽火中的淬煉，彰顯著中華民族不屈之魂。

手繪遷址路線圖

四、心魂叩問：流亡知識分子的價值觀

烽火的淬煉與生存的砥礪，促使浙大學子對世相、人生作更深沉的省思。8月至9月的日記與家書，載錄著作者從具體生存困境到抽象價值叩問的精神履痕。

8月8日的日記，由“膳委員遁去致諸生斷炊”一事切入，反思戰時群體生態：“第一，民主制度往往不可靠，負責人愈多，則人之責任愈薄弱，結果等于無責任心，以致百事俱廢，很少見將公共事務視同自己事務者。即偶有一二人熱忱服務，而結果則反多糾紛，不但無獎譽，且能招致惡果。是以許多事，吾人明知其必敗壞，但不愿伸手挽回。許多物件寧可眼見其為風雨摧毀，不愿致之完好，因為你如果致之完好，則人必謂你有私取嫌疑，將與你爭此完好之物，且毀謗你自私自利，此其一。第二，人與人之相處最難，知識愈高，腦筋愈復雜者愈不易團結一致，蓋往往疑竇顧慮多端，誰亦不肯相下，誰不肯吃虧，戇直者亦可自己吃虧，但因人人皆看破社會無情，吃虧仍不能換取他人之好感，為下次吃虧之先例，則誰甘軟弱，而爭端由此與矣。昔嘗聞人言世界愈進步，人類愈野蠻，戰爭愈慘酷，及今證之是言誠不謬也。”此番觀察直指人性幽微與制度困局，顯露出知識分子對群體行為的理性燭照。

8月31日，作者于松溪見“中心小學門懸孔子誕辰標識”，不禁憶及“執教漣水實小時祭孔之景：秋庭蕭爽，涼風拂袂，師生和穆”，往昔安寧與當下漂泊形成強烈對照，令其“心魂欲墜”。歸途“雄雞啼鳴如洪鐘”，又勾起對家中舊雞的憶念。這種對太平歲月的追懷，實則是對文明秩序的向往，反襯出戰火對常居的摧殘。

時局之起伏始終牽動其心。聞“麗水、蘭溪、衢縣諸地敵退，江山、上饒、廣豐、常山、臨川次第收復”，既生“返龍泉、免連城跋涉”之盼，又存“敵去非為我驅，安知不復來”之慮。其析“此次表面退卻，實則戰略之勝”，顯露出對戰局的清醒認知，非為浮泛之喜。9月4日“克臨川、敵擬棄南昌、漢宜之敵有退意”等消息傳來，狂喜之余仍存“未得確證”之審慎，折射出亂世中希望與憂懼交織的復雜心境。

同日，學校決定遷往龍泉之訊，與沈醫師遭誣“攜藥潛逃”之事形成刺目對比。作者怒斥“醫藥系乎人命，貪財尚可，何至誣人為盜”，于細處揭橥困厄中人性之扭曲，亦見其堅守正義之操。

9月4日未寄出之家書，集中展現其哲學思辨與精神掙扎。信中致二哥：“弟來此之以盡上陳，現羈旅生活中百念叢生。喟心中欲求及一人生目的，迄今杳不可得。古來偉人之論著，對人生看法大多消極悲觀（老莊等），其有積極者甚少。孔子、黑格爾等即在積極之中，亦帶有知其不可而為的因素?！边@種對生命本真的叩問，在“蘇北來信”“戰局好轉”等具體事件之外，開辟出精神求索的維度。

作者進而叩問：“做人究竟要知其不可而為呢，還是疑應曳尾于途中呢？究竟應談快樂主義呢，還是應遵循理性主義呢？”既困惑于“十年修行，經不住一朝摧毀”的現實，痛感“正義皆空，人道虛偽”，又“仍信真理，需積極向上”；既質疑“物質文明加速人類毀滅”，推崇“無為而治”，又難脫塵網。這種“萬念俱灰”與“一線希冀”的撕扯，正是戰時知識分子精神困境的典型寫照。

9月6日之記，其思已及文明價值之根本：“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人們為何不善為享受，而競將棉花、食物、鋼鐵做軍火飛機，一邊制造，一邊銷毀？數百萬人甘心走上死路？可笑亦復可悲?！边@種對戰爭與文明的追問，超越一己之悲，具更闊大的時代意義。

從“斷炊事件”的具象觀照，到“文明反思”的抽象思辨，從“沈醫師遭誣”的義憤，到“人生目的”的叩問，其精神軌跡歷歷可辨。這種心魂的掙扎，既是個體于戰火中的精神成長史，也是一代知識分子于苦難中求真理、守信念的縮影。正如信中“年近三十，心如四五十”之嘆，戰火雖催其精神早衰，亦淬煉出思想之深度，為龍泉分校校史添就厚重的人文底蘊。

浙大龍泉分校七載歷程，由遷徙之跡、鼠疫之影、詩鈔之音、心魂之問共同熔鑄。譚金土老照片收藏館所藏這份檔案，非僅一校流亡之錄，更是民族于烽火中守文明、抗外侮的生動見證——羅漢寺油燈下苦讀的身影，浸血的詩行，鼠疫威脅中挺直的脊梁，共同鑄就中華民族不屈的精神豐碑。

后記

譚金土先生的收藏世界里，抗戰記憶的載體遠不止于浙大龍泉分校的檔案。早年所藏數百封抗戰逃難書簡如今仍靜靜躺臥，其中百余封是1937年底至1942年初蘇州女子楊媗（又名慧貞）與妹妹楊培（又名培孫）流亡浙江時寄給蘇州父母的家書。這些泛黃信箋，與前文所述浙大師生的流亡記錄遙相呼應，共同編織起戰時江南民眾的生存圖景。

1937年11月蘇州淪陷前夕，楊媗攜妹妹隨船隊逃難至浙江，憑會計技能在寧波、紹興、天臺等地輾轉謀生。四年間，平均每十日一封的家信，細述著烽火中的困頓：鎮海口炮聲里的倉皇撤離、旅館客滿時宿于涼亭的窘迫、天臺寄母處“西瓜須八九元一擔”的物價、紹興婚期遇雨的倉促、淪陷時躲在棺材底下的恐懼……字里行間既有“家書抵萬金”的牽念，也有“米總是一斗半斗糴來”的生計掙扎，更有“留得此身亦無意思”的絕望與“仍盼母病復原”的微光。

這些信札中，藏著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太公離世、母親病逝、父親厭世欲遁入空門，而楊媗與表兄孫受之成婚、妹妹楊培訂婚又解約，命運的絲線在戰火中被反復拉扯。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還夾著楊媗兄長楊周翰（后來成為著名英美文學學者）的家書，這位西南聯大助教在信中訴說“改卷至深夜”的忙碌，計劃與妹妹共攢學費助她復學，字里行間的手足情深與求學之志，與浙大師生“弦歌不輟”的精神一脈相承。

從浙大龍泉分校的遷校日記、抗日詩鈔，到楊家姐妹的逃難書簡，譚金土收藏的這些“民間檔案”或許沒有宏大敘事的波瀾壯闊，卻以最真切的肌理記錄著戰爭如何撕裂普通人的生活。它們共同證明：抗戰的勝利，不僅是軍隊的浴血奮戰，更是無數如浙大師生、楊家姐妹般的中國人，在烽火連三月的絕境中，以各自的方式守住文明的火種與人性的溫度。這些散落在民間的文字，正是民族記憶最堅韌的脈絡，值得被永遠珍視與銘記。

譚金土簡介：

譚金土，1947年生于江蘇丹陽。1976年畢業于江蘇師范學院（今蘇州大學）中文系，后入蘇州市檢察院，歷任教育科科長、審查起訴處處長等職。其兼具多重身份，如中國法學會、中國檢察官協會、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亦為省、市作協會員，著有《茅針》《法言與法相》《大明海醫》等作品。

自上世紀90年代始，他積20余載心力，藏老照片5萬余幀，撰研究文字數十萬字，于蘇州山塘街設老照片收藏館，莫言曾為其題詞，館中影像皆為歷史與民間記憶之載體。蘇州市檢察院內，亦有其檢察老照片收藏展示館。2023年6月5日，先生因病辭世，享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