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歷史并非已經沒有空間了，比如說，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1917.10.31—2016.7.8）就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全球史學家之一，被譽為“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和“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

威廉·麥克尼爾在本科和碩士階段都是學習文學的，二戰期間服役結束后，在博士階段才改學歷史學。其發表于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一書，通過文明互動解釋了全球歷史進程，成為全球史學科的里程碑。可能更讓大多數人熟悉的是發表于1976年的《瘟疫與人》，該書開創了“醫學史”新領域，啟發《槍炮、病菌與鋼鐵》等后續研究及作品。

威廉·麥克尼爾當然有學術方面的研究，而其發表的書籍更多是普及型的讀物，但不管是論文，還是書籍，立意是學術，而不是危言聳聽式的瞎扯。在疫情下，時間充足，再次研讀《瘟疫與人》，不得不感嘆，人家的水平是過硬的，該下的功夫，是下足了的。

比如，威廉·麥克尼爾對于1911年和1921年，東北發生的大規模鼠疫的看法。鼠疫源自土撥鼠，土撥鼠體形碩大，其皮毛價值高，在土撥鼠出沒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有一套習俗以應對感染鼠疫的危險。這套習俗從流行病學上看相當合理，只是在解釋上聽起來是迷信的。

根據游牧部落的習俗，土撥鼠只能射殺，設陷阱則是禁忌；活動懶散的要避免接觸。如果看出哪個土撥鼠群落顯出生病的跡象，人們就要拆掉帳篷遠走他鄉以躲避厄運。很可能就是靠這些習俗，草原上的人們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

但到了1911年，隨著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長期禁止關內人移民東北地區的官方規定不再有效，毫無經驗的大批關內移民追隨土撥鼠的皮毛而去。由于對當地習俗一無所知，移民對土撥鼠主要設陷阱捕殺，結果鼠疫最先在他們中間爆發，并使哈爾濱市迅速成為鼠疫中心區，然后從這里出發，沿新建的鐵路向外擴散。

這種解釋不見得就是定論，但非常合理。我看到的關于東北鼠疫的相關書籍不少，一般都是從不同角度講馬來西亞華僑伍連德領導的防疫團隊，以及“伍氏口罩”和其采取的隔離相關措施等感人故事。當然也有法國鼠疫權威專家梅斯尼教授判斷失誤，自己也感染并死于鼠疫的這類故事。而《瘟疫與人》并不糾結于這些細節，而是通過其對資料的分析，找到可能存在的最合理的原因。

如果，我們要研究歷史，似乎也應該采用類似的方法，通過各種相對可靠的資料，這些資料可以是史料記載，也可以是文物證據，還可以借鑒先行者們的判斷等，以此試圖去尋找相對合理的答案。

當然不能夠把除了中國之外，所有地區的歷史，拿來挑出部分瑕疵，就得出全是偽造的結論。這樣做不是在否定別人，而是在暴露自己的愚蠢。

然而像這樣研究，一生只能寫幾本書，可能是賺不了幾個錢的。至于說，在加拿大出生，移民美國的威廉·麥克尼爾，會不會為他的國家歷史較短，而失去自信？可能他壓根就沒想過這個問題。

威廉·麥克尼爾雖然是學文學的，但確實是宗師級的歷史學專業人士，我們有空再看幾個外行（天文學家、生理學教授等）研究歷史并寫出暢銷書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