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先生的二兒子因急性呼吸衰竭不幸夭折，醫院最終賠償88.8萬元，但韋先生只拿到33.3萬元，剩余的55.5萬元被代理律師鄧某收取。

事件曝光后，大家開始關注律師的收費是否合法，是否存在違規操作。

事情起初，韋先生的二兒子因急性病情死亡，法院判定診所賠償2萬元，隨后，韋先生向醫院提出投訴。

就在投訴后的第二天，鄧律師主動聯系了韋先生，表示可以幫助他爭取更高賠償，并且承諾先不收取律師費，直到案件有了結果。

韋先生沒有過多懷疑，簽署了一份由“新諸葛科技咨詢有限公司”提供的《咨詢合同》，合同規定賠償金額超過23萬元的部分作為咨詢費支付給公司。

2023年，司法鑒定確認醫院存在過錯，鄧律師表示會幫助韋先生爭取賠償，并在案件結束時與韋先生簽訂了正式的《委托合同》，確定了55.5萬元的律師費。

但韋先生后來發現，實際賠償款是88.8萬元，而鄧律師卻只給了他33.3萬元，剩余的55.5萬元被收取為律師費。

韋先生感到被騙，開始質疑鄧律師的做法。

更令人疑惑的是，鄧律師在案件調解過程中隱瞞了賠償金額。

在韋先生簽署《承諾書》時，鄧律師告訴他賠償款為79萬元，而實際到賬的金額遠超這一數額。

鄧律師讓韋先生簽署的合同日期和實際簽署時間不符，甚至存在簽署空白《承諾書》的行為。

盡管賠償款已全部到賬，鄧律師卻提出律師費為55.5萬元，最終將賠償款截留。

令人震驚的是，律師費比例達到了賠償金額的62.5%，遠遠超過了法律規定的最高上限。

此外，案件的整個代理過程也存在疑點。韋先生簽署的《委托合同》日期為2023年12月15日，但實際簽署時間是2024年5月31日。

合同中律師收取的金額也超過了行業規定的風險代理費比例。

鄧律師承認，案件屬于“先服務后收費”，但堅稱不是風險代理。

對此，鄧律師回應稱，案件難度大，律師費是雙方協商的結果，并表示韋先生反悔是違法的。

至于為何主動聯系韋先生，他認為那是正常的法律代理行為。

但媒體和律師指出，鄧律師可能通過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且未告知韋先生完整賠償金額，涉嫌欺詐行為。

目前，廣州市律師協會已立案調查此事，但調查進展緩慢，至今沒有給出明確結論。

韋先生表示，自己仍在等待維權結果，他希望能夠拿回屬于自己的賠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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