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增評補圖石頭記》首發座談會在北京曹雪芹學會品紅軒舉行。《增評補圖石頭記》藏家杜春耕，北京大學著名學者辛德勇，中國古籍鑒定專業委員會委員艾俊川，該書《后記》的執筆者張青松，北京曹雪芹學會副會長位靈芝等，以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初刊《增評補圖石頭記》為核心，探討了其背后的收藏傳奇。

《增評補圖石頭記》首發座談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光緒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書局以“鉛石印”技術刊印的《增評補圖石頭記》，全書260幅插圖，包含19幅工筆人物繡像，在晚清小說插圖藝術日漸式微的背景下，意外掀起了一場圖像敘事的復興。此次出版的《增評補圖石頭記》即以這一珍藏孤本為底本，由中國書店還原影印。

《增評補圖石頭記》。

活動現場，作為該書影印出版推動者的張青松，揭秘了這套珍本失而復得的經過——杜春耕一度找不到該書的第一函，以至于這套《增評補圖石頭記》長期以三函狀態存在，好在最終在其家中尋得缺失的一函。為了確保影印本的掃描質量，張青松表示，“杜老慷慨同意拆線掃描，我們請了最好的修書匠人百分百復原。”張青松強調，“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鉛排+石印’《石頭記》，文本依據王希廉和大某山民的評點本，通過影印技術實現了版本固定化。”對此，杜春耕補充表示，“這是存世唯一帶光緒十年牌記的同文書局本。”杜春耕直言，這一版本有其矛盾之處，“同文書局自己標記是‘石印’，但打開書看，也有鉛排的字。同文書局的這句記錄使我們知道，該本是用鉛字排的版，而印刷方法卻是石印——這書有太多奇怪的信息，是十分好玩的書。”

在張青松所作的《杜春耕藏同文書局初刊〈增評補圖石頭記〉考論》一文中，詳述了杜春耕藏同文書局初刊本《增評補圖石頭記》及其出版傳播等。張青松表示，“杜春耕藏同文書局初刊本《增評補圖石頭記》，鉛排石印，王希廉、姚燮兩家合評。……卷端及版心均題：增評補圖石頭記并卷（回）次，次行署：悼紅軒原本、東洞庭護花主人評、蛟川大某山民加評。版心底部亦題：悼紅軒原本。卷末收護花主人（王希廉）、大某山民（姚燮）總評。”張青松在文中介紹，“卷首分為兩冊。首冊依次為總目、原序（程偉元）、護花主人批序（王希廉）、讀法、護花主人總評、護花主人摘誤、大某山民總評、明齋主人總評、或問、讀花人論贊……二冊依次為大觀園影事十二詠、《大觀園圖》、題詞、大觀園圖說、音釋。接繡像19幅，前圖后贊，其中前兩幅為絳珠仙草和通靈寶玉，后17幅為人物。《大觀園圖》約為書冊版面的四倍大，折疊后插入。三冊起為正文，每卷首收情節插圖兩幅，計240幅。全書總計收圖260幅。”

杜藏本第四十回插圖。

關于鉛排石印，張青松在文中表示，“《增評補圖石頭記》是廣百宋齋排版，同文書局印刷發行，兩家合作而成。關于此書的印制，《徐愚齋自敘年譜》記錄‘以鋼版、鉛版選輯……《石頭記》’，吳克岐《懺玉樓叢書提要》與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標注為排印本，《紅樓夢書錄》等標注是鉛印本，似乎確定了此書‘鉛印’的身份。從字體的形態看，確實是金屬匠體字形，接近現代鉛印的風格。但應該注意的是，鉛字排版與鉛字印刷并非一回事。在杜藏本發現之前，面對存世較多的撤除牌記本《增評補圖石頭記》，對石印技術和形態不太了解的學者，確實難以辨別。而杜藏本牌記的‘用石影印’之語，直接明確了這部書的版本形態。書尾‘同業公會’的標簽上，前輩從業者對此書的判斷也是石印本。杜春耕判斷說：‘版權頁上這句記錄還使我們知道該本是用鉛字排的版，而印刷方法卻是石印。’也就是鉛排石印。”

在艾俊川看來，這一獨特的印刷方式，有著非常重要的印刷史意義，“光緒十年中國僅有點石齋和同文書局兩家掌握石印技術。同文書局創新性地將鉛排活字與石印結合——鉛排保障文字清爽美觀，石印實現260幅插圖精準復制。”那么，如何鑒定一本古籍到底是鉛字還是石印呢？艾俊川傳授其中的訣竅，“鉛字通常是凸版印刷，紙薄會留下壓痕；石印因二次上墨，邊緣常有浮墨暈染。”艾俊川表示，在晚清時期，石印本成本遠低于雕版。

對于《增評補圖石頭記》的版本源流，張青松表示，“《增評補圖石頭記》的文本主要承襲王希廉評點本和大某山民的評點，而王本又以程甲本為基礎。”對此，辛德勇指出了由此延伸出的版本爭議，“讀這套光緒本中的評語特別感慨——清代讀者就指出后四十回‘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安根伏線，有牽一發全身動之妙’。現代作家林語堂、王蒙都認為續寫比原創難百倍。”在這里，辛德勇對比了早期抄本差異：“甲戌本、庚辰本等抄本與程高刻本差異顯著。而這套鉛石印本的價值，正是通過工業技術將定本固化，終結了抄本時代的文本流變。”

記者/何安安

編輯/張婷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