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論及“南朝人物”或“晚唐詩”，抑或二者并論時，往往有人會搬出這兩句詩。說到“六朝”，也經常引用此句，是為：“六朝人物晚唐詩”。若談“魏晉”，則又變成：“魏晉人物晚唐詩。”同一句詩竟有三種版本，使人不禁要問：究竟是哪朝人物晚唐詩？

這兩句詩，出自日本漢詩詩人大沼厚（1818-1891，字子壽，號枕山）之手。枕山活躍于江戶末、明治初，平生詩酒風流，可稱一代名士。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枕山的這兩句詩每每見諸周作人筆端。1933年農歷重五，周作人在北平“后門橋畔店頭”碰巧得見“永明三年磚拓本”，“永明”即南齊武帝蕭賾年號，以為“南朝物”，他便想起了枕山的詩句。（《題永明三年磚拓本》，原載《人間世》1934.6，收入《夜讀抄·苦茶庵小文》）。1935年，周氏發表《東京散策記》一文，當中提及永井荷風《下谷叢話》“第十九章中引有大沼枕山的絕句”（原載《人間世》1935.5，收入《苦茶隨筆》）；同年發表的《日本管窺》（原載《國文周報》1935.5，收入《苦茶隨筆》），又談到此事，并完整引用了枕山詩：

大沼枕山善作漢詩，我當初在永井荷風的《下谷叢話》中看見他的一首《雜言》之一，很是喜歡，后來買到《枕山詩抄》，在初編卷下找到，詩云：“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臺發興奇。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

枕山詩名盛極一時，他的詩集在幕末時期已是暢銷書（周朝暉《大沼枕山：日本漢詩最后一抹斜陽》，《書城》2021年5月號）。《枕山詩抄》曾于日本嘉永二年（1849）刊印，僅一冊。枕山自言喜愛小詩“一語勝人千百”（《自序》），故此刻專收絕句，但當中未見這首《雜言》詩。后來枕山的詩作幾經編刻，在梓行于安政六年（1859）的《枕山詩抄》“初編”（圖1）之“卷下”，方才尋獲周作人當年見到的枕山原句，正寫作“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圖2）。

圖1 《枕山詩抄》初編，安政六年（1859）刻，現藏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

圖2 《枕山詩抄》初編卷下

永井荷風的《下谷叢話》，撰成于“大正十五年丙寅初春”（荷風《自序》落款），即1926年。此書推出不久，周作人或已從中得知枕山絕句。按《周作人日記》，1930年8月20日的下午，他曾遣人到廠甸取一副裝裱好的條幅，要贈給當時還在讀高中的小友王心笛（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下冊，第106頁），條幅的內容即是枕山這首七絕，只可惜條幅原作后來佚失（王圣思編著《辛笛與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頁）。

彼時尚與周作人過從甚密的弟子沈啟無，也在文章中征引過枕山詩句：

日本大沼枕山有詩云：“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南朝人物與晚唐詩并說，此意甚美。竊以為六朝文章命脈，唐人詩賦中見其華彩，初唐王子安，幾乎全學庾子山，四杰之中此人最可愛，惜乎死得太早，不能如庾信文章老更成耳。（《六朝文章·閑步庵隨筆》）

此文發表于1935年6月（《文飯小品》第5期），依據周作人提到枕山詩的時間，沈氏得聞其詩當是承襲“師說”。

約半個世紀后，當馮至在《談梁遇春》（1983年撰成，次年發表于《新文學史料》第1期）一文中征引枕山此詩時，已不知作者是誰，只是模糊憶及“我們還欣賞那時不知從哪里聽來的一句詩：‘六朝人物晚唐詩。’”不但不明出處，原詩的“南朝”也記成了“六朝”。據馮至自道，他與梁遇春的交往，“在1930年從晚春到初秋不過五六個月”，可以推算，這句詩應在1930年春秋間的某一時刻成為他們的共同話題。

1932年，梁遇春不幸病故，非惟“文壇一損失”，好友廢名亦“大為頹喪”（周作人復施蟄存函，沈建中編《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上冊，第181頁）。廢名寫于1936年的《三竿兩竿》（《世界日報·明珠》第15期），仍念及這位“亡友”：

六朝文不可學，六朝文的生命還是不斷的生長著，詩有晚唐，詞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脈也。在我們現代的新散文里，還有“六朝文”。我以前只愛好六朝文，在亡友秋心居士筆下，我才知道人各有其限制，“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此君殆六朝才也。

在這里，廢名明面上未引詩，但“六朝人物晚唐詩”之義可謂呼之欲出。馮至與梁遇春交游，緣于1930年廢名創辦《駱駝草》。或可想見，廢名應同馮、梁一道，“欣賞那時不知從哪里聽來的一句詩”。也正在那時，廢名等人在周作人講席之側，耳濡目染，不難從其口中聽聞枕山的七絕，只是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詩句的出處變得不再緊要，時過境遷后，字詞也發生了些許變異。

無獨有偶，汪曾祺在《談風格》（《文學時報》1984年第6期）一文中，追憶“在大學的時候，我有一陣偏愛王維。后來又讀了一陣溫飛卿、李商隱”，說起當時“有一個人說得更為坦率：‘一種風流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汪氏同樣不記得詩句作者，且“南朝”也記作“六朝”。

汪曾祺引詩，為的是說以溫、李為代表的“晚唐詩”，不甚措意“六朝”還是“南朝”，大抵情有可原。另如顧隨講晚唐詩，亦引作“六朝人物晚唐詩”（《退之詩說》，收入《顧隨全集》卷5，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65頁），自有焦點所在，故不計較其馀。馮至則不同，他與梁遇春關心的，正是“六朝”和“晚唐”的人與詩。所以引詩后才會說：

在六朝和晚唐極其混亂的時代，能產生那么多超脫成規、鄙夷禮教的人物和一往情深、沁人心脾的詩篇，是中國歷史上特殊的光彩。（《談梁遇春》）

以“超脫成規、鄙夷禮教的人物”對應“六朝”，又以“一往情深、沁人心脾的詩篇”對應“晚唐”，便是為那句出處不明卻印象極深的詩句作注疏。

以詩法論，枕山原句不妨理解為“互文足義”，本不須單論哪朝的人物、哪朝的詩，而是將這兩個時代的人物、文學一并論之。是以字面雖不言“南朝詩”抑或“六朝文章”，其意實已蘊于句中。廢名的文章雖未引詩，但在他眼中，“六朝文”的延長線上分明系著“晚唐詩”。不僅如此，縱使原樣照搬“南朝人物晚唐詩”的沈啟無，談論的不也是“六朝文章的命脈”么？更有甚者，學者論及周作人對這兩句詩的“稱賞”，同樣歸因于“‘六朝文章’和‘晚唐詩’正是周作人最為欣賞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高恒文《南朝人物晚唐詩——論周作人和廢名對“六朝文章”“晚唐詩”的特殊情懷》，《漢語言文學研究》2013年第1期）。質言之，無論知不知作者，是否引據原詩，“南朝”的“所指”，早已置換成了“六朝”。

“南朝”“六朝”之易混，其實相當好理解。所謂“南朝”，特指宋、齊、梁、陳四個南方朝廷；“六朝”，則算上了“南朝”之前的東吳與東晉。與“南朝”相比，“六朝”在政權指稱外，還特具一種文化意味。另一面，無論“六朝”還是“南朝”，時間上固有長短之分，論地域卻一以貫之。是故在談論“南京”這座古城時，也很容易情不自禁吟成“六朝人物晚唐詩”。葉兆言《煙雨秦淮》《懷舊，廢墟上的徘徊》《六朝人物與南京大蘿卜》等文皆是如此，似已將時間的“六朝”與空間的“南京”完全相融。不過，葉兆言《南京傳》（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頁）引詩又作“南朝人物晚唐詩”。對此只能說，但為“南京”之故，“南朝”與“六朝”的些許界限應可忽略不計。

每一個指稱背后，都有其具體的語義指向，所以有時的訛變或是不自知，或是文人故作狡獪。《馮至傳》的作者周棉提到，馮氏“進大學以后”，“就極贊賞‘魏晉人物晚唐詩’”，別生一種異文。盡管此處可能是論者不曾檢視馮至原文而導致的訛誤，但也可以理解為有意將詩句接入“知識分子為了避禍而在文章言論中不觸及現實可追溯到魏晉時期”的論域當中（《馮至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余秋雨《遙遠的絕響》講“魏晉”，提到“前人的一種說法：能稱得上真風流的，是‘魏晉人物晚唐詩’”（《山居筆記》，文匯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頁），也不明原詩出處，而將詩句徑改成“魏晉”。嵇康身為“魏晉人物”的代表，有學者談及他，亦不免強行將詩句念作“一種風流吾最愛，魏晉人物晚唐詩”（王曉毅《嵇康傳·前言》，“大沼枕山”誤作“大澤枕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頁）。

將枕山詩句誤為“魏晉人物”的語例，所在多有，自鄶以下，不如為公“藏拙”。相對復雜的一例，是鄧云鄉為《民國筆記小說大觀》所寫序言，其文稱：

不惟南北朝三百年混亂，文獻喪失殆盡之后，唐朝開始修兩晉、六朝史，是以《世說新語》作為重要材料，即一般讀書人，亦莫不愛讀此書，所謂“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六朝風流，幾乎成為一千六七百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品次標榜的核心，這不能不說是《世說新語》一書的影響。（《民國筆記二題》，收入《云鄉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57頁）

所引枕山原詩確是無誤，有意思的是為《世說新語》立說。按照魯迅的說法，《世說》“事起后漢，止于東晉”（《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47頁），蓋將書中時代最晚的謝靈運歸入“前朝遺少”，是以嚴格說來，《世說》中沒有一個“南朝人物”，若引枕山之句作“話頭”，就恰好撲了個空。細審之，鄧云鄉這里的落腳點當在“六朝風流”，與前論面上引“南朝”、實則稱“六朝”的諸家無異，他想說的恐怕還是“六朝人物晚唐詩”。

從時間范疇看，“六朝”似乎也可將“魏晉”囊括進來。然而，若將詩句吟成“魏晉人物晚唐詩”，則頓生捍格。因為單說“魏晉人物”，已排除宋、齊、梁、陳四朝英華，但要同“晚唐詩”的氣韻相搭配，那么在曹氏父子引領的建安風骨、曹魏的正始玄音、中朝的“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以及南渡后的“平典如《道》《德》論”中，到底哪個才合適呢？也許還是南朝的永明體、宮體更合乎溫、李趣味，才稱得上“一種風流”吧。

不知是不是對這句詩太過“熟悉”，以致在裝點篇章之馀，常疏于細思。倒是人們對于“晚唐詩”的記憶十分穩定。一則因為晚唐溫、李等人的作品極為風格化，與初、盛、中三唐絕異，大沼枕山便另有“晚開花似晚唐詩”（《臺東看花雜詠》）之句；二則“晚”字屬上聲，在詩句中格外重讀，難以輕忽，不似“六朝”“南朝”易混。另外，以詩律求之，“南朝”若作“六朝”，于格律無傷；倘作“魏晉”，則“晉”字平仄不協，讀來別扭，似非熟吟舊詩者會犯的錯誤。

周作人后來追憶當年蒐集金石的過往，重提“永明”磚拓，自認“磚文恐怕是假的”，但他由此引出的枕山絕句，卻在文壇近百年中，驚起層層漣漪（《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0年版，第287-288頁）。一句有固定文獻源頭的詩句，從海外傳到本土，難免出現變形。之所以如此，自有日本漢詩在中國流傳不廣的緣故，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大多數引用者似乎并不在意詩句的出處，也不刻意追求準確，只當它是一個漂亮的“話頭”，猶如“俗話”“老話”。試問有誰真的會在意“俗話”“老話”最先由誰說，最初怎樣說呢？北朝邢子才曾道：“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北齊書》卷三六《邢卲傳》）清代學者顧廣圻也頗愛“思適”，用以名齋。善讀書者上下求索、左右比勘，不難知曉文章本意，時而意外收獲“一適”，真堪玩味，不妨稱之為文獻家之“風流”罷。

附記：拙文草成后，曾與王楚、劉璇、李倩冉等同道學人分享、交流，諸友識見淵博又各有所擅，惠我良多，在此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