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父親喊我“乖姑”

母親告訴我，我是她和父親避孕失敗的產物——

母親覺得當時的環境很危險、很不安定，他們自己的生活還很沒保障，將來可能還要顛沛流離，所以一直沒要孩子。

母親在1929年生我的時候，已是高齡產婦，拖了很長時間沒生下來，醫生問父親保大人還是保孩子，父親回答是大人，沒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來。
我的名字是父親給取的，“先取一個名字‘海嬰’吧！‘海嬰’，上海生的孩子，他長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換都可以”。從這一點來看，父親很民主，就是這么一個嬰兒，他也很尊重我將來的自主選擇。

父親跟我講的是帶紹興口音的話，他喊我“乖姑”，有點像廣東話稱呼孩子的方式。

七十年前的上海夏天濕度非常大，那時又沒空調，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濕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總要長一身痱子，又紅又癢，又抓撓不得。

晚飯以后，跑到二樓，躺在父親床上，那時天色已暗，但為了涼爽并未開燈。

這時候父親就準備一個小碗和海綿，把一種藥水搖晃幾下，用藥水把海綿浸濕，輕輕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親用扇子扇干，因為有機會親近父親，可以不怕影響父親寫作而被“驅趕”，我躺在父母中間，心里無比溫暖。

直到天色黑盡，父親又要開始工作了，我才戀戀不舍地回到三樓自己的房間里睡覺。這是我記憶中最快樂的時光。

02、朱安是一個善良的女性

父親去世后，母親除了我這么個病孩子之外，也負擔了朱安女士的生計，生活得比較艱難。

朱安也是一個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給母親的信總是表示感激之情，說“您對我的關照使我終身難忘”，也很體諒母親，“您一個人要負責兩方面的費用，又值現在生活高漲的時候，是很為難的”，收到生活費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開支的。

我從來沒見過朱安，連見到沒見過，所以也談不上什么印象。不過從她與母親往來信件看，她對我還是很關愛的。

一次她給母親寫信說：“聽說海嬰有病，我很記掛他。您要給他好好地保養、保養。”

我十五、六歲后，她就直接給我寫信，有一次還問我是否有同母親的像片，給她寄來一張，“我是很想你們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當作香火繼承人一樣看待。

1947年朱安病故時，母親受國民黨監視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親朋幫助料理了喪事。

03、周氏三兄弟

周樹人與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一個悲劇，某些魯迅研究者推測，是他看了一眼弟媳沐浴導致的失和。但據當時住在八道灣的的房客章川島先生說，八道灣后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人是無法靠近的。當時情況究竟如何，我沒有發言權，個中原因也許永遠是個謎，但我覺得導致他們分歧的根本原因還是性格問題。

周作人性格軟弱，被他的妻子左右，他也不能脫離他自己的優越的生活環境——

那時，周作人家里有廚子、保鏢、車夫、傭人，他還沒作漢奸的時候，人家勸他到南方去，他說家口在這，他不愿意走，他不愿意離開他的天地。

1948年，我隨母親到北京，某個冬天下午，章川島先生問我是否要到八道灣看一下。

我從小就聽說八道灣，心里也早有種親切和向往，于是跟著他去了。

走進里院，只覺得空空蕩蕩，很寂靜，西北角一個老太太坐在小凳子上曬太陽。

她把章先生喊過去，大概詢問來者是誰。只看到章先生禮貌地回答幾句后，老太太突然站起來對我破口大罵，漢語之后又換了日語。

章先生趕忙把我拉到外院，我才知道，她原來就是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

自此，我再沒見過她，八道灣房產也在解放后被我們捐給國家，我跟周作人的后代一點聯系也沒有。

周作人夫婦一直不承認我和我母親，他們自始至終對母親是蔑視的態度，認為她是作“小”的，我不是周家正統的人；周建人也很早被趕出周作人的家，在上海做小職員，我父親寫信給蔡元培，讓他給周建人介紹工作，周建人才在上海找到工作。他在上海也找到了一個夫人，原來的那個妻子（注：羽太信子的妹妹）和他早屬于無效婚姻，周建人到了上海還幾次寫信要她過來跟他生活，但姐姐羽太信子不讓她去，一直把她留在周作人家里，等于是他們家的高級保姆，羽太信子姐妹倆在北京先后去世。

現在想起來，祖母對父親還是偏愛的，周作人無論多么風光，她沒有住在周作人家里，哪怕是大兒子不在、在上海，她還愿住在大兒子家，朱安陪著她，說明她和周作人的關系非常冷卻。

羽太信子把魯迅趕走，把周建人趕走，把房契也改了，想獨霸一方，她還詛咒魯迅斷子絕孫。

04、身為魯迅之子

說來奇怪，在父親去世前幾天，我放學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覺有個聲音對我說：“你爸爸要死了!”

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這個聲音究竟來自何方，也許是那一段時間健康欠佳的父親給我的心理暗示？

1936年的大半年，我們的日子總是在憂喜之中度過。

每天我從三樓上下來總是躡手躡腳，父親的房門一般不關，我悄悄鉆進臥室，聽一會他的鼻息。

父親的床頭凳子上有一個瓷杯，水中浸著他的假牙。瓷杯旁邊放著香煙、火柴和煙缸，還有象牙煙嘴。

我自知對他的健康幫不了什么，但總想盡點微力，于是輕輕地從煙盒里抽出一支香煙，插進被熏得又焦又黃的煙嘴里面，放到他醒來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離去。

中午吃飯的時候，總盼望父親對自己安裝香煙的“功勞”夸獎一句。不料，父親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詢問一句：“今朝煙嘴里有啥末事？”父親聽后，微微一笑，便說：“小乖姑，香煙是你裝的吧。”聽到這句話，我覺得比什么獎賞都貴重，心里樂滋滋的，飯也吃得更香了。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許媽上樓低聲說：“弟弟，今朝儂勿要上學堂了。”我才知道，我沒有爸爸了……

我沖下樓，看到父親躺在那兒，像以往入睡一樣安詳，媽媽流著眼淚摟著我說：“現在儂爸爸沒有了，我們兩人相依為命。”

以前我不知道父親是個那么有影響的人，如果有轉折點的話，那就是父親去世，很多人把他從家里抬出來，送到萬國殯儀館，后來還有一個非常盛大的葬禮。從這個葬禮當中，第一次知道父親的地位和影響。

父親墓碑上的字是母親讓我寫的，她后來說別人寫都不合適，她那時可能已經意識到，實際上誰寫對誰都是一輩子的影響，她不期望別人來寫，實際上是更多的為了對方的安全。

身為魯迅的兒子，是我無法自己選擇的命運。對于這個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

我始終不愿意人家說“這是魯迅的兒子”，因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業。

我畢業于北京大學核物理系，后來在廣電部工作。我覺得不是靠父親的光環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但很多時候，大家更是沖著“魯迅的兒子”來的，而很多情況下我也身不由己，耗了很多時間、精力；可是如果不去，人家覺得不給面子，有時我也很苦惱。

我早已意識到，魯迅是世界的，父親是一個沒有隱私的人，他的所有日記都一字未改地發表。

作為魯迅的兒子，我希望大家不僅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文學價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魯迅，生活中的魯迅，那才是一個完整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