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鄰，再拖就來不及了，把委員長請來廣州，咱們留下！”——1949年4月的午后，張發奎推門就拋出這句石破天驚的話。屋里煙霧繚繞，李宗仁捏著茶杯，眉心緊鎖，一言未發。

空氣里的焦躁并非空穴來風。三個月前，蔣介石宣布暫離總統職位，卻保留國民黨總裁身份，溪口老家七座電臺整夜閃爍電波。電文一道接一道飛向南京、廣州、臺北，調兵、撥款、簽字，蔣依舊是“最高指揮”。外界只看見“代總統”李宗仁，卻看不見那條連通溪口的無形紐帶。

最刺眼的，是金銀與部隊的南渡。277萬兩黃金、1520萬枚銀元與一批國府精銳先后登船，直奔臺灣，留給南京的是空庫與紙面數字。李宗仁想推行幣改，奈何沒錢沒兵；想談判，又被蔣電令生生攔下。國統區謠言四起，“李只管寫公文，蔣才握方向盤”——說得殘酷卻準確。

張發奎的情緒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酵。此人出身北伐“鐵軍”第四軍，功勞簿滿滿，卻在蔣的嫡系體系里屢遭冷眼。此番回到廣州，他看見粵軍被不斷抽調，廣東門戶洞開，簡直怒火中燒。“請來，再扣下！”成了他輸不出的暗招。

李宗仁聽完提議，先是沉默，繼而搖頭。他語速緩慢，幾乎像心底自問：“把人扣住，就能把錢和兵扣回來嗎？”這是他的第一層顧慮，現實到讓人無言。第二層顧慮更隱秘——桂系剛坐到“代總統”座椅，若此時翻臉抓蔣，無異于自毀政治正當性。桂系本就被質疑“野心”，再添“兵諫”標簽，國際社會會怎么看？

張發奎急了，拍桌而起：“你膽子太小！”短短六個字，幾乎要把屋頂掀翻。可李宗仁只是抬眼，淡淡一句：“你不在其位，不知其難。”他很清楚，蔣介石早有一次西安事變的前車之鑒，如今防范升級。想靠粵籍將領在廣州拿人，等同虎口奪食，不成功便成仁。

李宗仁的話雖平靜，卻切中要害。蔣介石確已提高了安全閾值。他往返廣州、臺北，總帶一個警衛營打前站。甚至連李宗仁設下的迎賓館家宴，也被蔣經國帶隊從廚房查到酒窖。每盤菜、每勺湯鹽都得先過試味勺，仿佛隨時可能出現下毒刺客。如此密不透風的布置，別說張發奎，連想靠近的人都難。

說來也巧，同年夏天，“云南王”盧漢突然來電，語氣犀利：“咱們把政府遷昆明，一到機場就扣住他，一塊一塊割掉……”這番狠毒的話讓李宗仁脊背發涼。云南地形閉塞，一旦失控，神仙難救。李宗仁暗想，若將來解放軍打到滇中，盧漢能否保他？答案明顯是否定的，他匆匆離昆返桂，不再提西南“扣蔣”。

與此同時，四川方面也不平靜。劉文輝、鄧錫侯與蔣本就不睦，此刻正和解放軍私下接觸。12月初，蔣電召二人赴會，兩人索性開溜，隨后通電起義。盧漢得到風聲，再次發電給四川：“合兵扣蔣！”若非胡宗南及時勸離，蔣很可能滯留成都。

蔣介石死里逃生后飛抵臺灣，可“抓蔣”并未終結。1955年爆出的“孫立人案”、1964年的“湖口兵變”，本質上都是將領對蔣家王朝的不滿宣泄。有人高喊“清君側”，有人聲稱“為救總裁”。不管口號怎么包裝，矛頭皆指向那個獨攬軍政大權的核心。

歸根結底，蔣的用人導向難辭其咎。親信掌權、異己邊緣，造成組織內層層隔閡。嫡系見風使舵，旁系人人自危，一旦形勢逆轉，昔日部下往往第一個拔刀。對比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的上下同心，差距高下立判，這也是國民黨后期屢戰屢敗的心理根源之一。

回到張發奎與李宗仁。二人最終分道揚鑣，一個遠赴香港靜觀局勢，一個輾轉美國醫病療養。張發奎晚年偶爾提及此事，還在抱怨李宗仁“錯失良機”。我倒覺得，若真扣了蔣介石，國民黨內戰潰敗的速度也許會更快——畢竟組織裂痕一旦公開撕裂，談何收拾？李宗仁的“膽小”，或許反而延緩了國民黨的崩盤節奏。

歷史沒有如果，但有邏輯。1949年那個春日午后，兩杯冷茶見證了一場未遂的“二次西安事變”。張發奎走時甩下一句：“機會只有一次。”李宗仁沒有回話，他望著桌上的茶圈發呆。門外陽光明亮，廣東街頭車聲鼎沸，誰也不知道，國府的鐘聲已進入最后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