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代，科舉考試不僅是普通百姓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也是他們一生的頭等大事，想要一舉成名，進得了朝廷，成為父母的榮耀，絕非易事。

許多人沒有“特殊關系”的照顧，也有人不愿意忍受寒窗苦讀的磨練，便打起了小心思——科舉作弊。

當時的考場，對于普通百姓來說，猶如一道難以逾越的高墻，如果沒有權貴的關系，拿不到“請托”名單上的位置，那就只能拼命讀書，靠自己的實力來爭取一線生機。

但考場上，真正的勝者，常常不是那些拼命讀書的人，而是那些懂得如何“鉆空子”的人。

那個時候，沒有手機，信息封閉，但這些“古人”們為了能博得一場好成績，竟然發明了種種匪夷所思的作弊手段。

“夾帶小抄”，在古代科舉中，是最為普遍的作弊手段之一，那時的書生們并不是簡單地用紙條或小抄，而是將知識抄寫在薄如蟬翼的布料上，藏入袖管中、鞋墊下、襪子里甚至發髻里，靜待機會的到來。

仔細想想，為什么考場的警戒如此嚴密，卻仍然屢禁不止？因為作弊的成本太低了，而懲罰對于很多人來說，也許遠沒有他們想要的榮耀那么重要。

除了夾帶小抄，“槍手代考”這一作弊手段也屢見不鮮，這個名字可能大家很陌生，其實它非常簡單，有些考生找了替身，來替自己參加考試。

替考的“槍手”不需要掌握復雜的科舉知識，只要長得和原考生相似，甚至只要掌握一點基本的寫作技巧，便可以替考成功，考生本人只需要支付一筆費用，便能高枕無憂地等待消息。

早在唐朝，就有一些優秀的“槍手”，甚至能在一場考試中代替多人參加考試，他們的替考水平可以說是超乎想象。

夾帶小抄與槍手代考，多是底層考生或小有資產者的 “小聰明”，但在古代科舉的舞弊生態中，更具破壞力的，是那些手握資源的 “關系戶”。

隋唐時期，科舉制度尚不完善，裙帶風、關系網盛行，權勢者肆意干預科舉，《唐語林?企羨》記載，裴坦主持科舉，錄取的 30 人里，眾多門閥士族子弟均上榜僅有陳河一人孤貧卻有真才實學，排在榜末。

唐后期，士子們也專在關系上做文章，“取士不問行藝，但勤于請竭”，整天徘徊于達官顯貴門下，祈求得到賞識提拔。

到了宋代，雖然在科舉制度上多有革新，防范作弊，但權貴干預仍時有發生，秦檜在南宋掌權期間，多次插手科舉錄取結果他指使主考官將自己的兒子秦熺定為第二名。

除了這種在幕后操縱、影響錄取結果的勾結，權貴直接 “偷天換日” 頂替貧苦子弟成績的惡劣行徑也屢見不鮮。

天寶二年，唐朝科舉考試，御史中丞張倚花錢買通主考官吏部侍郎，讓二人直接將他的兒子張奭定為甲科第一，但張奭的不學無術早已聲名遠揚，最終被平盧節度使安祿山揭發。

唐玄宗親自復試張奭，結果他交了白卷，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張奭也因此被稱為歷史上第一個 “白卷狀元”。

清乾隆年間，湖南有個叫彭莪的考生，才華橫溢，在鄉試的考場上發揮出色，文章寫得極為精彩，他的老師羅典對其文章贊賞有加，甚至還曾讓彭莪默寫答卷內容進行點評。

不久后，羅典應考官之邀前去講評本屆鄉試考卷，卻驚異地發現，解元的卷子內容與彭莪默寫的一模一樣，連字跡都是彭莪的，可解元的名字卻是一個叫 “傅進賢” 的陌生人。

經調查，原來傅進賢是個富有的紈绔子弟，為了中舉，他賄賂了布政使署的吏役，吏役將他的考卷和彭莪的卷子切割下來，交換彌封，上演了一出 “貍貓換太子” 的戲碼，把彭莪的成績據為己有 。

這些猖獗的“作弊黑幕”，讓很多平民子弟感到深深的無奈與憤怒，他們抱著滿腔的熱血，投身到科舉的競爭中，卻發現，最終決定他們命運的，往往不是他們的知識，而是他們能否獲得一個有力的關系網。

面對這些泛濫的作弊亂象，歷代王朝自然不會坐視不理，為了維護科舉的嚴肅性與公信力，自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而且這些措施相當嚴格。

唐代時，作弊者往往會被判處體罰，輕則幾十鞭，重則上百鞭，即使是考官參與了作弊，也同樣面臨著嚴厲的處罰，有時甚至會丟掉性命。

到了明代，科舉的作弊行為，一度成為了國家治亂的重大問題，作弊的后果更加嚴重，甚至有考生因作弊而被判處死刑。

某些主考官也因為泄露試題，最終落得一個鋃鐺入獄的下場。

清朝時期，作弊行為的后果同樣也不輕，作弊者不僅會被撤銷資格，還會被追究終身禁考，甚至株連家族，被剝奪世代功名。

古代的科舉考試，作為封建社會最為嚴苛的選拔制度之一，雖然在公平的旗幟下運作，但其中仍然存在著種種不公與丑陋。

這些作弊行為背后的后果，也不容小覷，無論是身體上的懲罰，還是社會地位的喪失，作弊的代價，遠比勝利更為慘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