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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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河南省黃河流域，鄭州地區面積不大，但影響力并不小。鄭州市區出現較早的地名“管”，已有3000多年歷史。鄭州所屬縣區的地名源流，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三皇五帝時代。兩漢、隋唐、宋代及元明清時期的地名，在鄭州地區仍不少見。尤其是元代以后，該區域與黃河有關的地名，記錄著黃河流域自然風貌和人類生生不息的歷史印痕。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各種原因，造成古地名消失或變更現象比較突出。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充分認識地名的歷史價值和地位，傳承地名文化，保護地名“非遺”；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做好鄭州黃河流域古地名保護和利用；用古地名文化講好身邊的黃河故事。

關鍵詞：鄭州；黃河流域；地名；文化

在黃河沿岸所有城鎮之中，鄭州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城市。黃河進入華北平原后，因地勢平坦，落差急劇減小，流速減慢，泥沙大量沉積，逐漸形成了“地上河”。鄭州區域（含下轄縣區市，以下同）的大部分河流根本無法注入黃河，而是向東南注入淮河。因而，鄭州黃河流域僅包括鞏義市、上街區全部和滎陽市、惠濟區一部分及中牟縣、新密市、登封市一小部分，面積1830平方公里，占全市總面積的24.6%。黃河支流枯河、汜水主要在滎陽境內，伊洛河入河口在鞏義。嚴格意義上說，除惠濟區外，鄭州市區也不屬于地理意義上的黃河流域，但考慮到與黃河的地緣關系以及文化意義上的黃河流域概念，我們把鄭州市區和中牟沿黃區域也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圍。

本文旨在從文化的視角，關注該區域古地名（也稱老地名、歷史地名）的源流，從地名生態現狀，探索古地名的保護問題。

一

從古地名鄭州說起

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也是夏、商、周的主要活動中心，但今天的鄭州一帶，沿襲下來的歷史悠久的地名并不多。主要原因在于，這里并未成為中原或區域大都市，歷史上隨著不同朝代的變化，由周邊的政權分治。

春秋時期地名“管”地（今管城區），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當時屬于鄭國與衛國交界之地。戰國初期，三家分晉，地名仍為“管”。秦代，鄭州屬三川郡。漢代，鄭州屬司隸部河南郡，地名筦（同“管”）城。東漢時期，屬司隸校尉部河南郡，地名管城。東漢后期，軍閥長期混戰。三國時期，鄭州屬曹魏司州，河南尹。西晉、南北朝、隋代，鄭州均屬滎陽郡。鄭州這個地名，直到隋代才正式出現，比管城要晚得多。至于《魏書·地形志》記載的“鄭州，天平初置潁州，治長社城。武定七年改，治潁陰城”,其中的“鄭”源于鄭國的國名，西周時已經存在，但該地名位于長社（今許昌長葛市），跟今天的鄭州并無關聯。

隋朝之后，鄭州這一地名也沒有連續下來，中間斷斷續續。唐朝增設了道級行政區，實行道、州、縣三級行政，鄭州屬都畿道。北宋實行路、州、縣三級行政，鄭州屬京西北路。金朝，鄭州屬南京路，地名管城。明代，鄭州屬河南承宣布政使司，開封府鄭州。清代，鄭州屬河南行省，開封府。到了1913年，鄭州廢州設縣，稱為鄭縣。一直到1948年10月，設立鄭州市，這個地名才穩固下來，地名實體得到壯大發展。

從古地名的角度看，無論其出現的時間，還是使用的時間長短，鄭州這一古地名在歷史上的影響力，遠遠不及管城。

就鄭州市區而言，自西周至唐，罕有地方志記載鄭州的路名狀況。宋代至明清，才有了零星記載。跟省內毗鄰的古都洛陽、開封相比，古地名的數量和影響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二

鄭州黃河流域的早期地名源頭

鄭州地區最古老的地名源頭，還需追溯到遠古時期。

說到黃帝文化，必須提新鄭市。從今天的地形圖上看，新鄭已不屬于黃河流域，但根據其地緣關系及其文化在黃河流域的影響力，必須闡述一下新鄭的黃帝文化，以追溯這一帶地名文化源頭。

遠古時期，新鄭一帶居住著一個以熊為圖騰的有熊氏部落，其國君為少典。《史記》等史書記載，黃帝是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姓公孫，因出生并居于有熊國的軒轅之丘（今新鄭市），取名軒轅，又因成長于有熊國的姬水流域，改姓姬。史傳為黃帝的出生以及建都之地，故新鄭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說：“（黃帝）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大明一統志·古跡》載：“軒轅丘，在新鄭縣境，古有熊氏之國，軒轅黃帝生于此，故名。”

與新鄭相比，新密的黃帝文化和遺跡似乎更加豐富。新密與新鄭的交界處，有一座規模宏大的龍山時期遺址——新密古城寨遺址。據說它就是黃帝的都城“軒轅丘”。黃帝統一之后，他的活動區域主要在新密、新鄭、禹州、豫西靈寶一帶。目前發現的新密境內的遺址遺跡最多，達50多處。茲舉三例。一是黃帝宮，被譽為“中華人文始祖圣地”“天下第一宮”和八陣兵法研創地。該遺址位于新密市劉寨村，遺址四面環水，易守難攻，曾是軒轅黃帝與大鴻、風后、力牧等諸位大臣建宮筑殿、練兵講武、研創八陣圖的地方。二是具茨山，山中有一座山峰叫大鴻山。大鴻是黃帝手下的大將，通醫道，曉兵法，著有兵書《鬼容區》。大鴻山上有一座城郭，就叫“大鴻城”。三是大隗。據說，大隗是新密具茨山上一個得道高人，是大隗氏族的首領。他長期活動在中原地區，與當時的有熊氏聯系密切。當年，黃帝筑造都城“軒轅丘”的時候，大隗氏族曾經派出族人幫助黃帝，因而在新密古城寨才流傳下來“一夜鬼修城”的傳說。后來，黃帝訪得大隗之后，因大隗貢獻大，黃帝就把大隗曾經隱居的地方叫作“大隗山”。后來的大隗鎮，也因其在大隗山山腳下而得名。其他地名，諸如馬驥嶺、養馬莊、草馬溝、黃路坡、草崗、倉王村、大隗河屯、茍堂的講武山、白寨的摩旗山等地名，傳說均與黃帝有關。

古地名王城崗遺址，很有可能是夏代初年的都城。王城崗遺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鎮西北約500米的臺地上，屬于龍山文化晚期遺址。經碳-14測定，前2000年，而城址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070年。這與夏商周年表的夏始初年相一致，也與古文獻記載的“禹居陽城”“禹都陽城”相吻合。

還有關于古地名邙山的神話傳說。傳說西海之中有一條修煉萬年的大蟒，聽說玉帝到下界巡視，前來討封。不成，便竄入中原大河中興風作浪。大禹治水時發現巨蟒作怪，揮劍與巨蟒交戰七天七夜，終于斬殺惡蟒。蟒血流進大河，把河水都弄渾了，就成了黃河；百里蟒身化成蟒形山嶺，這就是邙（蟒）山，又叫邙嶺，別名蟒山、虻嶺。

鄭州市區現存最古老的地名，除了祭城，就是管城和圃田了。先說祭(zhà)城。祭城，原為祭城鎮，現為鄭東新區祭城辦事處。根據《祭城鎮志》記載，祭城在3000年前是商代、周代諸侯國祭國的國都。商朝時期，一位負責祭祀的官員因忠于商王，便被封賞到今鄭州市祭城鎮一帶建國。因受封者為主管祭祀的官員，國名稱為祭國。西周時期，周成王的叔叔周公因平亂有功，其第五子受封于此，修建祭伯城。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鄭國軍隊攻城。祭伯城一帶的民眾在亡國之后，基于懷念故國，準備集體改姓氏為祭(jì)。考慮到祭有祭祀的意思，后來商議把讀音改為祭(zhài)。到了春秋時期，祭伯城因為祭(zhài)姓的出現，其讀音改為祭(zhài)伯城。南北朝之后，因戰亂外來移民較多，把音念轉了，這個地名被讀為祭(zhà)伯城。再后來，祭伯城被簡化為祭(zhà)城了。

再說管城。該地名與西周封國管國相關。《左傳》記載：“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管城，管叔所封也。”西周初年，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封他的弟弟管叔鮮于管（今鄭州市管城區），建立管國。周公攝政后，管叔鮮因叛亂被殺，管國被廢除，淪為管地。東周時期，管地先后歸鄭國、韓國等諸侯國管轄。到了秦代，在管地設置了管縣。至今，鄭州市區還有管城區和管城街兩個地名。

圃田因古代的圃田澤而得名。《周禮·夏官·職方氏》記載：“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波溠。”

除了上述地名外，鄭州所屬縣區也有一些比較早的地名源頭。如，古城村位于鄭州市中牟縣韓寺鎮，因村邊有座古城遺址而得名古城。相傳，這里是古代的“箜篌城”。遠古時期的箜篌城，周圍水草豐盛，竹林繁茂，為制造樂器提供了很好的原料。箜篌城應屬商代遺存，中國第一個樂神師延及其后代可能在此繁衍生息并締造了中華民族的“音樂之聲”。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記》記載：“箜篌城在中牟縣東南20華里，昔師延在此造箜篌，以悅靈公。”

還有古地名鞏縣（今鞏義市）。西周、春秋時，鞏為鞏伯國。秦莊襄王元年（前249)置鞏縣。鞏縣以“山河四塞、鞏固不拔”而得名，歷代因之。1991年，鞏縣撤縣建市，取“鞏縣”的“鞏”字與縣城孝義的“義”字，更名為鞏義市。“鞏”即地域天然之美，“義”乃地域人文精神之美。二者結合，渾然天成。

再如，古地名虎牢。《水經注》記載：“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于葭（注：葭，初生的蘆葦）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畜之東虢，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由此生成的地名虎牢關，目前仍在使用。當然，滎陽（滎陽之名來自《尚書·禹貢》中的“滎波既潴”，即夏禹治水，將濟水自溫縣引入黃河，南溢為滎，匯集成澤，稱為滎澤。戰國時期，韓國在滎水北岸筑城，名曰滎陽，從此得名）、廣武、須水也都屬于源頭較早、至今仍在使用的地名。

孔子回車廟，坐落在今中牟縣雁鳴湖鄉東漳村文廟街西端，是祭祀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的地方。相傳春秋時期的某一天，孔子周游列國至此，見街中間有一身系紅兜肚、頭上系著紅頭繩的七八歲兒童，正興致勃勃地壘著土圈圈。子路趕忙上前說：“小孩讓路！”那小孩站起來，神氣地指著子路說：“你沒看我這是城嗎？只有車繞城走，哪有城給車讓路之理？”子路無言以對。小孩兒又問孔子三個問題，孔子也答不上來。孔子遂回車原道而返。后人為了紀念孔子虛心好學，在南沿街建起了孔子回車廟，廟內青石刻載“孔子回車處”。這一類屬于口頭流傳的古老地名。

鄭州關虎屯與滎陽虎牢關的地名傳說如出一轍。據傳，公元前10世紀，周穆王在東圃（現圃田附近）狩獵時突遇猛虎，勇士高奔戎與虎搏斗并生擒之。周穆王下令，將這只老虎暫時關在東圃附近的一個村落，這個村落因此得名“關虎屯”。

蘇家莊位于鞏義西部魯莊鎮。傳說村民系戰國時期蘇秦的后代。司馬遷《史記·蘇秦列傳》中記載：“蘇秦者，東周洛陽人也。”東周洛陽地界有一部分包括現今鞏義境內，因此蘇秦的故鄉很有可能在鞏義的某個村莊。實地考察，魯莊鎮確實仍有蘇秦墓遺址。

以上都是早期出現、至今仍存的地名。可見，鄭州黃河流域面積盡管不算大，但古地名生成的文化土壤是相當肥沃的。

三

鄭州黃河流域兩漢至清代的古地名

鄉村地名數量眾多，其文化影響力并不遜色于今天的城市城鎮地名。梳理一下漢代以后的鄉鎮、街道地名，會發現鄭州黃河流域的村鎮、街道地名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也是非常豐富的。

（一）兩漢至唐代地名

鄉村地名數量眾多，而史籍記載極少。因此，人文特征比較明顯的鄉村地名，往往就來源于民間傳說。這些傳說大都可以找到某種依據，比如與傳說有關的地貌、痕跡、古碑、古建筑、風俗遺存等。

紀公廟村在古滎鎮境內。相傳為紀念紀信舍身救主的忠烈精神，漢代劉邦在村內修建紀公廟，故名紀公廟村。村內有紀信墓及碑刻。滎陽市留村，傳說因留侯張良住過此地而得名。滎陽高村北馬溝，因劉邦屯馬于溝內得名。

中原地區各地地名幾乎都避不開一個人——漢光武帝劉秀。

劉秀（前6—57),字文叔，南陽郡蔡陽縣（一說湖北棗陽）人，東漢開國皇帝，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新莽末年，劉秀在家鄉南陽起兵。公元25年，劉秀與更始政權公開決裂，于河北鄗城（今邢臺市柏鄉縣）城南千秋亭登基稱帝，建立東漢王朝。也許是他的活動區域多在中原一帶，河南各地有關劉秀的地名傳說很多。鄭州黃河流域也同樣存在相關地名。

譬如花崗，位于惠濟區大河村西二里許。該崗南北長600多米，東西寬500多米。村中流傳，西漢末年，王莽攆劉秀到此，劉秀驚恐之余，見崗上蒼棵（一種中草藥，一年生草本植物，果與棉花近似）密布，不禁稱贊道：“美哉，花崗！”然后揮師南下。經過多年浴血奮戰，劉秀終于平定天下，建立了東漢王朝。人們為了紀念他曾到過此崗，便把這個大崗稱為花崗。

再如沙門。傳說王莽和劉秀在鄭州北部黃河南側打過仗。戰前，劉秀見當地沙多，就命士兵利用大沙丘隱蔽起來，用40個沙丘擺成“黃沙陣”。戰鼓擂響，劉秀軍躲在沙丘后作戰，王莽軍則逆風而戰，因風沙瞇眼而戰敗。最北邊的沙丘，就是如今沙門村的位置。沙門，也就是風沙之門，是“黃沙陣”的大門口。

有關曹操、三國的地名，也在鄭州黃河流域留下了歷史痕跡。

其一，老鴉陳。老鴉陳村名的來歷很有趣。據說東漢末年，因此地交通便利，黃巾軍在此建倉貯存糧草。黃巾軍被曹操擊破后，此處又成為曹操存糧處，當時取名為“黃巾寶屯”。明初洪武年間，姓陳的一族從山西洪洞縣遷居此地，在村中栽種了很多樹木，因此招來許多烏鴉，陳姓又是旺族，漸漸地，“黃巾寶屯”變更為“老鴉陳”。民國年間，老鴉陳曾改叫“樂群鄉”。人民公社化時，又叫“新興村”，但沒叫起來，仍以“老鴉陳”相稱，沿用至今。

其二，官渡臺。官渡臺又稱曹太祖壘、中牟臺。這些地名產生于袁紹、曹操官渡之戰時期。《水經注》中詳細記述了這些地名的產生過程：“渠水又左徑陽武縣故城南，東為官渡水，又徑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之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御，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基并存。”

其三，赤兔馬村。該村位于中牟縣西十公里。赤兔馬是三國時期的名馬，原本是呂布的坐騎，后來輾轉到了關羽的手里。赤兔馬村，便因赤兔馬而得名。據說那時候關羽就住在中牟城西北，作戰間隙常在附近河邊遛馬，并經常把馬拴在一棵古老的柳樹上。后來當地村民為了紀念關羽的忠義，在老柳樹旁邊蓋了一座赤兔馬廟。廟里塑了綠袍金甲的關羽坐像，坐像右手握青龍偃月刀，左手扶赤兔馬。關羽當時居住過的村子也改名叫赤兔馬村。到了1938年，蔣介石炸開黃河花園口阻擋日軍，老百姓深受其害，赤兔馬廟被沖毀，村民們搬到高處，形成村落，就是現在的白沙鎮赤兔馬村。

魏晉南北朝期間的地名，鄭州地區現存的已經比較少見。現存的隋以后的地名較多。

滎陽市賈峪的鹿村，因村民在隋大業三年(607)從山西遷居于此，挖出大量鹿角鹿骨而得名。

滎陽市王村，現村落西北角今稱“七戶地”處，相傳為村之前身。因七戶人家最早定居得名“七戶”。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軍大戰竇建德于廣武山，曾在此留宿，后人念此，更名“王留村”。為區別于留村，1949年后簡稱“王村”。

瓦灰郭村位于中牟縣韓寺鎮，原名馬回坡村。隋唐時期，一位大將自洛陽率軍出征瓦崗寨，路經此地時不幸戰死。眾親信觀其村南一高崗處，水草茂盛，林木參天，乃一風水寶地，遂將其安葬于此。一郭姓副將感其救命之恩，不忍離去，在此結庵守墓。后繁衍生息，人丁興旺，以祖傳燒制磚瓦為業，并在每一片磚瓦上都刻上“郭”字作為標記。因其誠實守信，樂善好施，聞名鄉里，方圓數十里凡修房蓋屋，皆用刻上“郭”字的磚瓦。人人皆呼“瓦灰郭”，因諧音相似，瓦灰郭取代馬回坡而流傳至今。瓦灰郭清代屬開封縣（今開封市祥符區），1953年劃歸中牟。

花園口鎮大廟村原名黃埔莊，唐朝尉遲敬德在村西建一座大廟，逐漸以大廟代替原村名。

鞏義回郭鎮古稱灰坡頭，因在坡頭河灣燒制石灰而得名。相傳唐代汾陽王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回兵于此，稱回郭頭。明代稱回郭頭鎮，后演變為今名。

滎陽廣武的寨子峪，因唐代有中軍營寨而得名。

齊禮閻曾是鄭州城中村村名。據說唐代將軍閻彥翹、閻彥樂等曾在這里屯兵駐防，鎮守管城，于是給村莊命名“留興屯”。又因其距滎陽郡管城縣七里，得名“七里閻”。明朝正德年間修筑村寨后曾改名“齊里堡”，清朝乾隆十七年(1752)改名齊禮閻。“齊禮”二字出自《論語·為政》中的“導德齊禮”。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法來整頓他們，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懲罰，卻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制去同化他們，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有歸服之心。“齊禮閻”的村名，寄托著村民對道德禮儀的崇尚和對社會秩序的向往。

（二）宋代地名

北宋建立以后，這一帶距開封城比較近，經濟文化發展也相對比較快，因此催生了大量的人文地名。

滎陽賈峪鎮，“賈峪”一名源于村中有賈谷（注：音“yù”）山，曾為宋代皇家采石場的水運起點。北宋時形成集鎮，名賈谷鎮。清嘉慶二十年（1815）改為賈峪鎮，后稱賈峪。還有石碑溝，因是宋代皇家采石場得名。高村油坊，因宋代此間有榨油作坊而得名。

板橋村位于鄭州市中牟縣官渡鎮，原名板橋驛，曾為宋太祖趙匡胤在位時的運糧河途經地。當時，這里修有一座木橋，板橋由此而得名。由于交通便利，距離當時都城較近，設有一座官家驛站，名板橋驛。全國各地客商途經此處停歇，人來人往形成聚居點，逐漸成為村落。明朝有一周氏富商出資將木橋改建成石橋，并將板橋村更名為石橋村。至清朝時，由于石橋沒有板橋村更具意義，稱呼起來不如原名順口，便重新改回板橋村原名。

祥符營村位于中牟縣劉集鎮，因北宋大中祥符年間曾在這里設置拱衛京師的大宋兵營而得名祥符營。拱衛京師的軍隊分布較多，軍隊撤離后逐漸聚落成村，多以“營”命名村落，祥符營村名字就是以此得來。

蔡莊村位于鞏義市芝田鎮，是以北宋的著名丞相蔡齊來命名的。《鞏縣志》載：“齊享年五十二歲，贈兵部尚書，謚文忠公，陪葬真宗陵，墓在蔡莊村南。”實地考察該村，確有蔡齊墓。蔡齊祖籍在蔡莊，死后葬于蔡莊，因此蔡莊得此名。蔡齊除了為北宋名相聲名遠播外，還是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狀元（進士第一），當地存有“蔡狀元故里”石匾。

鞏義市芝田鎮寇家灣村的名字則源于北宋名相寇準。寇準為了抵御契丹的侵略，幫助真宗皇帝親征，達成“澶淵之盟”。他曾先后兩次高居相位，長達30年，還是詩人，留下詩詞三百多首。寇準形象深受老百姓喜愛，豫劇《寇準背靴》更是久唱不衰。

西營村、東營村位于中牟縣韓寺鎮。相傳這里原來是宋代兵營遺址，由東、西兩個大營組成。后來陳、劉、韓等姓氏的人家陸續定居于西大營，形成村落，村名就叫西營。東營曾在清朝咸豐年間筑起村寨，名叫勒馬寨，后來又改為了東營。東營和西營原屬祥符縣，清朝末年西營與東營同時劃給了中牟縣。

馬渡是鄭州金水區唯一一個挨著黃河的地方。顧名思義，是個渡口。關于馬的傳說，據說是北宋末年的康王趙構白馬（泥馬）渡江之地。趙構作為金國的人質，騎馬南逃，在這里渡河。

東狼村、西狼村位于中牟縣狼城崗鎮，兩個村以前統稱狼城崗村。狼城崗村名字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公元1126年，金國滅遼后，揮師南下，準備直攻北宋首都東京汴梁。在攻汴途中，金軍曾在此地屯兵，因金主號稱“狼主”故得名“狼城”。又因當時此地地勢較高，加一“崗”字，便有了“狼城崗”地名。后來此地人丁興旺，為了便于管理，又按照地理方位分為東、西兩個狼城崗村，簡稱東狼村、西狼村。

因為北宋皇陵建在鞏義，所以使鞏義相關古地名大量出現。

因永安陵（趙匡胤將其父趙弘殷墓由開封遷至鞏義）而產生的地名，有老龍窩（俗稱龍洼）、永安鎮等；因建陵人的分工、駐地不同而形成各類地名，有南石、北石、窯嶺、石灰務、鐵匠務（鐵匠爐村）等。還有西村鎮，古稱許村。因北宋乾德元年（963）營建皇陵，設東、西兩個加工作坊，該作坊在西，稱西作坊，演變為西作村，簡稱西村。

芝田鎮的官莊村、八陵村、羽林莊村、稍柴村、喂莊村等村莊的得名，都與鞏義的北宋皇陵有關。如官莊村，與當時北宋有大官駐此看守宋陵有關。八陵村，顧名思義，來自鞏義的“七帝八陵”之稱。羽林莊村源自何處呢？《史話鞏義》載：“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置威武二指揮，只這兩年時間，進駐永安縣保衛皇陵的禁軍（羽林軍）多達九千人。今天芝田的羽林莊，就是當年駐扎禁軍的營地。”稍柴村，則源于當地人為完成宋陵工程而在此地用柴火燒制一些寢陵材料有關，實為“燒柴村”，后因方言將此念轉而成為今天的“稍柴村”。

因建陵而更名、命名的山水名稱及其派生的地名，也在陵區內分布。如青龍山，本名霍山，后永安陵建在西麓，封建時代的帝王都號稱為“真龍天子”，霍山便更名為青龍山。繼而又派生出青龍河、青龍橋、青龍溝、青龍寨等地名。

不僅如此，鞏義因宋代祭陵活動，也產生了一些地名。如，朝廷在陵區內派有專人喂牛、羊等作為祭品，于是產生了喂養（羊）莊的地名，后簡稱喂莊。后又因有回民在此牧馬，故又有回回凹。趙光義來鞏縣祭陵時，曾駐蹕縣城東北部的沙口（今沙魚溝鄉洛口村）一帶，便賜洛口西一小山名為太平崗。

可見，鄉村地名更容易因為皇族、名人、歷史事件而變更。盡管時有反復，但大浪淘沙，這些地名既是歷史的見證，又成為一方百姓心理上的“根”。

（三）元明清地名

元明清時期，鄭州的地位依然不是很高。古地名的誕生，主要依賴地方官員、知名人士、家族、移民等文化淵源。

冉老莊村位于中牟縣劉集鎮。冉氏原籍山東菏澤曹縣，元代末期，冉氏后裔冉基攜家眷赴任中牟縣丞，定居于此，以姓建村，得名冉老莊村。

臺郭村位于二七區侯寨鄉西南部。據村中老人講述：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唐代名將郭子儀第六子的第十一世孫郭武功，由山西洪洞縣攜妻和二子、二女及三個胞弟、堂侄等10人遷居鄭州西南楊柳村（今臺郭）。多年后，郭武功后代的數量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漸突出，為了生存，部分人遷居溝北半坡上的溝臺上。歷經數載，郭武功大兒子郭浩嫡系居溝北，二兒子郭旺嫡系居溝南。清朝末年，郭氏后裔陸續由溝臺搬遷到溝北平地，定名臺郭村，沿用至今。

賀兵馬位于中牟縣劉集鎮。元代時賀姓先祖在此定居建村，原名賀家莊。明朝天啟年間，村民賀瑤珍曾任兵馬使、大同府通判，其子賀進封文林郎，任北城兵馬指揮。后人因賀瑤珍父子的官職都與兵馬有關，故把賀家莊稱為賀兵馬。

鞏義大峪溝鎮名稱幾經變更。傳說明末有郅姓遷此，稱郅圪垱（圪垱，指便于灌溉的土丘）。郅姓窯頭上有一棵大山榆樹，故又稱大榆樹。后人口增多，土地開發，河道變寬，形成一段比較開闊的谷地，山谷為峪，遂名大峪溝。

劉胡垌村位于二七區馬寨鎮政府南部，原為劉胡垌鄉政府駐地。劉胡垌地處丘陵地帶，溝壑縱橫。相傳，明末劉姓遷此，挨村有一狹窄深溝，形似胡同，村名便叫劉胡垌。后來，又有多個姓氏的人家在此定居，村民逐漸增多，劉胡垌村成為方圓數里內的一個大村。

柳林得名和沙有關。《鄭州市金水區志》記載，明朝嘉靖年間，柳林已有多處村落，并陸續有人從山西遷來居住。當時這里風沙很大，為了防風固沙，當地村民就廣植柳樹。鄭州地勢西南高、東北低，柳林所在的位置地下水位較高，所以柳樹在這里極易成活，連片成林，這片地方便被稱為“柳林”。

藕池任村位于中牟縣刁家鄉。相傳明代初年，任姓先祖最先在此定居建村，因村東多種蓮藕而得名藕池任家莊，后簡稱藕池任村。

姚家村位于鄭州市中牟縣韓寺鎮。據1923年的姚氏墓碑記載：明朝初年，姚姓始祖姚大全由山西省洪洞縣遷此定居建村，因姓得名姚家莊村。清朝同治年間簡稱姚家村，沿用至今。

郭坑村位于中牟縣鄭庵鎮。明朝初年，郭姓兄弟三人帶領全家從山西省搬遷到此處定居建村，由于周圍是沙崗，村上地勢較低，因此取名郭坑。

鞏義米河鎮原名泥河，因劉河、水頭河、玉仙河三條河流在這里匯合，雨季道路多泥濘而得名。清乾隆年間，此村逐步形成鞏縣、滎陽、汜水、密縣四縣交界處的集市貿易中心。集鎮周邊村莊谷子種植面積較大，集市街道經營糧米的店鋪不少，小米生意相當紅火。加上當地居民馬姓頗多，馬忌路泥難行，馬吃米料發膘。道光年間，村中有人提議修改村名，士紳相商，因“泥”“米”音近，稱呼方便，遂改“泥河”為“米河”。

滎陽崔廟鎮因廟得名。明萬歷年間，四川右布政使崔儀退休后在此擇地建宅，并為其母修建一座佛堂，人稱崔家廟。村因廟得名崔廟。

上街得名于盧醫廟街。因古汜水縣城地處溝洼，明武宗時縣治三次被水淹沒，故曾三遷于地勢較高的盧醫廟街。久之約定俗成，稱盧醫廟熱鬧的街市為“上街”，即今上街村。上街站、上街區之名，均源于此。

中原區道李村，原名叫道德李村。《李氏家譜》記載，明永樂年間李氏始祖從山西洪洞縣遷移至此，垛墻筑舍，開荒種地，繁衍生息，形成村莊。始祖臨終前囑咐其子孫：為人處世，道德第一，缺德壞良心的事千萬不能干。老人去世后，李氏后人為牢記遺訓，將村名叫作道德李，后人簡稱道李。

鄭州中原區林山寨，原為“臨山寨”。臨山必有山。很早以前，這里居住著朱姓人家，村西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土嶺，故名朱臨山寨。此后，肖、郭、趙姓相繼來此落戶，依山居住。清乾隆年間，村民為方便生活，便出資在村里修建一磨坊，并立碑紀念，碑文落款為朱林山寨。清朝末年，村民們將朱字刪去，稱林山寨。

馮莊村位于中牟縣劉集鎮。明洪武二年（1369），洪洞人士馮志高遷居于此。相傳馮志高精通四書、五經、音律、醫藥，執教于閻閣學館，直至終老。人們為紀念馮志高，將其所住村落稱為馮莊，因距中牟縣城十八里，又得名十八里馮家。

曾是鄭州最大城中村的老鴉陳，其得名還有一種說法。相傳，有姓陳的一族從山西洪洞縣遷居鄭州，看中老鴉陳地勢鄰水、位置優越，便在此定居下來。為了防止河水沖刷導致泥土流失，陳姓人家在村里村外廣植樹木，多年以后，綠樹成蔭，招致烏鴉成群。鄉人經過村子，老遠就能聽到烏鴉叫聲連天，于是抓住“烏鴉”和“陳姓”兩個關鍵記憶點，久而久之，就把村名叫成“老鴉陳”，一直沿用下來。

王胡寨村位于鄭州市二七區南部。史載，明朝末年，胡姓始祖從山西洪洞縣遷此，形成村落，原名叫胡家寨，后村西王姓漸多，改名王胡寨村。

管城回族區有一個地名野曹村，其來歷也挺有意思。明代，曹姓從山西洪洞遷此，取名曹莊。因此村會武術的人多，再加之荒僻，往往殺人越貨，路人多稱此村為野蠻的曹莊，故名野曹村。

張定邦村位于惠濟區古滎鎮。《張氏家譜》載：清天命二年（1617年，天命是皇太極的父親努爾哈赤的年號，即明朝萬歷四十五年），張氏祖先張定邦從曹村坡遷出，定居此地，即以先人之名定名。

古滎鎮為舊滎澤縣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為避水患，從黃河南岸遷此，在滎陽故城上修建。因是古代滎澤縣治，后簡稱古滎，鎮以村名。

中原區直路碑村得名于“路”和碑。據說清同治十年（1871），張寨有一戶姓張的在路邊擺攤賣茶賣饃，因此處設有一個“五里堡”的指示石碑，再加上這段路很直，人們把該石碑簡稱為直路碑。多年后這里形成村莊，直路碑也就成了村名。

界馬村位于中牟縣韓寺鎮。清朝同治年間，馬姓先祖開始在此定居建村，因位于東、西兩大營中間，是兩個大營的分界線，故而得名界馬村。另一種說法是本地是兩個大營的養馬之處，且為兩大兵營的分界線，故名界馬。

東崗村位于中牟縣韓寺鎮，建村有200多年的歷史。清朝乾隆年間，李姓先祖最早在東崗村西邊定居建村，以姓取名為大李村。因清朝道光年間黃河決口，原村淹沒，李姓居民東遷現址，依崗建村，以方位與自然實體結合得名東崗村，沿用至今。

榮莊村位于中牟縣韓寺鎮。清朝乾隆年間，有一榮姓人家到此地居住并以其姓氏命名“榮莊村”，后又有段、張等姓遷來此地。1945年抗戰時期，黃河泛濫成災，榮氏一族又搬遷至鄭州邙山附近，但原住址村名未改，一直沿用至今。

馬寨村位于鄭州市二七區東北部。清康熙年間，有劉、馬兩姓在此居住，叫小劉莊。后來馬姓出了監生，民國初年更名叫馬寨。

洛達廟村位于中原西路社區。清初，有一商人落魄至此，見村頭土地廟殘破不堪，土地爺塑像幾乎倒塌，不禁心生感慨，遂上前祭拜。禱告曰：“若保佑我日后發達，來年定重塑金身。”此人自此生意興隆，財源滾滾。他也力踐前言，來此重修了土地廟，重塑了土地爺塑像，廟名為“落達廟”，意為“落魄之后又發達”之意。久而久之，以廟名為村名，后演變為諧音洛達廟村。

明清時期，鄭州黃河流域出現了大量的移民地名。這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四

鄭州黃河流域地名的“黃河”特征

這一帶地名與黃河的淵源，也是分不開的。早在元代，黃河自花園口泛濫，災民聚集在古來城地域的高地定居，成村后取患難與共之意命村名為“來同村”。清康熙年間，為紀念潼姓河道官更村名為“來潼村”。同治年間，村周筑土寨墻防范匪患，村名變為“來潼寨”。2003年更名“來童寨”。后部分村民在黃河大堤南面另立新村，因地理位置稱“南來童寨”，原村隨即稱為“北來童寨”。2015年拆遷，村落消失。村莊雖然搬遷，但村中那棵生長了近千年、三人才能合圍的皂角樹和一口建于明代的琉璃井，以及那段用大青磚壘砌的黃河大堤，仍然作為歷史的見證保留著。

又如古滎鎮。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為避水患，舊滎澤縣城從黃河南岸遷此，在滎陽故城上修建。因是古代滎澤縣治，后簡稱古滎，鎮以村名。

地名花園口，也有其來歷。明嘉靖年間歷官刑部、吏部、戶部尚書的許贊，在此建有花園，后黃河南移，此地緊臨黃河渡口，故名花園口。

花園口鎮有一個八堡村，也與黃河有關。清光緒年間，在黃河大堤上建的防汛房叫“堡”，每二里設一防汛堡派人日夜值守，南一總段第八防汛堡簡稱為八堡。南月堤村也與黃河有關。1938年，蔣介石在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致使村民四處流離，堵口后本村村民陸續回遷，在大堤南側依堤居住，形成了一個月牙形的村莊，故名。

還有惠濟區新城街道的固城村。明代，因黃河多次泛濫，黃土在此淤積，村民便用黃土做成瓦盆。瓦盆在路邊堆放，遠看形似城墻。此地為漢代故市侯國國都所在地，村民希望自己的瓦盆堅固不爛，所以把“故”叫成諧音“固”，得名固城。

五

古地名消失的一些反思

古地名消失或變更現象比較嚴重。一般說來，古地名消失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三個：一是因自然災害造成地名實體滅失；二是因政權變更、行政區劃調整或其他原因變更地名，人為造成地名消失或變更；三是城市擴張改造造成原有街道、鄉村地名逐步消失。

以高皇店為例。據說劉邦當亭長的時候，因公辦差要過黃河，路經此地，聽說這里一個店鋪的狗肉做得好，就留宿在這里品嘗。明朝山西移民遷來后，集聚成村，就以劉邦過境的故事給村子命名高皇店。清末，為防土匪刀客，高皇店和隔壁的柳林一起合伙建設寨墻，因經費不足，寨墻成了半拉子工程。光緒年間，當地人再修寨墻時，挖出一個大石鎖，上面刻有“高皇店”名字。當時，人們認為鎖不吉利，便將村名變更為高皇寨。20世紀60年代，高皇寨破“四舊”，改為高紅寨（意為革命紅旗高高舉起）村，附屬于柳林這個大村。后又更名為高皇寨。高皇寨歷史上多次被黃河沖毀，據說有一些大廟宇之類的都淹沒在現在地面之下，這些唐朝前后的大廟據說就和高皇有關。目前，這個地名實體已經消失，拆遷改造為商品房社區。

第一個原因凸顯出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透露著世人對歷史煙塵的無奈。既然無能為力，地名的消失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個原因是歷朝歷代政權更迭和皇權治權使然。帝王權威造就了一些地名，也讓一些地名消失。這也是今日無法干預的歷史事實。

出土文字和古代文獻記載顯示：鄭州一帶至少在商代存有“舌”地，周至漢晉時期舌聲地名漸為囂、敖替代，延續不斷。商代“舌”，周代囂、敖地望位于鄭州商城西北方向，即今鄭州市西北郊區。商王朝重要的方國雀梁、春秋時期管國的邲（今鄭州市東7公里古城村）、春秋時期鞏義地名黃亭、戰國中牟地名焦城、戰國滎陽地名宅陽、秦代滎陽地名敖倉、巫沙，均已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之中，地名實體和地名幾乎無跡可尋。

第三個原因，城市改造時對古地名的認知和重視程度不夠。尤其是最近半個世紀，鄭州市已經消失的地名數量不少。

2014年，大河報記者張叢博在一篇報道里披露：“截至今年3月，鄭州城區200多個自然村，已有170多個獲批改造，一些村莊正‘沒名沒影地消失’。”該文還提到關虎屯村村干部劉書勤在《關虎屯村志·序言》中的話：“村中的一些歷史、傳說、故事正逐漸被淡忘，村里的一些‘文物’也在逐漸散失，保存歷史，既是對文化的尊重，更是對后世不可推卸的一種責任。”河南商報首席記者李肖肖等刊文指出：鄭州曾經有37條胡同，如今只剩下12條。

地名實體不存，意味著地名即將消失，歷史記憶逐步消失。2015年6月，鄭州將“祭城路”更名為“平安大道”。9月，鄭州市民朱廣義等4人向河南省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稱：祭城作為地名已有3500多年歷史，沿用至今有很深的文化積淀。最終因種種原因，以平安大道取代祭城路的方案，還是被政府確認公布。這個事件對于中國的法治進程，對于人民群眾對地名認知的自覺來說，也并不是一件壞事。

六

地名保護和利用的有效策略

2022年5月1日，《地名管理條例》實施，為地名保護提供了剛性的依據。因此，摸清古地名狀況，有效保護和利用古地名，讓人們感受到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底蘊已經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

（一）高度重視，充分認識地名的歷史價值和地位

地名不僅標志著不同種類的地理實體，而且承載著普通人的幸福感和歸屬感，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1987年召開的聯合國第五屆地名標準化會議和1992年的第六屆地名標準化會議，分別做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和“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歷史意義，隨意改變地名將造成繼承文化和歷史傳統方面的損失”的重要決議。2007年，第九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做出決議，“遵照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認為地名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地名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別，要求世界各地區各民族去進行科學的記錄與保護。人們充分認識到這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文化概念。

我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一個文化大國，保護古地名應成為一種共識。相關政府部門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確保思想到位，人財物到位，切實建立地名保護機制；優化頂層設計，完善管理模式，切實承擔起歷史賦予的責任。

（二）出臺地方配套制度，做好地名普查工作

1.貫徹落實《地名管理條例》，出臺地方配套制度

河南應制定“河南省古地名保護辦法”“黃河流域古地名保護辦法”，加強和規范地名保護。在保護和傳承歷史地名文化的大前提下，科學規范地進行地名命名、更名。真正把地名作為“非遺”，和其他類型的各種歷史文化保護對象一樣，進行協同保護。

各地政府可適當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聘請專業人員承擔地名文化管理、研究、宣傳的基礎性工作。可建立并動態更新地名文化保護傳承鄉土人才庫，定期不定期開展研討交流、舉辦地名文化知識講座等活動，發揮“人才庫”“智囊團”“生力軍”作用。還可探索在高校設立地名研究機構，開設地名學課程，逐步培育出一批地名文化保護傳承的高端人才。

2.摸清地名家底，做好再普查工作

地名管理部門應當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組建地名專家咨詢團隊，或者地名專家委員會，發揮其智囊團作用。利用“人才庫”“智囊團”“生力軍”等社會力量，對區域地名進行調查梳理。通過查閱文史資料、尋訪當地人士等方式，全面了解區域地名的實際情況，對地名（尤其是人文地名）進行全面普查，確切掌握本地區地名狀況，匯總整理后建立地名資料庫或編纂地名錄。經過地名管理部門審核，邀請專家依據地名的歷史性、知名度、文化內涵、文化獨特性及傳承價值，分批次頒布地名保護名錄。目前在江蘇、湖南、重慶等省市，已有不少地方頒布了第一批、第二批歷史地名保護名錄。河南新鄉市等政府部門已建立名錄，但側重于有地名實體的寺、墓等，對于已經不見實體的地名，則仍然處于自生自滅的境地。河南省級的地名保護名錄尚無。名錄頒布后，政府對列入地名保護名錄的地名實施分級分類保護。仍在使用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未在使用的地名，按照有利于保護傳承、地域就近的原則優先啟用；確實不能啟用的，應采取設立紀念性標識物、立碑等措施加以保護；同時，被列入保護名錄的地名不得被有償冠名。

（三）強化部門聯動，凝聚地名文化建設合力

用好地名管理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定期會商研究解決地名管理重要事項，以充分發揮相關職能部門人才作用，推進地名文化保護傳承工作落實。

1.落實《地名管理條例》，強化地名保護

如果說歷史建筑、歷史街巷、古村落、古遺址是硬件的話，那么，古地名實實在在就是軟件。依托硬件抓軟件，循著軟件挖硬件。一方面，現有的地名實體，我們要研究、挖掘其地名文化，堅決不讓其再度消失；另一方面，對于已經消失的地名實體，可以通過在原址設置地名標志牌、建立數字檔案等形式予以搶救保護。

2.深化地名研究，做好宣傳推廣

深入貫徹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重大戰略，制定下發“河南省黃河地名文化保護實施方案”，推動建立黃河地名文化研究院。還應組織有關力量編纂地名志、地名圖、地名故事、地名考釋、標準地名詞典、古今地名對照等地名文化研究產品，并運用數字技術，強化地名文化保護。各級財政相應做好經費保障支持，通過豐富多樣的地名文化研究成果全方位展現和延續地名文化價值，弘揚地名中蘊涵的歷史文化與精神，促進全社會的歷史地名文化保護意識的有效提升。

各地政府部門還應持續運用“線上＋線下”方式宣傳地名文化，建好用好地名網站（網頁），搭建起地名文化宣傳平臺、地名文化研究平臺、地名文化服務平臺，形成重視、支持、熱愛地名文化的濃厚氛圍。可定期開展老地名評選活動，廣泛吸引公眾參與，評定一批社會公認度較高、文化影響力較大的地名，持續提升地名管理工作群眾知曉度。可結合市政景觀改造，通過設置地名微景點、打造地名文化公園等方式，將歷史悠久、特色鮮明的地名文化進行集中展示。

3.發揮地名作用，開發利用地名資源

借助地名的品牌和影響力，提升工業、農產品知名度和美譽度，可以直接助推經濟發展。讓地名在新時代發揮新作用，這也是地名文化保護的重要途徑。

以農業為例，原產地證書（CERTIFICATE OF ORIGIN），就是一種地域文化賦能農業發展的手段。它是出口商應進口商要求而提供的、由公證機構或政府或出口商出具的證明貨物原產地或制造地的一種證明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貨物原產地條例》對此已有規定。原產地標識，實際上是農副產品商標附加的品牌形象之一，對提升產品的知名度、美譽度都有很大的幫助。地名原產地證書正是建立在地名文化的基礎上的，彰顯著濃郁的地域文化特征。一個好地名，越叫越響。深挖其內涵，充分利用地名文化強大的內蘊，對賦能農業、文旅品牌建設，不無裨益。

地名在其他領域的應用，山東已經開始嘗試。如：打造地名文化主題社區，助力基層社會治理；探索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地名文化保護路徑；推進“地名＋志愿力量”，省級成立黃河地名文化志愿服務隊，指導各地組建350多支地名文化志愿服務隊，開展“地名文化進鄉村”等活動；推進“地名＋企業參與”，利津縣探索建立地名文化保護基金，臨邑縣等地建立企業參與地名文化保護捐贈機制；推進“地名＋社會組織”，多地發動書畫、攝影等專業協會學會參與地名文化保護，開展地名文化保護社會工作項目；推進“地名＋群眾參與”，開展地名故事征集、地名知識競答等活動，動員群眾參與地名文化保護。

作者：朱鋒 于錦輝

來源：《黃河科技學院學報》2025年第7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耿 曈

校對：王玉鳳

審訂：楊 琪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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