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把文化分為兩類：狹義的文化和廣義的文化。狹義指的是哲學、宗教、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倫理、道德等等。廣義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所創造的一切東西，連汽車、飛機等等當然都包括在內。

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為三個層次：狹義的、廣義的、深義的。前二者用不著再細加討論，對于第三者，深義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在狹義文化的某幾個不同領域，或者在狹義和廣義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領域中，進一步綜合、概括、集中、提煉、抽象、升華，得出一種較普遍地存在于這許多領域中的共同東西。這種東西可以稱為深義的文化，亦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或最具有特征的東西”。

周一良舉日本文化為例，他認為日本深義的文化的特質是“苦澀”、“閑寂”。具體表現是簡單、質樸、纖細、含蓄、古雅、引而不發、不事雕飾等。周先生的論述和觀察，是很有啟發性的。我覺得，他列舉的這一些現象基本上都屬于民族心理狀態或者心理素質，以及生活情趣的范疇。

把這個觀察應用到中華民族文化上，會得到什么結果呢？我不想從民族心態上來探索，我想換一個角度，同樣也能顯示出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或者內涵。

在這個問題上，寅恪先生實際上已先我著鞭。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寅恪先生寫道：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

我覺得，這是非常精辟的見解。在下面談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國哲學同外國哲學不同之處極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別之一就是，中國哲學喜歡談論知行問題。我想按照知和行兩個范疇，把中國文化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認識、理解、欣賞等等，這屬于知的范疇；一部分是綱紀倫常、社會道德等等，這屬于行的范疇。這兩部分合起來，形成了中國文化。在這兩部分的后面存在著一個最為本質，最具有特征的、深義的中華文化。

寅恪先生論中國思想史時指出：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中略)故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談，然稽之舊史之事實，驗以今世之人情，則三教之說，要為不易之論。(中略)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于學說思想之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實正是這個樣子。對中國思想史仔細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說的中國文化二分說，則不難發現，在行的方面產生影響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決定作用的則是佛道二家。潛存于這二者背后那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深義文化是三綱六紀等倫理道德方面的東西。

專就佛教而言，它的學說與實踐也有知行兩個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義，如無常、無我、苦，以及十二因緣等等，都屬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諦等，則介于知行之間，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與知密切聯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跳出輪回，則完全沒有倫理的色彩。傳到中國以后，它那種無父無君的主張，與中國的三綱六紀等等，完全是對立的東西。在與中國文化的劇烈沖擊中，佛教如果不能適應現實情況，必然不能在中國立定腳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偽裝，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別強調“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義以適應中國具有濃厚綱紀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見中國深義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這一點，中國不少學者是感覺到了的。我只舉幾個例子。這些例子全出于《論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化書院講演錄第一集。

梁漱溟先生說：中國人把文化的重點放在人倫關系上，解決人與人之間怎樣相處。

馮友蘭先生說：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講的是“天學”；佛教講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獄、輪回等，這是“鬼學”，講的是鬼；中國的文化講的是“人學”，注重的是人。

龐樸先生說：假如說希臘人注意人與物的關系，中東地區則注意人與神的關系，而中國是注意人與人的關系，我們的文化的特點是更多地考慮社會問題，非常重視現實的人生。

這些意見都是非常正確的。事實上，孔子就是這種意見的代表者。“子不語怪、力、亂、神”，就是證明。他自己還說過：“未知生，焉知死。”

國外一些眼光敏銳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了這一點，比如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1827年1月29日同愛克曼談“中國的傳奇”時，他說：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中略)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

連在審美心理方面，中國人、中國思想、中國文化都有其特點。

日本學者巖山三郎說：西方人看重美，中國人看重品。西方人喜歡玫瑰，因為它看起來美，中國人喜歡蘭竹，并不是因為它們看起來美，而是因為它們有品。它們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種精神的表現。這種看重品的美學思想，是中國精神價值的表現，這樣的精神價值是高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