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忠實

導讀：2016年4月30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忠實去世一周年之際，特推出陳老的文論集《創(chuàng)作感受談》等，以一窺他如何走上文學之路以及他自述的人生路。在此，我們深表懷念！

陳忠實自述人生路：

我生長在一個世代農(nóng)耕的家庭，聽說我的一位老爺（父親的爺爺）曾經(jīng)是私塾先生，而父親已經(jīng)是一個純粹的農(nóng)民，是村子里頭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能打算盤也能提起毛筆寫字的農(nóng)民。

我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二年入學，直到1962年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之后作過鄉(xiāng)村學校的民辦教師、鄉(xiāng)（公社）和區(qū)的干部，整整十六年。我對中國農(nóng)村和中國農(nóng)民有些了解，是這段生活給予我的。

直到1978年秋天，我調(diào)入西安郊區(qū)文化館。我再三地審視自己判斷自己，還是決定離開基層行政部門轉(zhuǎn)入文化單位，去讀書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學。1982年冬天，我調(diào)到省作協(xié)專業(yè)創(chuàng)作組。

在取得對時間的完全支配權之后，我?guī)缀跬瑫r決定，干脆歸老家，徹底清靜下來， 去讀書，去回嚼二十年里在鄉(xiāng)村基層工作的生活積蓄，去寫屬于自己的小說。我的經(jīng)歷大致如此。

我在小學階段沒有接觸過文學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說”。上初中時我閱讀的頭一本小說是《三里灣》，這也是我平生閱讀的第一本小說。

趙樹理對我來說是陌生的，而三里灣的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生活對我來說卻是再熟識不過的。這本書把我有關農(nóng)村的生活記憶復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驗證了自己關于鄉(xiāng)村關于農(nóng)民的印象和體驗，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識的鄉(xiāng)鄰舊生活的照片。

這種復活和驗證在幼稚的心靈引起的驚訝、欣喜和浮動是帶有本性的。我隨之把趙樹理已經(jīng)出版的小說全部借來閱讀了。

這時候的趙樹理在我心目中已經(jīng)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我人生歷程中所發(fā)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這時候，他是趙樹理。

也就在閱讀趙樹理小說的濃厚興趣里， 我寫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說《桃園風波》，是在初中二年級的一次自選題作文課上寫下的。

我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從閱讀《三里灣》和這篇小說的寫作開 始的。

電影《白鹿原》劇照，改編自陳忠實同名原著。

隨著閱讀范圍的擴大，我的興趣就不僅僅局限于驗證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幅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畫卷……

所有這些震撼人心的書籍，使我的眼睛擺脫開家鄉(xiāng)灞河川道那條狹窄的天地，了解到在這小小的黃土高原的夾縫之外，還有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種強烈的激素，躍躍欲成一番事業(yè)了。

父親自幼對我的教誨，比如說人要忠誠老實啦，人要本分啦，勤儉啦，就不再具有權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這些美德的規(guī)范，卻更崇尚一種義無反顧的進取精神，一種為事業(yè)、為理想而奮斗的堅忍不拔和無所畏懼的品質(zhì)。

父親對我的要求很實際，要我念點書，識得字兒，算個數(shù)兒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勸我做個農(nóng)民，回鄉(xiāng)種莊稼，他覺得由我來繼續(xù)以農(nóng)為本的農(nóng)業(yè)是最合適的。

開始我聽信的話，后來就覺得可笑了，讓我挖一輩子土糞而只求得一碗飽飯， 我的一生的年華就算虛度了。

我不能過像阿爾青（保爾的哥哥）那樣只求溫飽而無理想追求的豬一樣的生活。大約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想搞文學創(chuàng)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對的現(xiàn)實是：高考落第。

我們村子里第一個高中畢業(yè)生回鄉(xiāng)當農(nóng)民，很使一些供給孩子讀書的人心里綻了勁兒。我的壓力又添了許多，成為一個念書無用的活標本。

回到鄉(xiāng)間，除了當農(nóng)民種莊稼，似乎別無選擇。在這種別無選擇的狀況下，我選擇了一條文學創(chuàng)作的路，這實際上無異于冒險。

我閱讀過中外一些作家成長 道路的文章，給我的總體感覺是，在文學上有重要建樹的人當中，幸運兒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樹，多有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勞動，要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

有了這種從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經(jīng)驗，我比較切實在確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過去太多的輕易獲得成功的僥幸心理，這就是靜下心來，努力自修，或者說自我奮斗。

我給自己定下了一條規(guī)程，自學四年，練習基本功，爭取四年后發(fā)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學”領到畢業(yè)證了。結(jié)果呢？我經(jīng)過兩年的奮斗就發(fā)表作品了。

當然，我忍受過許多在我的孩子這一代人難以理解的艱難和痛苦，包括饑餓以及比鼓勵要更多的嘲諷，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與打擊。

為了避免太多的諷刺和嘲笑對我平白無故帶來的心理上的傷害，我使自己的學習處于秘密狀態(tài)，與一般不搞文學的人絕口不談文學創(chuàng)作的事，每被問及， 只是淡然回避，或轉(zhuǎn)移話題。即使的我父親也不例外。

《白鹿原》作者陳忠實（左）和導演王全安（右）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幾乎沒有勇氣拜訪求教那些藝術家。像柳青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沒有勇氣去拜訪，盡管如我是他的崇拜者。

我在愛上文學的同時期，就知道了人類存在著天才的極大差別。這個天才攪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應，就是越來越清楚地確信自己屬于非天才類型。

尤其想到劉紹棠戴著紅領巾時就蜚聲文壇的難以理解的事實，我甚至悲哀起來了。我用魯迅先生“天才即勤奮”的哲理與自己頭腦中那個威脅極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終于堅持不輟。

如果魯迅先生不是欺騙，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奮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彌補先天的不足。

圖為陳忠實先生

我發(fā)表的第一篇習作是散文《夜過流沙溝》，1965年初刊載于《西安晚報》副刊上。第一篇作品的發(fā)表，首先使我從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來，自信第一次擊敗了自卑。

我仍然相信我不會成為大手筆，但作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會發(fā)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聲音了。

我確信契訶夫的話：“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給它的嗓子叫好了。” 我不敢確信自己會是一個大“狗”，但起碼是一個“狗”了！反正我開始叫了！

1965年我連續(xù)發(fā)表了五六篇散文，雖然明白離一個作家的距離仍然十分遙遠，可是信心卻無疑地更加堅定了。

1980年7月。太白縣招待所。《延河》編輯部召開的農(nóng)村題材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座談會。前排左起：京夫，蔣金彥，鄒志安，賈平凹。后排左起：路遙，徐岳，陳忠實，王蓬，王曉新。

圖為太白縣風景

1978年，中國文學藝術的凍土地帶開始解凍了。經(jīng)過了七災八難，我總算在進入中年之際，有幸遇到了令人舒暢的文學藝術的春天。初做作家夢的時候，把作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

及至我也過起以創(chuàng)作為專業(yè)的生活以后，卻體味到一種始料不及的情緒：寂寞。長年累月忍受這種寂寞。有時甚至想，當初怎么就死心塌地地選擇了這種職業(yè)？而現(xiàn)在又別無選擇的余地了。

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將會前功盡棄，一事無成。忍受就是與自身的懶怠作斗爭，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誘惑人的美事排開。

當然，寂寞并不是永久不散的陰霾，它不斷地會被撕破或沖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歡欣，會使備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當?shù)奈拷澹坪踉俣嗟募拍膊凰愕檬裁戳恕?/p>

尤其是在生活中受到?jīng)_擊，有了頗以為新鮮的理解，感受到一種生活的哲理的時候，強烈的不可壓抑的要求表現(xiàn)的欲 念，就會把以前曾經(jīng)忍受過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記，心中洋溢著一種熱情：坐下來，趕緊寫……

小屋里就我一個人。稿紙攤開了，我正在寫作中的那部小說里的人物，幽靈似地飄忽而至，擁進房間。我可以看見他們熟悉的面孔，發(fā)現(xiàn)她今天換了一件新衣，發(fā)式也變了，可以聞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旱煙味兒。

我和他們親密無間，情同手足。他們向我訴敘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歡樂和悲哀，得意和挫折，笑啊哭啊唱啊。我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是一個想象中的世界。

這個世界具有現(xiàn)實世界里我所見過的一切，然而又與現(xiàn)實世界完全絕緣。我進入這個世界里，就把現(xiàn)實世界的一切忘記了，一切都不復存在，四季不分，寵辱皆忘了。

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蹤他們的腳步，傾聽他們的訴說，分離他們的歡樂，甚至為他們的痛心而傷心落淚。這是使人忘卻自己的一個奇妙的世界。

這個世界只能容納我和他們，而容不得現(xiàn)實世界里的任何人插足。一旦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進來，他們?nèi)俭@慌地逃匿起來，影星兒不見了。直到來人離去，他們復又圍來，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么似的……

我在進入44歲這一年時很清晰地聽到了生命的警鐘。我突然強烈地意識到50歲這年齡大關的恐懼，如果我只能寫寫發(fā)發(fā)那些中短篇，到死時肯定連一本可以當枕頭的書也沒有，50歲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將怎么過。

恰在此時由《藍袍先生》的寫作而引發(fā)的關于這個民族命運的大命題的思考日趨激烈，同時也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的創(chuàng)作理想，必須充分地利用和珍惜50歲前這五六年的黃金般的生命區(qū)段，把這個大命題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須在藝術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

當我在草擬本上寫 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的時候，整個心里感覺已經(jīng)進入我的父輩爺輩老老老老爺輩生活過的這座古塬的沉重的歷史煙云之中了。

這是1988年4月1日。在我即將跨上50歲的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1991年的深冬，《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歡樂和死的悲涼都進入最后的歸宿。我這四年里穿行過古塬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的煙云，終于要回到現(xiàn)實的我了。

我是如何走上文學之路的：

1957年，我讀初中二年級，在語文老師車老師的自選題目作文課上，寫了平生第一篇小說《桃園風波》，時年15歲。之后的某天早晨上早操時，車老師到操場上來找我，示意我跟他走。

我心里忐忑不安，會不會哪兒出了錯，被領去訓斥？尚未走出操場，車老師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臂膀上，這個親昵動作且不說讓我受寵若驚到有些慌亂，倒是瞬間化解了犯錯受訓斥的顧慮。車老師不說話，領著我走進語文教研室。

剛剛踏進教研室，看見四五位老師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突然聽到他們接連說出三個怪里怪氣的人名，頓時爆發(fā)出哄堂大笑——我頓時被嚇得蒙住了。引發(fā)他們哄笑的三個人名，是《桃園風波》里幾個人物的綽號。

我那時剛剛讀過趙樹理的幾部小說，他的小說里的人物都有一個別致的綽號。正熱衷到崇拜趙樹理的我，很自然地也為自己小說里的人物起了綽號。能引發(fā)幾位老師的開懷大笑，可見那幾個綽號還有點意思吧——這是我事后的估計，當時卻愣著站在教研室里動也不敢動了。車老師隨即把我叫到他的辦公桌前。

車老師告訴我，西安市要搞一次中學生作文比賽，要求每個學校推薦兩篇作文，一篇記敘文，一篇議論文，本校語文教研室已選定《桃園風波》作為記敘文參賽。這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令人振奮的事，姑且不贅。

說完這話，當我準備離開之際，車老師又接著說，他想把《桃園風波》投寄給《延河》，我又是發(fā)蒙。車老師料知我對此舉的無知，當即解釋說，《延河》是省里辦的文學刊物，發(fā)表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

我聽得似懂非懂。車老師又說，你的鋼筆字不大行，我另用稿紙抄一份寄去。我當時尚不會說感謝之類的話，依舊站著。車老師用稍低的聲音又對我說，要是能刊登，會有稿費的……

我第一次聽說寫小說能掙錢，后來想到，車老師最后說的“會給稿費”，大約不是誘惑，而是出于憐憫。我到城里讀中學的兩年里，一日三餐吃的是開水泡饃，相伴的是咸菜，絕大多數(shù)時月里，用開水泡的是死硬死硬的苞谷面饃……

如若車老師說的話能落實，我就可以吃上白饃了。盡管此事再無下文，我卻記住了《延河》。

1959年春，讀到初中最后一學期，我已轉(zhuǎn)學到離家稍近的一所中學，從學校閱報亭的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柳青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業(yè)史》即將在《延河》連載。

我此時已經(jīng)知道陜西包括柳青在內(nèi)的幾位大作家，卻沒有讀過他的作品。隨之到學校附近的郵局探問是否有《延河》零售，得到肯定答復。我便把家里給的買咸菜的兩毛錢存在口袋里，后來便買了那期《延河》。

第一次發(fā)表的是《稻地風波》中的《題敘》，一讀便入迷了。之后每月盼到《延河》在郵局首發(fā)的日子，我便買回一本，迫不及待地在宿舍閱讀起來。

我的崇拜不知不覺間從趙樹理轉(zhuǎn)移到柳青，且不說這兩位作家作品的各自優(yōu)長，單是《稻地風波》對關中生活語言藝術升華的魅力，就令我傾倒入迷了。

我也是從《延河》的版權頁上得知，這是陜西作家協(xié)會所辦的文學刊物，編輯部在西安建國路。隨之在《延河》上讀到杜鵬程、王汶石的小說。我對柳、杜、王等令我崇拜的大作家坐鎮(zhèn)的陜西作家協(xié)會，也有了神秘亦神圣的文學圣地的感知。

再次和陜西作家協(xié)會發(fā)生關系，已經(jīng)是1973年初了。文友徐劍銘給我寫信，告知一條重大新聞，“文革”中被砸爛的省作家協(xié)會開始恢復工作，改稱為“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室”，坐鎮(zhèn)的仍然是獲得“解放”的柳、杜、王等老作家和老編輯。

要出版的文學刊物《陜西文藝》實則是《延河》的代稱——《延河》作為“封資修”的標本不許再用。剛剛開過一個以工農(nóng)兵業(yè)余作者為主體的會議，編輯們向與會作者約稿，徐劍銘在應諾寫稿之后，向主持人推薦了我，隨后又把我的散文《水庫情深》送給《陜西文藝》的編輯。

我很感動徐劍銘的推薦。不久就接到署名路萌的來信，內(nèi)附《水庫情深》用紅色鋼筆修改多處的稿子。此稿發(fā)表在《陜西文藝》試刊的第一期。手里捧著印有我的習作和名字的《陜西文藝》，興奮之情無以言表……

想來頗有趣，兩次投稿，均非我本人為之，一次是我的語文教師車老師，一次是文友徐劍銘，真可謂是良師益友。

第一次走進作家協(xié)會的大門，約略是1973年的春末。我借在郊區(qū)黨校參加一個學習班的時間，寫成一篇萬余字的短篇小說《接班以后》，投寄給《陜西文藝》，不久便接到電話，對《接班以后》基本肯定，還有一些需要修改的意見。

我便利用到城里開會的機會，第一次踏進作家協(xié)會的大門——不過不是原本的陜西作家協(xié)會的大門，而是陜西戲劇家協(xié)會的大門；剛設置不久的陜西文藝創(chuàng)作研究室，被安排到陜西劇院里辦公。

在我意識里沒有差別，見到《陜西文藝》的編輯，就算進了陜西作協(xié)的門了。記得當時給我修改意見的是路萌，隨之又見到了董得理，肯定地告訴我，將在第三期《陜西文藝》刊出……這是我生平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

此后，已經(jīng)記不得哪年哪月，我再到《陜西文藝》編輯部去說什么時，老董拿出刊有我《接班以后》的刊物。小說的第一節(jié)有不少修改的字跡，老董讓我一處一處看過，最后才神秘地對我說，這是柳青改的。

圖為柳青先生

說他和編輯部的人去看望病中的柳青，帶去了新出的《陜西文藝》。隨之又得到柳青修改的文本，我在那一刻有點迷茫，這是意料不及的驚喜所發(fā)生的反應，須知我自初中三年級讀《創(chuàng)業(yè)史》起直到那個時候，在我心里如大山一樣崇拜著柳青，卻沒有單獨拜見的機緣。

看著柳青對《接班以后》第一節(jié)的多處修改字跡，那種崇敬的心理又注入一種親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