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中看到我國臺灣地區(qū)知名老戲骨——李立群先生的小視頻，他提到的臺灣居民房產屬于“私有制”，與大陸地區(qū)居民房產70年土地使用權制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孰優(yōu)孰劣雖是老話題，但很有意思啊。

實際上，不僅我國臺灣房產是私人的，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在內的諸多西方經濟體的居民房產也都是私人的——這確實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房地產管理模式，房產稅的存在則進一步凸顯了各自的特點。

這兩種模式各有優(yōu)劣點，需要從產權穩(wěn)定性、經濟負擔、社會效益等多個角度進行綜合分析。我國大陸地區(qū)實行的70年土地使用權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土地公有、房屋私有”的混合模式。

居民購買房產后，擁有房屋的永久產權，但土地所有權仍歸國家所有，使用權期限為70年（住宅用地）。這種設計既保障了居民對房產的長期支配權，又確保了國家對土地資源的最終控制。

70年到期后，大家也不用著急。《民法典》規(guī)定：居民可以自動續(xù)期，實際操作中究竟有沒有其他要求南生也不知——具體細則（如有償或無償）也尚未完全明確，這給部分購房者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性。

不過，大陸的房產稅目前僅在部分城市試點，普通住宅持有環(huán)節(jié)的稅負較輕，主要稅收集中在交易環(huán)節(jié)（如增值稅、契稅等），這降低了長期持有的成本。

臺灣地區(qū)及西方國家（如美國、日本）實行的是土地與房屋完全私有的制度，產權理論上具有永久性，不存在使用權期限問題，但這種模式的另一面是高額的房產稅（或物業(yè)稅）。

業(yè)主需按房產評估價值每年繳稅，稅率通常在1%至3%不等，單看1至3個百分點似乎不多，但70年累積后等于“買了兩次房”，甚至是買了三次——因為：房產稅是按市場價核算的，通常會越來越高。

這種制度通過持續(xù)性的稅收來調節(jié)資源分配，抑制投機性囤房，同時為地方政府提供穩(wěn)定的財政收入——有媒體爆料稱美國居民每年繳納的房產稅，居然占據(jù)地方政府稅收的70%以上，還不能拖欠。

雖說是私人的，但長期繳稅成本可不能低估啊。若拒不繳納，稅收部門就會來找你，繼續(xù)不交稅，房子可就不會是你的了——這對中低收入群體可能構成巨大的持久性負擔。

經常瀏覽外網的朋友都知道，美國部分地區(qū)的居民經常因無力繳納房產稅而被迫出售房屋，然后加入流浪者大軍。

從社會效益看，我國大陸地區(qū)的模式更注重居住權的保障，通過限制土地流轉和低持有稅減輕普通家庭壓力，但可能弱化市場對資源的調節(jié)作用，導致空置率問題——前些年還存在著炒房行為。

而西方及我國臺灣省的模式則能通過稅收杠桿促進資源流動，雖可能會加劇財富分化——年輕人或低收入者因稅負難以積累資產，但沒有多少炒房動機，不會出現(xiàn)大面積建房帶來的空置率問題。

此外，大陸70年期限的“模糊性”與西方房產稅的“剛性”形成了鮮明對比——前者面臨未來政策調整的潛在風險，后者則需承受即時的經濟壓力。總體而言，兩種模式本質上是不同社會制度下的產物：

大陸模式強調土地資源的宏觀管控和社會穩(wěn)定，而“私有制+房產稅”模式更依賴市場機制和稅收調節(jié)。理想的制度可能需要兼顧產權安全性與資源分配的靈活性，例如探索差異化的房產稅政策或延長土地使用權年限。

未來，若我國大陸地區(qū)參考西方模式全面推行房產私有制與房產稅制度，需謹慎權衡利弊，避免“水土不服”。首先，需建立科學透明的房產評估體系，防止因估值虛高加重民眾負擔。

可考慮對首套自住房實施免稅或階梯稅率，保護剛需群體。其次，需配套完善社會住房保障制度，如擴大廉租房、共有產權房供給，避免低收入者因稅致貧。更重要的是，需同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明確土地使用權續(xù)期的具體規(guī)則（如免費續(xù)期或象征性收費），徹底消除“70年心結”。

稅收用途也應公開細化，確保房產稅真正用于地方公共服務（如教育、基建），讓納稅人感受到“付出有價值”。同時需防范資本借機炒作，可借鑒新加坡模式，對多套住房、外資購房課以重稅。

最后，政策落地前需充分試點并廣泛征求意見，避免“一刀切”引發(fā)社會波動。畢竟，住房問題牽動民心，改革既要效率，更需溫度，而不能盲目考向所謂的“國際慣例、國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