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睿達原創379，本文2800字。

看到解縉時，他是被安排站在江西博物館一個不太起眼的角落里，和旁邊的王守仁相比，因為燈光不夠還顯得更暗淡些，讓人一不小心就會把他漏了。

我知道，這個大明第一才子是在喝醉酒不省人事后，被別人扔到雪地里活活凍死的。

在江西省博物館，關于解縉的介紹只有不多的幾段文字，而我最早聽到這個人名，是在《明朝那些事》里，之所以稱為大明第一才子，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他主持編纂了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書《永樂大典》，二是他是明朝第一任內閣首輔。

我在墻上看到朱元璋和朱棣倆父子，兩任皇帝對解縉的評價，朱元璋說“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朱棣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我，我則一日不可少解縉”。乍一看來，兩任皇帝對解縉都是厚愛有加，妥妥的才子加紅人，應該在朝里朝外都混得風生水起，收小弟收到手軟，拜碼頭拜到腳軟，樹大根深朝野遍布門生故吏才對。

站在解縉旁邊的王守仁摸了摸山羊胡子說，“我雖不是江西人，但最輝煌的時期都在江西，在解縉老兄去世一百多年后，我來到他的老家廬陵擔任知縣，又巡撫江西境內南贛汀漳剿滅匪患，還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攻克南昌，活捉寧王于南昌東北黃家渡，雖然我生活的時代皇帝已經為解兄平反，但每逢大雪紛飛，總讓我想起自己被貶貴陽龍場時看到的從京城流放而來的胥吏父子三人，瑟瑟縮縮的經過我的驛站在山下先后凍死的那一幕，和解兄遭遇何其相似。”

解縉凍死時，還是在朱棣當皇帝的時期，就是那個說自己一天都離不開解縉的皇帝。解縉的一生，有一個鮮明特征:才華出眾當紅，禍從口出被黑。第一個朱元璋先是賞識，后因解縉老是幫人寫冤狀，朱元璋看他心浮氣躁，貶他回家修心十年后再用。第二個朱棣起先也是賞識，后因解縉卷入太子奪嫡紛爭，又被朱棣貶出去，最終被陷害身死。跟隨兩任皇帝都如此，那就證明他確實不太適合當官了。

解縉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聰穎，年少得志，洪武二十年成為江西省解元，次年赴京參加會試得中三甲進士，受到太祖朱元璋青睞，常侍從左右，敢上書萬言，提出《大庖西封事》，涉及用刑、禮賢、賦役等多方面社會問題，展現出遠超同齡人的政治洞察力；到后來因個性剛直，卷入政治沖突，如在 “李善長案” 中為五品郎中王國用代筆鳴冤，得罪兵部尚書沈溍，被朱元璋令回鄉進學十年；再到靖難之役后擁戴成祖朱棣，參與朝廷重要政務，先后受命重修《太祖實錄》、編撰2.2萬卷近3.7億字的《永樂大典》，達到人生高光時刻，卻又因支持立胖子朱高熾（實際上也是憑解縉給了朱棣一個“好皇孫”的理由，父憑子貴成為后來的皇帝）為太子、反對出兵安南等，得罪漢王朱高煦（當時朱棣覺得最像自己的兒子），被貶謫廣西，最終含冤下獄，被埋入雪中凍死，年四十七歲。

《翻開江西這本書》作者朱虹先生，曾經擔任省部級領導，對解縉兩上兩下蒙冤致死的一生有過很深刻的解讀，這是我認為全書中最精彩的人性分析，值得深思。

解縉的悲劇，在于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做學問和做官不是一回事。他的父親解開淡泊官場，兩度辭任出仕，潛心做教育和學問，必然也影響到解縉的人格塑造。解縉繼承其父也是出色的學者，如果他沒有修煉好人際交往這門學問，只是頂著皓首窮經的學問想在官場一展拳腳，就過于天真了。朱元璋讓他十年歸讀，父親解開立馬帶兒子回家，皇帝和父親都看出解縉性格中確實存在不善人際交往的大弱項。

從解縉的一生中我們也看出，他最出彩的表現都在著書立論上。歷史給了他這樣的機緣，讓他在自己所擅長的領域里綻放精彩。但解縉把做書的學問和做官的學問搞混淆了，如果一定要讓解縉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出現，他也只能算是一個顧問型的人才。他有聰明的頭腦和敏銳的眼光，能預見許多戰略性的焦點問題，但他缺乏人際溝通，平衡關系，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是做官的學問所必備的。

比如，不要豎立派系形象。

楊士奇和解縉既是老鄉，又是同事。除了因太子之爭受到短暫牽連之外，楊士奇一生平順，他不僅順利地實現了自己的政治愿望，個人和家庭生活也沒受到影響。在立太子之事上，楊士奇跟解縉的態度一樣，但他明白模糊自身的派系標識的道理，以至讓朱棣這個敏銳的天子都覺得他是沒有派系的。而實際上他是堅定的朱高熾太子派。他是太子的老師，師生的這份情誼，讓他鼎力支持太子。他懂得巧妙地維護太子。在朱棣出征歸來，漢王朱高煦密告太子有謀反之心時，朱棣問楊士奇太子在京的表現。要是楊士奇說太子這一段時間多能干，難免皇帝會認為功高震主，要是說不能干，就貶低了太子。聰明的楊士奇怎么說呢？他只是強調皇帝不在期間，太子能忠實執行朱棣的路線方針，勤于政務也能聽從大臣的意見，不合理的地方也很有自己的主見。這天衣無縫的回答樹立了朱高熾不震主、不專權、不躺平的老成持重形象。反觀解縉，則是一直在高舉著"我就是太子黨"的大旗，豎了旗就必然被反對派貼標簽，皇權爭奪就是一場戰爭，不懂得利用掩體、終當炮灰。

又如，文學家需要個性，但政治家需要平衡。

恃才傲物一直是古今才子的致命傷，解縉被重用之后，與兵部和大臣們的矛盾逐漸升級，導致他處處被小人暗算，造成他一步步走向被排擠的境地。王守仁尚且有個兵部尚書王瓊在朝中為他說話，解縉被貶謫到西北后，只能找到一個在朝中無權的同科多方輾轉，才以身體健康原因調回來，在地方毫無建樹。無論是與兵部將官及士卒的矛盾，還是與朝廷權高位重之臣的矛盾，都是順境中的自我膨脹導致的，在做人做事上有失分寸，特別是在對朱元璋多次直諫一事上，不分場合、不分情由、不懂適可而止，第一次直諫獲表揚，是皇帝為了體現自己廣開言路，而不是解縉真有多高明，接著他又不停的同一問題直諫，還幫其他人寫冤狀，這就是給皇帝出難題了，效果當然適得其反。在朱棣處置方孝儒案中，也許被牽連的李善長是冤枉的，但哪怕你當紅，真心想幫人，也要充分考慮什么時候，什么方式，和什么人一起，借助什么力量去幫，如果認為文章寫得好就有理，什么忙都可以馬上幫，既急功近利又害了人家。無論自己能看得多么深透，都要留有余地，別把人家逼到墻角。

再如，弱化別人對自己的戒備和警惕，就是對自己最大的保護。

在識人和洞事上，解縉和楊士奇都是通透的，但在低調和退讓上，解縉差了很多。得寵時，皇帝讓解縉點評朝中大臣，雖然解縉的點評日后都得到驗證，但在表述上卻過于嚴苛直白。皇宮并非一堵不透風的墻，說出口的話總有人傳出去。而楊士奇卻懂得化敵為友，以大局為重。在皇帝讓他推薦一位人才時，他據實推薦一位背后非議過自己的人。皇帝笑問他知不知道這個人說過他的壞話，他說知道，并且說自己認為這個人適合這個職位。皇帝聽后自然贊賞他的氣度。政敵聽說后也汗顏，并主動與楊士奇言和。

我們后人評說歷史人物，總是從高處宏括，以為通透，其實事到己身，依然霧里看花。彈歸彈，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歷史的璀璨星河里，解縉絕對占有一席之地，上天給了他常人沒有的異彩，就一定也給了他常人沒有的人生。

解縉又漸漸隱入博物館隱晦的角落中，我向解縉作揖告別:“先生才情縱橫，直抒胸臆，本色演繹了自己精彩紛呈的一生。《永樂大典》雖僅余800多卷，足讓后世傳頌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