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尾

1986年春天，北京中南海里的一次高層會議上，氣氛一度有點微妙。

陳云坐在那兒，手里的材料已經翻了幾遍。

他沒說什么，只是摘下眼鏡，輕輕笑了一下。

然后，他開口：“老子要開明，兒子要管嚴一點。”

這句話當時沒人接話。

但在場的人都明白，這不是隨口一說。

陳云是個極其講分寸的人，能在那種場合說出這句話，說明這事兒不小。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這起案子其實已經在上海轟動了一陣子。

只是那時候沒公開。

直到這份從上海市委遞上來的報告，才正式送到了中央領導案頭。

案子說的是幾個高干子弟，組織了一個帶有強奸、猥褻、詐騙性質的團伙。

主犯是胡曉陽和陳小蒙。

一個是原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兒子，一個是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

案子發生在1981年到1984年之間。

三年時間，不斷有年輕女性被誘騙至他們的住處，受害者多達數十人。

手段極其隱秘，但也極其惡劣。

說起來，胡曉陽那會兒已經是上海某報社的記者了。

按理說，前途不小。

可他經常往夜場跑，身邊圍著一群油頭粉面的“朋友”，整天打著“能幫你調工作”“有關系能進單位”的旗號釣姑娘。

陳小蒙也差不多，背景硬，嘴巴甜，玩得也野。

兩人一拍即合，干脆把家里的房子當成了“據點”，四處網羅“獵物”。

有人說他們是被朋友帶壞的，可熟悉這兩家的老人都知道——從小就沒人管。

胡立教是個厲害人。

解放后，長期在上海工作，為人嚴謹，脾氣不大，但講原則。

可惜對兒子幾乎是放養狀態。

陳其五倒是性格外向些，但也常年忙于工作，家里事基本由母親操持。

孩子怎么長大，做了什么，很多時候是出了事才知道。

1985年初，上海公安局內部接到一封匿名舉報信，說有人利用“記者”身份拐騙女性，涉及強奸、敲詐等行為。

起初沒人敢動。

不是沒人信，是不敢信。

畢竟，這倆人的背景太敏感。

但隨著幾名受害者陸續現身，證據一點點拼起來，案情越來越清晰。

到了年底，上海市委下定決心，成立專案組，秘密立案調查。

調查期間，壓力異常大。

有人打招呼，有人遞話，有人含蓄地提醒“這幾個孩子畢竟是老同志的兒子，處理還是能緩則緩”。

甚至有中層干部私下說：“不就是幾個年輕人玩瘋了？至于死刑嗎？”

可市委書記當時拍了板：“不能護短。

護一個，就毀一片。”

1986年3月，案件定性為“以高干子弟為主犯的流氓強奸團伙案”，正式提交中央。

處理意見明確：依法判決，絕不從輕。

這才有了陳云那天會上的那句話。

其實，那會兒中央也在推進一件大事——整頓黨風。1985年全國查處的大案要案中，涉及黨員干部子女的比例明顯上升。

中央高層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陳云本人在中紀委工作多年，對此非常警惕。

他當時說：“不能讓群眾覺得我們只會說不做。

誰的孩子都不能例外。”

案子很快進入司法程序。1986年夏天，胡曉陽、陳小蒙、葛志文三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其他人也分別被判5年至15年不等的刑期。

消息沒公布，但在上海內部傳開了。

那段時間，很多機關單位開了內部通報會。

有些干部聽完后沉默半天，有人甚至說：“從今往后，孩子的事，不能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抓捕那天，胡曉陽最初還在笑。

他以為只是“談話”。

但看到身邊的便衣全都亮出證件，他臉色一下白了。

他說：“我爸不會讓我死的。”

可最后，沒誰能保得住他。

陳小蒙在庭審時顯得很平靜。

他說：“我一直覺得公安不敢抓我，法院不會判我。

處理結果上報中央后，會議記錄顯示，有位領導在批示中寫了六個字：“判得好，辦得硬。”

這幾個字，沒有任何修飾。

案子之后，上海連續清理了十幾起類似的“裙帶案”。

高干子弟進單位、分房、報考、調動的流程變得嚴格了許多。

最明顯的變化是——沒有人敢再隨口說：“我爸是某某。”因為這句話，可能會帶來麻煩。

陳云后來沒再提這件事。

他本來就不是話多的人。

但有一次在杭州干部培訓班的講話中，他輕輕提了一句：“干部的孩子，如果不立規矩，那就是害他。”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胡曉陽的兒子”。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78—1987）》，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

中共中央紀委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工作文獻選編（1978—1987）》，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

上海市公安局檔案館，《1980年代重大刑事案件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陳云年譜（1978—199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徐焰，《高干子弟與特權現象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