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0日晚上十點，你一定要替我謝謝月華……”病床上的錢均夫氣息微弱，卻仍拉著兒媳蔣英的手交代。蔣英眼眶發紅，只能低聲答應。旁邊的鐘擺滴答走著，像是在為這位老人最后的時光計數。

錢均夫走后不久，文史館把積欠多年的補發工資送來，共計三千零八元二角。這在當年足足可以買兩輛嶄新的“永久”牌自行車，再添一臺小收音機，絕對不是小數目。蔣英想著公公臨終的囑托，拿出存折，打算原封不動地交給錢月華。結果，錢學森皺眉搖頭：“這錢不能給。”一句話，把全家人都愣住了。

為什么不行？蔣英很疑惑。要理順這條線索，就得把時間撥回到1920年代的上海。那時的錢均夫還在做“教育救國夢”，他在勸學堂講課，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尊重科學”“啟迪民智”八個大字。課堂里最小的聽眾，正是十幾歲的錢學森。老錢常說：“國亡于愚，興于知。”這種樸素信念，后來融進錢學森骨子里。

讀書之外，父子倆有一種特別的“默契實驗”。晚飯后，父親把蠟燭立在茶幾中央，讓小錢學森調節窗戶縫隙，觀察蠟焰晃動角度，推算風速。看似小游戲，卻種下了“用實驗求證”的種子。若干年后，年輕的錢學森面對航天推進公式，對指導學生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動手比空念公式重要。”這句話，其實來自父親當年的茶幾。

30年代初，錢家遭遇第一次重創——母親章蘭娟因病去世。經濟壓力、精神打擊一起襲來，錢均夫胃病加重。可他并未放棄講臺，依舊捧著《資治通鑒》給學生講“魏武揮鞭渡河”。有意思的是，他的好友蔣百里時不時來“搶人”。蔣百里勸小錢學森：“學航空工程，別迷茫。”兩位長者在客廳里一南一北，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最終是蔣百里一句“工程跟著理論走”，才讓錢均夫放手。

抗戰爆發后，錢均夫隨學校輾轉西南，胃病徹底惡化。日機轟炸下，教學樓塌了一半，黑板灰塵撲面而來，他捂著肚子也要堅持點名。學生回憶：“錢師長得清瘦，講義卻比誰都厚。”這種倔強映進錢學森的人生觀——凡事要對得起學生，對得起國家。

新中國成立，錢均夫住進北京，與兒子同住。可錢學森剛回國沒多久就扎進導彈研究所，一天到晚忙得見不著影。照顧老人的擔子落在蔣英肩上。剛開始還勉強應付，后來實驗多，會議多，孩子的瑣事也多，她實在分身乏術。正是這時，錢月華出現。她是錢均夫早年收的義女，對老人有深厚感情。她陪床、喂藥、幫老人念佛經，醫院走廊里總能聽見她輕聲念“南無阿彌陀佛”。醫護暗地里說：“真閨女也不過如此。”

所以，公公臨終要把補發工資全給錢月華，蔣英覺得理所應當。然而錢學森堅持退回組織，理由只有一個：“父親退休多年，這是組織特別照顧。咱家不能動這筆錢。”蔣英提醒他：“可那是岳父遺愿。”錢學森擺手：“原則問題，該公是公。”事后他寫了洋洋兩頁信寄去文史館，要求把錢退回。文史館卻回電：“老同志的待遇，家屬有權領取。”僵持幾天后，他索性把三千元全數上交，作為黨費使用。

有人說他“死腦筋”，可在那個年代，不少知識分子就是這么“軸”。他們認為，組織的關懷是信任，個人沒資格私分。蔣英理解丈夫，卻也惦記錢月華的辛苦。于是，等到月華女兒出嫁那天，她偷偷拿了三千元送過去：“不是補償，是姐姐的心意。”月華死活不要，蔣英幾乎有點急：“收下吧，這不是哥哥的錢。”最終月華紅著眼眶收下，小聲講：“嫂子，哥的脾氣我懂。”

多年以后，研究室的青年問錢學森：“先生，當年那三千元若留給家里，也沒人會說什么，為什么您一定要交出去？”錢學森把圖紙合上，只說了四個字：“規矩不破。”

說回蔣英，她和錢學森的緣分也挺戲劇。原本兩家商量把小蔣英過繼給錢家作“干妹妹”，結果小女孩嫌“哥哥太悶”，三個月后哭著回了蔣家。等二人各奔東西再相遇，已是抗戰勝利后。錢學森回國，蔣英替他安排“相親”，他卻對姑娘們禮貌道歉，眼神卻始終追著蔣英走。第三次聚會，他突然問：“你跟我去美國？”蔣英一愣，心里卻像被小石子擊中水面，漣漪一圈圈蕩開。六周后，兩人登記，在浦東租界一棟洋房舉行了簡樸婚禮。因為剛剛解放，外頭喇叭播報糧票價格，他們在屋里交換戒指，別無奢華。

這對夫妻的默契，在三千元事件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一個維護原則，一個照顧溫情。錢學森不知蔣英偷偷“補償”妹妹，蔣英也從未在外人面前談起。直到晚年，錢學森偶爾自責：“那次真虧欠月華。”蔣英輕描淡寫：“已經補上，你放心。”兩個人相視，兩鬢俱白，表情卻像年輕時候的默契點頭，這才是“伉儷情深”的真正注腳。

那三千塊錢，如今看來只是歷史數字，卻折射出老一輩科學家的操守。對他們來說，原則、規矩、國家利益，這些詞從來不是寫在墻上的標語，而是落在每一次抉擇、每一張收據里的具體行動。我們后人再讀到這段往事，很容易被那一句“這錢不能給”驚到——不是因為拒絕金錢有多高尚，而是因為那份“不被物役、不負初心”的可貴堅守，在今天愈發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