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的世界羽聯年度最佳的羽毛球運動員評選結果出爐之后引起球迷爭議，這其中最有爭議的當屬于陳雨菲落選而戴資穎獲得年度最佳女運動員的結果。我想這是陳雨菲甚至是戴資穎自己也沒有想到的結果。

盡管最佳運動員只是一個稱呼，并沒有實際比賽的意義。但它仍然代表著世界羽聯在周期之內對于一個運動員的官方認可，仍然具有一定的榮譽價值，因此還是有關注的必要。

由于2020疫情的影響，這次的評選橫跨兩年時間，從2019年11月1日，到2021年10月31日。

在戴姿穎的頒獎詞中世界羽聯如此寫道：“戴資穎獲得2020年全英公開賽冠軍，并在2021年1月的亞洲賽季三站比賽收獲頗豐，進入了全部決賽，最后獲得總決賽冠軍和兩站公開賽亞軍。此外，她還在東京奧運會上闖入決賽，和陳雨菲進行了一場精彩的比賽。”

但如果陳雨菲獲獎，從頒獎詞上我們其實可以寫出一段更漂亮的頒獎詞：“陳雨菲在2019年獲得福州公開賽、香港公開賽、年終總決賽冠軍，在2020獲得馬來西亞大師賽冠軍，此外，她還在東京奧運闖入決賽，和戴姿穎進行了一場精彩的比賽，并奪得了奧運金牌，且在蘇迪曼杯和尤伯杯中作為女一單幫助中國隊奪得冠軍。”

那么在數據對比差距如此大的情況下，為何世界羽聯還是能做出與數據相反的抉擇。我能想到大概3點原因。

一是影響力

如果從世界羽聯官方的角度出發，在此我能想到的一個類似的例子大約是2016年諶龍獲得里約奧運會冠軍，但最終當年最佳是由拿督獲得。并且一起參選最佳的傅海峰和張楠如果僅從奧運金牌的角度對拿督也是有優勢。

但拿督的影響力和出勤率和奧運三連銀以及尿檢之后的重新出發的事跡讓他獲得2016年度最佳在當年并沒有引起爭議。

從這個角度出發，戴長期霸榜世界第一，以及其打球多變的觀賞性確實有著一定優勢。這一點從社交媒體等各種戴的精彩球集錦可以看出來。但僅憑這一點遠遠不足以拿來和李宗偉當年的影響相比較。

二是參賽率

對比這一次評選，世界羽聯在11月就發布公告提到“以奧運會和殘奧會為主要評判標準”！

當然也并不意味著獲得奧運金牌就一定當選，單看結果而言大部分是這樣，安賽龍、波莉、拉哈尤、李洋、王麒麟無一不是奧運金牌得主。

但說到底，奧運會只是世界羽聯和國際奧委會“合作舉辦”的賽事，因此世界羽聯本身肯定也不想唯奧運會獨大，無論如何夸大奧運會，在其內心公開賽才是自家最親孩子。

這一點可以理解。不過讓人感到有爭議的是，在評選時間段內，即便單獨奧運金牌和奧運銀牌的差距拋開，單獨比公開賽成績。年終總決賽一個2019一個2020冠軍兩人各拿一個抵消，剩下的戴全英賽冠軍固然重要但硬要比陳雨菲另外3個公開賽冠軍也多少有點牽強。

當然戴資穎還有頒獎辭中所提到的5個亞軍也有分量。這5個亞軍折射出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參賽率問題。

奧運之后戴資穎和陳雨菲基本都沒打國際比賽，但陳出戰了蘇杯尤杯。看上去占優。但如果從整個評選期間的參賽率而言，國羽相對于其他對手都沒有優勢，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對疫情防控的嚴格要求所決定的。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國羽在這期間曾經集體缺席多場比賽，其中就包括近期三站含有總決賽在內的比賽。

對于經歷了疫情的我們，顯然能夠理解國羽的決定，但是站在世界羽聯的角度來看，他們一直想法設法讓球員多參賽提高觀賞性。國羽作為羽球主力軍多次集體缺席顯然多少有點“不給面子”！

基于這一印象，在這個評選周期內，不只是陳雨菲，國羽的球員優勢都不明顯。

三是國羽話語權問題

盡管中國是羽毛球大國，國羽更是世界羽壇的長青之師。但在世界羽聯的話語權，國羽是微乎其微。

世界羽聯的歷史上，19位羽聯主席，大部分人來自歐洲，其中中國只出過1位羽聯主席呂圣榮在1993年到2001年擔任，她當時是羽毛球隊翻譯出身。

而她之后，中國再沒有在世界羽聯高層的官員。最多也僅僅是像李玲蔚、唐九紅、包括如今的中國羽協主席張軍在其中任理事會理事。并且都是一個接一個任職。也就是大多時候，世界羽聯的體系中除了主席、副主席沒國羽人士之外。理事會如今的20名成員中，也僅僅有一個國羽人員。

在這樣的情況下，想擁有在官方的話語權，極其困難。而國羽從張軍競選副主席，和鄭思維入選運動員委員會主席候選的情況中也可以看出，我們在主動爭取擴大自己的話語權。

世界羽聯的權力核心在亞洲與歐洲來回運轉，如今在丹麥拉爾森的手中從2013年開始已經8年，并且他依舊獲得連任。

從推行5局11分制度就可以看到羽聯高層的話語權是多么重要。2018年第一次投票時票數遠遠不足2/3，基本大面積反對。

但在2021年重新投票，僅僅差一票羽毛球的計分制度就要發生改變。而主席拉爾森是這一制度的積極推行者。他所表達的觀念和游說可以說舉足輕重，或許在任期內再投票一次，推行十幾年的21分就會消逝，一個新的計分制度就要來臨。而5局11分制究竟是利于羽毛球的長遠發展，還是對歐洲運動員的競爭更有利，恐怕也是見仁見智的事情。

除了主席，如今的第一副主席來自泰國，總之權力核心無論在亞還是在歐，國羽更多只能作為一個被動的應對者。

也因此，對于最佳運動員的歸屬，無論是給誰，世界羽聯都能有自己的理由。這其中除了運動員的成績表現，官方評選的標準，和評選人團的意識與話語權掌握同樣也重要。世界羽聯甚至都沒有公開透明的程序，僅僅是公告了4位候選人員加一紙頒獎詞便了解這件事。這其實就一句話：“我的地盤我做主！”

所以，其實最佳女運動員的歸屬并不是該核心爭論的問題，無論是陳雨菲還是戴資穎，所需要的都是更多實打實的成績來從球迷的心中拿到最佳的認可。

但其中國羽7位運動員參選最佳陣容，最終僅僅屈子墨在殘疾人運動員中獲得最佳，反映出國羽還是應該積極尋求擴大自己的話語權，在分制、規則和大體系的變革中能夠擁有自己的聲音。

這不僅有利于國羽的長久發展，就單論此次評選事件而言，我們至少也能要求一個公開透明的評價體系，和一個能夠服眾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