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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多年前，媒體上經常出現這樣一類報道，一邊是企業招工難，另一邊是工人就業難。文章最后，記者少不了要發問：究竟該如何打破這種“兩難困局”？

后來，隨著中低端產業向東南亞轉移，中高端制造逐漸實現機器換人，加之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數量逐年減少，這類報道慢慢也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組矛盾現象的凸顯：一方面，越來越多城市加入到搶人大戰，給錢、給房、給各種政策，年輕人似乎成了香餑餑；但另一方面，大學生的失業率卻在節節攀升。

用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盧峰的話來說，“我記得幾年前跟同事們為G20研究就業問題時，看到歐洲和一些新興經濟體的數據，年輕人失業率達到20%，我當時就覺得這太難以想象了，這是面臨多么巨大的壓力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現在中國也達到了這個水平。”

在此背景下，浙江湖州今年推出的“考研新城”計劃，似乎意在打通并勾連起深陷“兩難困局”的雙方，因而受到輿論關注。當然也有人認為，此舉是在復刻“毛坦廠中學模式”，甚至揶揄，現在搶人都已經從畢業生下沉到考研生了。

那么，湖州此舉究竟是從割韭菜變為挖韭菜根的不擇手段，還是城市求才與青年求職的一次雙贏探索？當城市化進入到終場加時階段，人口越來越向頭部大城市匯聚，處于夾縫中的中小城市，又能否俘獲青年的心，破解人才流失的窘境？

01

搶人大戰背后的人口焦慮

2017年，武漢“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計劃”一聲炮響，開啟了延續至今的搶人大戰。

隨后，西安、杭州、成都、深圳等各大城市紛紛加入戰局。其中，年輕人成為大家爭奪的重點。為了留住或吸引來青年，各地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高校云集、大學生扎堆的城市，比如鄭州、武漢，紛紛打起本地大學生的主意。鄭州從今年起全面開展青年創新創業行動，力爭用5年左右時間，新增青年人才100萬人。而武漢作為這方面的先行者，“百萬大學生留漢計劃”實施五年來，不僅留漢學生數量節節上升，當地兩大頭部高校——武大與華科畢業生在本地就業的比例，也已超過了去廣東。

而發展均衡、綜合實力較強的地方，比如山東，則選擇了團隊化作戰，啟動全省域青年發展友好型城市建設。并于5月初正式發布了濟南、青島、淄博、濟寧、威海、日照、臨沂、聊城等8市《青年發展友好型城市建設實施方案》。

甚至就連一些縣城，也竭盡自身所能，向年輕人拋出了充滿誘惑的橄欖枝。

像之前因“24個基層崗位吸引來4名博士、19名碩士”而躥紅的浙江山區小縣遂昌，其人才補貼標準為：博士75萬元，本科生也有45萬，其中一次性房補分別為50萬和30萬，基本做到了與深圳、南京等大城市的標準看齊。而遂昌當地的房價才一萬三左右。

也就是說，博士來遂昌，直接先送你38平方米房子。

比這更具吸引力的是，走人才引進無需參加公務員或選調生考試，也不要求應屆生身份，直接給編制，這等于是給了那些沒上岸又想進體制的人一個額外的機會。

作為一個已經畢業了十多年的80后，看到這些除了羨慕，也就只能感慨生不逢時了。就像那個段子里說的：我們讀小學時，大學是免費的；我們上大學時，小學變免費了。我們剛畢業時，35歲有工作經驗的人最吃香；等我們35歲了，應屆畢業生成了香餑餑，而自己卻面臨從大廠“二次畢業”的窘迫。

之所以會有此切換，怪只怪我們撞上了建國后的第三波，也可能是最后一波嬰兒潮。隨著90年代以后人口增長數量的逐年下降，到2015年時，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只剩下4.96‰，較1987年峰值時的16.61‰，下降了11.65個千分點。曾經助力中國實現經濟騰飛的人口紅利，也于此前后逐漸消失。

雖然國家在2016年全面放開了二胎生育，但為時已晚。從2016年至今短短6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由5.86‰進一步降至2021年的0.34‰，不少省份甚至已開啟了人口“負增長”模式。

據統計，在已公布2021年人口數據的27個省份中，有多達11個省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值，占比近4成。其中，東北的情況最為嚴峻，黑龍江、遼寧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分別為-5.11‰、-4.18‰。黑龍江省會哈爾濱的常住人口，更是在這年跌破千萬大關，降至988.5萬。

東北，從此再無千萬人口大城市。

自然增長率的不斷下降意味著，未來城市的規模增長主要得靠爭奪存量人口資源來實現。難怪各地政府都急了，想盡各種辦法招攬人才，但人才就因此可以躺贏了嗎？好像并沒有。

02

失業率攀升引發考研熱

盧峰教授日前在北大國發院舉辦的“中國與西方：全球經濟的新觀察、思辨與應對”的研討會上披露：中美歐三個主要經濟體4月份的調查失業率分別為歐洲6.2%、中國6.1%、美國3.6%。

乍一看，中國的數據好像還不是最糟糕的。但具體到16-24歲青年人口的失業率，美國為8.6%，歐洲為13.9%，而中國呢，竟然高達18.2%！

這個失業率還沒有包括全國高達兩億的靈活就業人口，也沒有包括今年夏天即將畢業的1076萬大學生。而從目前已知的情況來看，本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相當不理想。

截至4月17日，全國大學畢業生的去向落實率只有23.6%，也就是說，還有四分之三的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而往年到這個時候，基本七八成的學生都已簽了三方。這也意味著，等到七、八月畢業季真正來臨時，中國的青年失業率數據可能還會進一步上升。

事實上，不只是應屆畢業生工作難找，職場打工人的日子也不好過。去年以來，房地產、互聯網、教培等行業都在大規模地裁員，甚至連美的這樣的傳統制造企業也被曝出“裁員門”。而這又會反過來進一步擠壓了大學生求職的空間。

難怪過去這半年以來，高層連連出手，先是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8次言及“就業”，并首次提到“靈活就業保障”；而今年5月5日的國常會更是部署了6方面33項穩經濟措施，進一步為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紓困舉措，以保市場主體穩就業。

這些舉措能否穩住就業，目前還有待觀察，不過根據以往經驗，就業市場越不景氣，考研人數就越多。事實也的確是這樣。據教育部統計，2022年報名參加全國研究生招生考試的人數達到457萬，比去年增長了21%；相較五年前的2017年則增加了256萬人，翻了一倍。

湖州瞅準這個數量龐大且快速增長的群體出手，謀劃考研新城，不得不說是精準把握了當下年輕人的痛點。

比如你考研，需要好的備考場所，于是湖州準備了3000多平方米的自習室，課桌座椅、電燈電扇等均完全免費。住宿方面，今年考研新城配備了1000張床鋪，明年有望再增加約2000張，后續總共達到5000張。

又比如考研學生普遍沒什么錢，湖州便為其每月提供500元補貼，“住宿費也不貴，每月450元一個床位，四人間，窗外就是湖景”。

當然，考研只是這個全稱為“大學生青年人才新城”項目中的一部分。根據湖州的設想，希望通過提供“考研、考編、就業一站式服務”，形成人才集聚效應。因此在考研培訓期間，當地還會穿插招聘會、大學生政策宣講等，吸引有意愿的年輕人留下來，扎根湖州。

所以，盡管外界不乏“復制毛坦廠模式”的質疑，也有專家擔心，湖州并非高等教育重地，圍繞考研這塊的建設成本會否太高？這些被考研吸引來的學生，考研成功后大概率會選擇離開，到時湖州豈不是人財兩空？但湖州依然不為所動。

這種看似堅定的背后，是這座長三角三線城市深深的人口及發展焦慮。相較于年輕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而產生的焦慮，后者的焦慮其實更甚。因為青年缺工作主要是個經濟政策的問題，并非無解的難題，而城市缺青年卻是城市化晚期必然出現的現象，具有難以逆轉的趨勢性，為此焦慮與苦惱的也遠不止湖州一家。

03

繼續“傾斜”的太湖

湖州對于人口問題的焦慮，已經持續了一個半世紀。

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那場席卷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曾對“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的江南造成過毀滅性的破壞。但經過160多年的恢復，絕大多數城市人口早已超過戰前。

以杭嘉湖地區為例，太平軍入浙前的1858年，三地人口分別為372萬、318萬和約298萬，戰后銳減至72萬、109萬、70萬人。

但經過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時，原杭州府（含海寧，不含蕭山、濱江及南三縣）的人口已增長到928萬，比戰前翻了一番都不止；原嘉興府（不含海寧）人口也增長了一百多萬，至432萬。

唯獨湖州，人口幾乎沒怎么變化。戰前就將近300萬人了，如今還只有338萬人。

人口停滯的背后，是經濟發展的相對遲緩。

早在1994年，《湖洲日報》記者蔡小偉就不無焦慮地寫道，由于本地人思想上固步自封，心理上容易知足、貪求安逸，導致同為沿太湖城市，湖州各項經濟指標不僅遠遠落后于北岸的蘇州、無錫，而且差距在拉大。

這篇名為《為了太湖不再“傾斜”》的報道，在當時曾引起過激烈的討論。但28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不僅沒解決，太湖反而更“傾斜”了。

文章刊發前的1993年，湖州GDP突破百億，當時蘇州為400多億，后者是前者的4倍。到2021年，兩者差距擴大到了6倍多，湖州GDP甚至不及蘇南一個縣級市，比如昆山、江陰。

即使在浙江省內，湖州的經濟表現也不盡如人意。全省11個地級市中，湖州常年屈居第八，GDP比重只占浙江的5%。跟隔壁嘉興的差距也是逐年擴大。之所以要特地提一下嘉興，是因為1983年分家前，嘉湖兩市曾同屬嘉興地區，湖州還是地委所在地，城市建設、產業布局等各方面都優于嘉興。

結果分家近40年后，湖州GDP只剩下嘉興的57%，比值較1983年時足足下降了12個百分點。甚至已經被一些安徽城市，比如蕪湖，遠遠甩在了后面，并即將被滁州趕超了。

心急如焚的湖州于是拼命出臺“湖八條”“湖九條”“湖十條”“人才新政4.0版”等政策，希望通過招攬人才來提振經濟。

今年1月13日，湖州再次公布了《“五谷豐登”計劃實施方案》，宣稱到2025年，要聚引各類青年人才5萬人，其中碩博士1萬人。

客觀來講，通過近幾年的努力，湖州的搶人工作還是有所成效的。2021年，當地常住人口增長了3.94萬，超過臺州、衢州、舟山、麗水等市。而且話說回來，浙江所有地市畢竟人口都還在正增長，放眼全國，多少地方人口在減少，城市在收縮？

雖說在上到中央《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下到地方各種政策地激勵下，近兩年出現了一股碩博士下基層的浪潮，但大多進了機關單位。這些人的到來，或許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基層公務員的整體素質，改善基層治理能力，但由于其不參與直接經濟活動，對推進中小城市經濟發展作用不大。

況且機關單位能吸納的人才數量終究有限，再怎么竭盡全力招攬也不能扭轉中小城市人口停滯甚至流失的趨勢。

對此，我的建議是轉變思路，既然在爭奪年輕人這件事上，小城市肯定拼不過大都會，那么不妨嘗試切換條賽道，將心思花到怎么吸引老年人來？從日本的經驗，以及中國近年來的實際看，老年群體的“銀發經濟”規模相當可觀，未來也呈現不斷增長趨勢，是一塊還沒有被完全開發的藍海。

當然這個建議還是基于人口增長、城市擴張的固有邏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解放思想的話，甚至可以嘗試突破對于人口和經濟的迷思。畢竟城市存在的本質，是讓人的生活更美好，發展經濟只是手段，并非目的。

像湖州這樣有山有水、物阜民豐的品質小城，為什么非要招攬那么多人，發展那么多高新科技呢，過好小日子、享受慢生活不香嗎？別忘了，湖州下屬的安吉，可是“兩山理論”的發源地啊。這么想想，小城市似乎也沒有必要太過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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