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我國本土疫情防控總共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是原始毒株時期、德爾塔毒株時期、奧密克戎毒株時期,每個時期的防控模式有明顯區別,以下分別做具體介紹。
一、原始毒株時期(2020.1—2021.6)
特點:傳播鏈控制與北京模式
2020年初,新冠原始毒株在我國擴散,一度導致湖北封城。原始毒株的致死率達到2%,如果出現醫療資源擠兌則更高。但原始毒株的傳染性遠不如后來的德爾塔和奧密克戎,R0在3.3左右。針對這一特點,我國選擇清零策略,在經歷3個月的封控后,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也進入恢復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5月—2021年6月期間,我國在并未大規模封城的情況下,依舊有效控制住本土疫情。為什么會這樣呢?主要得益于“控制傳播鏈”策略。
通過篩查密接者,進而追蹤傳播鏈,能有效控制疫情擴散:
由于疫情是以傳播鏈的方式傳播(比如A傳染給B,B傳染給C),當發現一例感染者B后,可以通過篩查密接者等方式,來鎖定其上下游傳染者A和C,那么接下來只要將A和C的密接者也找出來并隔離,就能阻斷疫情傳播,有效控制擴散。成本很低,代價很小,無需封城。
在新冠原始毒株時代,“控制傳播鏈”的策略非常高效,因為大部分人感染原始毒株都會發燒,發燒就得去就醫,去醫院就能檢測出來。因此那個時期根本不用大規模篩查核酸,靠檢測體溫就能判別是否感染。所以那個時候出行很方便,坐飛機只要測個體溫就行。
原始毒株時期北京疫情走勢:
在原始毒株時期,北京疫情控制得相對較好,即便是2020年6月豐臺一度爆發新冠,但僅用了半個月就控制下來了,也基本沒有影響民生。作為一個每天都有國際航班輸入、人口流動極高的城市,為什么北京能有如此抗疫成績呢?這離不開當地居民的配合。我們知道北京居民應該是全國最擁護國家政策的,所以在新冠1.0時代,很多北京居民只要發高燒都會去就醫,刻意隱瞞的人并不多。北京的居委會管控也相對嚴,公共區域不戴口罩基本進不去。不僅如此,北京居民在做流調的時候很配合,行程報得比較清楚,這樣就有利于快速篩查密接者,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憑借居民配合度,北京成為原始毒株時期的抗疫模范生。
二、德爾塔毒株時期(2021.7—2021.12)
特點:精準防控與上海模式
2021年7月,南京祿口出現疫情,標志德爾塔病毒進入我國,代替新冠原始毒株成為新的傳播源。
與初代病毒相比,德爾塔病毒雖然致死率有所下降,但傳播能力卻大幅上升,R0保持在5.1左右的水平。如果只是這樣,那對我國影響還算有限。更麻煩的是,德爾塔病毒疊加大范圍的疫苗接種,使新冠感染出現了大量無癥狀病例,這就對過去追蹤傳播鏈的模式構成挑戰。
在新冠1.0時代,感染者通常會發高燒,只要他們去醫院就會被檢測出來。但在新冠2.0時代,很多感染者不發燒了,也沒有其它癥狀,然而他們仍具有傳播能力。這些沒有意識到自己感染的人一旦大量流動,就會使新冠快速傳播,造成疫情大面積擴散。
不僅如此,無癥狀感染者的出現,使新冠溯源工作變得極其困難,2021年的內蒙疫情和西安疫情之所以很長時間都沒有被控制,就是因為一直沒找到傳染源頭。當傳播鏈里面有大量無癥狀感染者時,追蹤溯源的時候很容易失去線索。本來通過A篩查B,通過B篩查C,結果現在B變成無癥狀了,那整個追蹤鏈條就斷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防疫策略發生轉換,部分爆發疫情的城市開始搞大面積核酸,目的就是為了把無癥狀感染者篩查出來,也就是從去年開始,出行要求從檢測體溫變為核酸證明。
憑借密集的攝像頭,上海一度實現“精準防控”:
如果不想搞大范圍核酸,有沒有辦法可以控制疫情呢?去年的上海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精準防控”。所謂“精準防控”,就是利用攝像頭監控等高科技手段,對感染者的行程軌跡快速追蹤,在疫情大面積擴散之前就把密接者完全控制住。以快制快,將感染的苗頭扼殺在萌芽之中。
上海的“精準防控”,其實需要很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當出現一例陽性確診時,需要上百個流調人員反復翻看監控錄像,將確診者近一周內所有去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全部找出來,這是一個體力活+技術活。但好處是能避免大范圍核酸,也不用封太多小區,也不存在漏篩無癥狀感染者的問題。一度成為全國典范。
因此在德爾塔病毒時期,上海成為中國疫情防控最出色的城市。
三、奧密克戎毒株時期(2022.1—今)
特點:常態化核酸與深圳模式
今年年初,奧密克戎在我國新增確診病例中的占比逐步提升,最終取代德爾塔成為主要流行毒株。
奧密克戎雖然致死率進一步下降,但傳播速率大幅上升,初代奧密克戎R0飆升至9.5,也就是說在不做防備的情況下,一個陽性病例可以傳染9.5個人。
奧密克戎的出現,使上海“精準防控”的模式受到沖擊。因為奧密克戎的傳播速度太快了,以致于無論流調人員如何加班加點,篩查密接人員的速度都趕不上新冠傳播的速度。今年3月,上海出現大面積感染,最終不得不靠大面積核酸+封城的手段來控制疫情。
在奧密克戎時代,光靠流調追蹤已經無法控制疫情,再搞“精準防控”已然不現實。因此在今年4月之后,我國防疫策略發生變化,開始推行“常態化核酸”。
所謂“常態化核酸”,就是在各大城市城市建立步行15分鐘的核酸“采樣圈”,并對城區居民實行定期“全員檢測”。通常來說,核酸檢測頻率最高一天一次、最低七天一次,平均三天一次,也就是查72小時核酸。而且做到“應檢盡檢”,居民必須持有效期內核酸陰性證明才能進入公共場所。
今年入冬以來本土疫情再度擴散:
客觀來說,在今年夏季,“常態化核酸”取得了良好效果,本土疫情一度被壓制。但進入秋冬季以來,本土疫情再度擴散。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1、冬季氣候較冷、紫外線強度較弱、空氣對流差,有利于冠狀病毒傳播;
2、變異后的奧密克戎BA.5和BF.7傳播更快、更容易隱匿。
新冠病毒變異情況:
R0
特征
原始毒株
3.3
感染肺部
Delta
5.1
病毒載量大
Omicron BA.1
9.5
免疫逃脫能力
Omicron BA.2
13.3
氣溶膠傳播
Omicron BA.2
18.6
史上最強傳播速度
這里做一個對比,新冠原始毒株的R0為3.3,德爾塔毒株R0為5.1,奧密克戎BA.1的R0值為9.5,奧密克戎BA.2的傳染系數為13.3,奧密克戎BA.5的R0值高達18.6。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意味著在未做防護的情況下,一個奧密克戎BA.5的攜帶者平均可以傳播18個人。奧密克戎BA.5超越黑死病,成為人類歷史上傳播速度最快的病毒。
當然,R0是在未做防護情況下的傳播能力,由于我國大量國民佩戴口罩、并積極接種疫苗,新冠病毒的實際傳播系數Rt會低一些,綜合來看:
夏季時期奧密克戎BA.2的R0為13.3,Rt為4左右;
冬季時期的奧密克戎BA.5的R0為18.6,Rt為7左右。
接下來進一步探討,為什么在全國各大城市普遍采取常態化核酸的情況下,入冬以來疫情仍出現擴散。
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常態化核酸雖然能幫助防治疫情,但存在漏檢的可能性,原因包括:
1、部分居民不需要頻繁進出公共場合,因此不經常去核酸點檢測;
2、部分檢測人員操作不太規范,可能會造成漏檢;
3、在普遍采用咽拭子檢測的情況下,一些核酸試劑本身存在漏檢或誤檢的問題,比如假陰和假陽,有時候這可能是人為因素,因此需要多次檢測來篩選陽性病例;
4、新冠感染初期病毒攜帶量較低,Ct值>35,隱匿性強,難以被檢測到。
綜合來看,在混管檢測的情況下,單次核酸漏檢率可能在10%-50%之間,不同的城市差別很大,一線城市漏檢率應該會低一些。
這里列出一個公式:
常態化核酸下的疫情傳播系數λ=病毒實際傳染系數Rt×(1-核酸漏檢率)÷全民核酸檢測頻率
實際的計算方法會復雜得多,公式這么寫只是為了便于理解。通常來說,新冠實際傳染系數越大,核酸漏檢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擴散。核酸檢測頻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控制。
根據傳播動力學,可以根據λ(常態化核酸下的疫情傳播系數)來判別疫情處于擴散還是收斂狀態。當λ>1時,疫情呈擴散狀態;當λ<1時,疫情呈收斂狀態。
當Rt=4時,不同頻率的常態化核酸下疫情傳播系數:
今年夏季,大多數城市可以靠常態化核酸來控制疫情傳播,因為此階段主要流行的是奧密克戎BA.2,在夏季高溫的情況下實際傳播系數Rt被壓低到4左右。對于北京等一二線城市,由于漏檢率低,因此在三天一檢的情況下也能把λ控制在1.5以內。這樣的話,只要對中高風險地區采取局部封控措施,就能有效控制疫情。但對于內陸地區一些三四線城市以及部分鄉縣地區,由于種種原因(比如口罩佩戴率低、居民核酸意愿弱、檢測誤差高、工作人員操作不規范等),這些地區漏檢率較高,同樣是三天一檢,λ也會處于較高水平,因此面臨疫情反復擴散的問題。
當Rt=7時,不同頻率的常態化核酸下疫情傳播系數:
但到了冬季,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奧密克戎BA.5進入中國,成為主要流行毒株,該毒株傳播能力相當強,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可以靠氣溶膠的方式傳播,最遠傳播距離達到80米,這種傳播能力相當可怕。而且在低溫的加持下,傳染能力進一步上升,廣州等一些城市甚至出現實際傳播系數突破8.2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三天一檢甚至是兩天一檢的城市,即便漏檢率很低,但也出現了疫情擴散現象。
奧密克戎BA.5已經可以實現氣溶膠傳播:
因此,今年冬季以來本土疫情擴散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冠傳播系數的大幅上升,而非所謂的地方“躺平”,很多城市一開始就在努力防疫,但仍面臨疫情擴散的壓力。事實上,如此強的傳染性在病毒史上是很罕見的,傳播速度已經超過麻疹,面對這樣一種病毒,防控壓力可想而知。
深圳疫情走勢:
但在本輪疫情里面,深圳是為數不多的疫情沒有擴散的大城市,今年下半年以來深圳新增確診病例從未突破年初高點。要知道深圳跟香港就隔著一條河,香港大部分居民已經感染過新冠,深圳應該是全國最容易出現輸入型病例的城市。然而,就在這種情況下,今年下半年深圳依然控制住了疫情,這是為什么呢?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圳的核酸頻率是一天一檢,大部分時期,深圳都要求持有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報告才能進入公共場合。從前面的計算我們知道,一天一檢的防疫效率遠高于三天一檢。即便是在奧密克戎BA.5時期,一天一檢也能將λ控制在1.5以內,這就大大延緩了疫情傳播速度。
這就好比拿漁網在池塘撈魚,要想把魚都撈起來。要么把網眼弄得很小(降低核酸漏檢率),這樣不容易有漏網之魚。要么就增加撈網頻率(縮短核酸檢測頻率),通過多撈網來多捕魚。
既然深圳的效果這么好,那為什么全國其它城市不學習深圳,也搞“一天一檢”模式呢?
并不是不想,而是大多數城市做不到,財政是最大的約束條件。
2021年副省級和地級市公共財政收入排名:
深圳為什么能搞“一天一檢”?為什么能推行“精細化防控”?根本原因是因為深圳財力遠高于全國大多數城市。深圳一年的公共財政收入就有4200多億元,同等體量的廣州才1800多億元,差距相當大。深圳有大量制造業中心和外貿企業,每年能創造驚人稅收。而且深圳作為計劃單列市,屬于二級財政,只用給中央交稅,不用給廣東省交稅,財稅自留比率較高。不僅如此,深圳大部分人口是年輕人,養老負擔非常低,每年可以騰挪出大量資金。如此一來,就可以理解深圳為什么能搞“一天一檢”了,因為它能出得起這個錢。所以深圳可以在全市各個區域建立密集的核酸檢測點,甚至很多小區、很多公司也可以提供核酸服務,正是靠著全領域覆蓋的核酸體系,深圳才能維持“一天一檢”的模式。
這里可以做個測算,深圳有1800萬人,如果搞一天一檢,意味著每個人每年需要做300次核酸(考慮周末和節假日因素)。在大部分都是混管檢測的情況下,平均檢測成本大約5元左右(不僅要考慮核酸試劑成本,也要考慮人力、儲運成本)。如此一來,深圳每年的需要耗費1800萬×300×5=270億元,這占深圳全年財政收入6%左右,勉強還是出得起的。
但換成別的城市就不行,這里以河北保定為例。保定市有1000萬人口,如果搞一天一檢,每個人年均核酸300次,那保定每年需要消費1000萬×300×5=150億元,而今年保定財政收入不到300億元,這意味著保定需要拿全年50%以上的財政收入做核酸,這錢根本出不起。更何況,深圳基本能做到財政平衡,保定一年的財政支出大約800億元,是財政收入的一倍多。在這種情況下,保定自身是很難擠出錢來搞“一天一檢”的。
從財政的角度來看,目前靠自身財力能推行核酸“一天一檢”的,只有北京、上海、深圳、蘇州、杭州等極少數城市,大部分城市沒有這個能力做到。但防疫又必須全國一盤棋,否則一個城市沒防住,就容易傳染到別的城市。
假如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一天一檢”,那財政缺口就更大了,10億城鎮人口,每個人日均檢測300次,平均檢測成本5元左右,那么每年核酸檢測成本=10億×300×5=1.5萬億元。2022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大約19萬億左右,也就是說,需要拿出全年8%的公共財政收入做核酸。其開支占比會超過軍費支出和教育支出,成為財政支出最大頭。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維持財政平衡,只能像2020年那樣發行一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給地方發錢,用于推行“一天一檢”的常態化核酸模式。
因此“深圳模式”雖然看起來很有效,但很難在全國其它城市復制,深圳的氪金能力是大多數城市無法匹敵的。如果是靠發行抗疫特別國債來籌錢的話,宏觀杠桿率就得繼續上升。2022年9月我國實體部門宏觀杠桿率達到273%,較疫情前上升了將近30%,繼續加杠桿得慎重。
如果不在全國范圍內搞“一天一檢”,又想控制疫情,那部分城市可能就得采取嚴格封鎖或者靜默的政策,否則疫情還是會快速傳播。
重慶疫情感染來源分布:
從重慶的疫情數據可以看出,11月以來,重慶有一半以上的病例都是社區感染所致。其中最多的是房間內感染,病毒很容易在家庭內部傳播,因為一家人長期生活在同一個房屋內。其次是同小區感染,一些重慶市民即便是封控時期也喜歡在社區打麻將,而且不戴口罩,這就造成社區傳播。其次是朋友、同事聚餐、聚會引起的感染,占比19%。再次是因為上班而引起的感染。
由于無法杜絕家庭內部傳染。因此能做的辦法主要是限制社區內部流動,對高風險地區私自外出行為予以限制。并且限制堂食,因為吃飯的時候要摘口罩,此期間很容易傳播病毒。
因此在不搞“一天一檢”的情況下,理論上通過管控高風險社區人口流動、限制堂食等方式也能控制疫情。
但理論是一回事,實際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對于東部發達城市,基層執行能力相對較強,民眾配合意愿也相對高,因此勉強能做到精準防控。但對于內陸欠發達城市,受人力和物力約束,基層執行能力較弱,很難做到精準防控。經常面臨“社區管不住、流調跟不上”的問題,如果想完全控制疫情傳播,往往會采用“一刀切”的辦法,比如加大封控范圍、增強防控力度等。這個是很難避免的事情,因為再好的政策也是人來執行,不可能要求三四線城市基層人員的執行水平跟京滬一樣。事實上,在面對面對奧密克戎BA.5的時候,即使是北京和廣州也出現了疫情大面積擴散,連一線城市現在都很難做到精準防控,更不用說基層治理能力薄弱、財力匱乏的三四線城市了。這根本不是愿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能不能做到的事情。但如果搞防疫“一刀切”或者是嚴格封控的話,雖然能降低疫情傳播速度,卻會對民眾生活造成很大影響。
換句話說,如果想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低成本防控,需要內陸城市具備:北京的居民配合度+上海的流調水平+深圳的財政實力+超低的核酸漏檢率。還是那句話,防疫必須全國一盤棋。除非切斷/限制全國各城市之間人員往來,像上海那樣對來滬人員管控5天,否則一個城市疫情擴散,就會導致其它城市也面臨疫情輸入的風險。這是一個木桶效應。
另一方面,如果不搞“清零”,同樣也會付出巨大代價。
臺灣省歷年各月死亡人數對比:
臺灣省從今年4月開始走向“共存”,因此可以發現,今年5月以來臺灣省的死亡人口數大幅攀升。2022年5月—10月期間,臺灣累計死亡10.8萬人,往年同期值為8.6萬人。也就是說,臺灣走向“共存”以來,超額死亡人數為2.2萬,這個數據比臺灣統計的1.4萬新冠致死人數要多。原因在于臺灣出現醫療擠兌,導致患其它病的患者因未能及時就醫而死亡。
壓平感染的曲線不僅是為了保護新冠病人,也是為了保證其它病例患者也能享受醫療救治:
臺灣省雖然老齡化率比大陸高,但人均醫療資源比大陸豐富,因此如果大陸這邊搞“共存”,超額死亡的問題不會比臺灣省輕。而且臺灣省選擇在今年夏季放開,一方面是高溫天氣降低了冠狀病毒活力,另一方面當時流行的奧密克戎BA.2傳播能力沒有后來的奧密克戎BA.5那么強。因此臺灣雖然出現醫療資源擠兌問題,但感染曲線被壓平,整體醫療系統并未被擊穿,否則死亡人口遠不止2.2萬。大陸如果在冬季放開,且面臨的是奧密克戎BA.5的話,后果不堪設想。
以臺灣省為參照,臺灣省放開后死亡人口占全省人口比例大約是0.1%左右,對應到大陸這邊就是14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正常情況下我國每年自然死亡1000萬人左右,意味著放開后當年我國將多死14%的人。能否接受這樣的代價,不同人心中有不同答案。
事實上,社會上還是有相當高比例的人是支持清零的,姑且可以稱為“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平時在防疫問題上很少發聲,因為本身被保護得很好,離病毒遠、離防控近。可一旦轉向共存,支持清零的人就會紛紛站出來指責,屆時輿論會更加混亂。石家莊防疫松綁期間,家長普遍不敢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大街上空無一人,可以說是用腳投票。所以有時候不能把輿論和現實混為一談,要考慮一碗水端平的問題。
或者我們可以做個有趣的猜想:假如新冠改成對年輕人產生高致死率(5%)、對老年人產生低致死率(0.01%)。可能現在支持清零和支持共存的人群會互換過來,年輕人普遍支持清零,老年人則希望放開,互聯網輿論也會大有不同。很多時候,立場決定觀點,古今中外皆如此。
疫情下的“三元悖論”: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的選擇都要付出代價。面對R0高達18.6的奧密克戎BA.5病毒,我們面臨取舍悖論,從執行的層面來看,想做到低成本精準防控其實并不容易。有三種情況:
1、既要防住疫情,又要避免嚴格封控,那就只能發行一萬億元的抗疫特別國債,然后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核酸“一天一檢”。雖然這也會為居民出行帶來不便,但已經比“靜默”等方式好很多了;
2、既要防住疫情,又不想在財政上耗費大量錢財,那出現疫情的城市只能采取嚴格封控,限制社交活動。通過大幅壓縮人口流動的方式來降低感染;
3、如果既不想限制人口流動,又不想出現財政缺口,那就得面臨疫情擴散的問題。如果最后走向放開,預計會有上百人死亡。
歷年各月累計公共財政收支差額走勢:
無論是嚴格封控,還是發債搞“一天一檢”,都會增加財政壓力。今年1-10月,我國公共財政收支差額(公共財政收入-公共財政支出)為-4.1萬億元,去年同期則為-1.9萬億元,預計今年全年公共財政缺口將同比擴大2.5萬億元左右。這既有財政支出增多的因素,也有財政收入下降的因素。面對傳染系數高達18.6的奧密克戎BA.5,如果想繼續壓低感染,明年財政缺口預計將比2021年擴大3.5萬億元。
另一方面,如果是選擇放開,在醫療防線沒有被擊穿的情況下,我國將超額死亡上百萬人口。如果是因為疫情傳播過快、感染人數太多導致醫療防線被擊穿,超額死亡的人數只會更多。
“電車難題”一直是個難解的悖論:
所以防疫就是個天秤,天秤的左邊是3.5萬億元的財政缺口,天秤的右邊是上百萬人的超額死亡。社會公共領域的任何決策都比想象中要復雜得多,任何選擇都會有代價。關于防疫的取舍,不同人心中應該有不同的答案。但最終的決策,一定得建立在保障14億國民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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