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蕭條期只有“貨幣繁榮”

前一段日本的股市有了一段時間的上漲，于是許多人都認為日本的經濟復蘇了，但這實際上是不對的。因為在全球性的蕭條期當中，是沒有真正繁榮的，任何資產價格的漲跌，其本質都是貨幣現象。日本股市的上漲本質上是日本寬松的貨幣政策所致，其與經濟的表現關系并不大。

（日經225指數，和三年前相比日本大盤漲了近40%）

巴菲特也曾發表過看好日本的觀點。就在今年4月份，在東京考察的巴菲特在接受采訪時表態：“看好日股，并將考慮加碼對日股的投資。”

實際上這很容易理解。一方面來說巴菲特偏愛壟斷行業，即所謂有“護城河”的業務。這些行業本質上都有一定的壟斷屬性，比如可口可樂，比如IBM。這些公司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是美國的“準國企”。他們的業務都有著較深的政商聯系，可以算是某個行業中的“龍頭”，其競爭力不僅僅是市場上的“打打殺殺”，更是權力場上的“人情世故”。所以這種公司陷入短期的困境中當然就適合于投資了，因為他們不會破產，隨著影響的消除自然價格就會恢復甚至暴漲。這就是巴菲特“投資三原則”中，敢于集中投資并且長期持有的原因：抄底與國運相關的壟斷性行業的頭部公司，賭美國的國運不衰。

巴菲特的父親是國會的參議院，其父親亦是美國一家券商的創始人，其妻子也是其父親好友的女兒。巴菲特實際上就是美國的“二代”。并且其家族亦是奧馬哈當地的“豪強”。

巴菲特之所以能夠長期投資獲利，本質上就在于其相對于其他金融從業人員更強的政治能力。所以即便在市場化發達，金融深度自由化的美國，也是熟稔權力規則、擁有政商圈子、有政治頭腦的人成為市場的佼佼者，這就充分說明了權力之陽與資本之陰的對立統一關系：順者凡，逆者仙；陰中之陽者為貴。

對陷入困境的美國“準國企”進行紓困、注入資本掌握董事會權力，對其人事進行大幅調整以改變經營模式，通過并購與重組優化資產結構，巴菲特干的這些事情，實際上起到的正是“美國國資委”的作用。所以說權力厭惡真空，任何社會功能都不會缺位，如果國家不設置相應的機構，那么就會有民間的機構來承擔這項任務。在這個維度上，巴菲特的“投資神話”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是“美國國資委”的覺悟，讓巴菲特得以長期“戰勝”市場。所以縱觀巴菲特一生，都是順應和支持美國國家政策的行為邏輯。

在這種邏輯下，巴菲特投資日本就很明確了，因為日本是美國在與中國競爭失利的情況下，推出來的“團練武裝”。當年元朝也與美國一樣，將國內的居民分成了四類人，搞種族主義。并且也任用特定群體來充當包稅人對國民進行壓榨，這與美國用猶太財團來對國民進行“變相稅收”一致。最后當聲勢浩大的紅巾軍起義之后，派去鎮壓的政府軍精銳不堪一擊，于是只好放權，讓各地的地主豪強來自己編練武裝去自行鎮壓義軍。這種面對危機自己不中用，將權力下放的模式，是大多數王朝末期的“通行慣例”。

巴菲特投資日本，也正是這種配合美國“主旋律”的邏輯，和買“準國企”的篩選規則。巴菲特買入的日本五大商社，分別是：三菱商事（Mitsubishi Corporation）、三井物產（Mitsui）、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Itochu）、丸紅株式會社（Marubeni）和住友商事（Sumitomo）。

這五大商事，均為日本歷史悠久的大財團企業，其業務滲透到國內及國際各行各業，對于日本近代經濟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些公司基本就算是日本的“準國企”了。

巴菲特代表的是“國家資本”的意志，是美國的國家戰略在經濟領域的投射。所以日本股市能夠有一個階段的上漲，說明了美國對于日本的戰略預期——希望以日本為遏制中國之基地，以對日本放權為代價來換取其抵抗中國。但是這對日本來說，卻并沒有看上去那么美好：美國人只是放了權，但是日本卻要押上自己的“命”。

二、日本的“代價”

日本已經連續22個月的逆差，作為制造業定位國家，連續的貿易逆差意味著制造業產品失去競爭力，匯率不穩定，產業資本轉移，造成失業。

作為一個國內GDP長期增速為負，擴張無路的經濟體來說，內需的增長是難以指望了；如今出口創匯的競爭力也受到削弱，這種內外交困的經濟基本面卻迎來了股市的強勁上漲，事出反常必有妖。

上一次看到如此魔幻場景還是2020年懂王不顧新冠疫情正盛、冒著大規模傳播風險開國后的美國大盤指數。

唯一能夠和道瓊斯指數強勁增長相媲美的，恐怕就是新冠感染和死亡人數。

日本一直以來出口主要產品就是機電、運輸設備（汽車）和化工產品，很不幸，中國產業升級直接帶來的副作用就是打掉日本的產業優勢。

自俄烏戰爭以來，中國各項制造業指標基本都在強勢增長，其中汽車出口的增長極為明顯，進入2023年以來中國的汽車出口量已經基本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

（中日汽車出口數據 單位 萬輛 數據來源 wind）

日本車有今天倒也不奇怪，就和當年的諾基亞一樣，優點非常明顯（耐用、省油），但時代的浪潮滾滾向前，早就不是靠耐用省油就能占領市場的時代了，在電動化和智能化賽道上日本已經被世界遠遠的落在了后面。

豐田不忘初心，堅持在電動車上配置手動擋，以實現“駕駛樂趣”。電動車配手動擋，聽起來就像是AI駕駛馬車一樣，充斥跨時代的錯亂感。

曾被稱為日本出口行業“明星”的電子設備也不復往日輝煌，生產規模還比不上2015年。

索尼基本裁掉智能手機方面的業務，甚至將北京工廠遷到了泰國，也沒聽說搞出什么名堂；因為錯過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松下在動力電池市場的份額一降再降，在全球市場份額中已經落后于比亞迪。

日本唯一有點起色的高端行業就是半導體，近年來發展的還算不錯，但是在中美拿芯片作為籌碼反復拉鋸的博弈中，日本最終選擇全面導向美國。

5月23日下午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外匯法法令修正案，正式將先進芯片設備等23個品類納入出口管制，該管制將在7月23號生效。

最終，在二戰后喪失軍事主權的日本，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一步步地交出經濟主權，走向了中美對抗的最前沿。在這場對抗后，中美或許還能存在，可日本就不好說了。

三、美國的斗爭性與妥協性

美國對于日本，屬于是“捧得起你也踩得起你”的角色。所以美國希望以日制華，捧日踩華就是情理之中了。但是還有一層意思美國藏得更深，那就是如果制衡中國失敗，那么美國也可以用“收割”日本來補充損失。

中美相爭，在之前的幾年中美國已經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是無論是重返亞太讓航母編隊硬闖南海，還是貿易戰打擊中國商品，繼而是疫情三年的組織力比拼，最后是加息與挑動俄烏戰爭，無論哪一條美國都是戰敗方。雙航母編隊被中國衛星定位最后落荒而逃，自此越南、菲律賓的反華勢力開始衰退；貿易戰中國對美順差不減反贈，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最終加到了美國國民自己頭上；三年的新冠疫情各國生產秩序混亂，德國日本都陷入逆差當中，而中國則是在高端制造業一日千里；美國加息向全世界征收美元，中國則“開倉放糧”為各國紓困，俄烏戰爭沒有拖垮俄羅斯，反而拖垮了歐盟。

所以美國實際上對于中國的斗爭性是不斷削弱的，因為美國并不是一個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公司”，國家利益是可以妥協的，但是大公司和財團的利益是必須保障的。眼下美國與中國的各種“斗法”中，不但沒有達成遏制中國的國家戰略，反而極大地損害了美國工商業和金融財團的利益，這在美國就屬于是“逆天而行”了，因為商業利潤就是美國的“天”。

在東亞的軍事態勢中，中國是占優的一方，美國在東亞復制俄烏沖突的成本過高，所以美國的軍方才急于與中國溝通。如果美國不能得到中國在臺海行動不牽連日本的保證，那么一旦整個東亞地區陷入混亂中時，美國就沒法保證其自身的工業品供應。這是因為中、日、韓等東亞國家是世界制造業的主力，一旦東亞三個國家同時卷入沖突，那么美國遭受的打擊比這三個國家還大。這就是美國的軍方幾次三番要與中國軍方建立溝通機制的原因，因為他們害怕中國的軍事行動擴大到日、韓，而我們拒絕其要求也表明了我們的態度：真要有了軍事沖突，那就不會按照美方的意愿來局限于一地。中國的這種“打不打我說了算，怎么打也是我說了算”的態度，震懾住了美國軍事投機的沖動，某種程度上讓戰略的主動權掌握在了中國手中。

在這種文斗斗不過，武斗不劃算的情況下，美國對華的妥協性就開始抬頭了。一方面拜登政府該進入大選的“大考”當中了，另一方面是目前對華政策的成本已經遠高于了利益，風險過大而美國難以承擔。我們可以看到從沙利文到布林肯，各路美國政要都急于與中國達成和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日本的就的“捧抬”中其實也蘊含了“殺機”。

那就是如果對中國的遏制不能成功，那么趁日本的沉溺于資產泡沫的時機，可以通過操縱“熱錢”撤離來“收割”日本，以此回補美國的損失。這個模式在當年的廣場協議中就已經可以體現過了。當時的日本由于廣場協議而本幣升值，這本來對其出口是不利的，但是由于熱錢涌入日本，使得日本股市、匯率、房市都大幅升值，一個巨大的泡沫就此成形。最后當這個泡沫破裂之時，海量的國際游資撤出日本，使得日本的股、匯、房三殺，日本的經濟活力自此被封印，錯過互聯網、新能源等一系列產業革命，在世界的繁榮期中進入“失去的三十年”。

所以美國此次“捧抬”日本的股市，既有著鼓勵其充當遏制中國“排頭兵”的用意，也埋伏下了對華妥協時反手收割日本的“泡沫地雷”。這些現在借著日本股市上漲獲利的國際游資和投機熱錢，也可能在其資產價格與基本面差距過大時倒戈一擊，通過“捧殺”的方式完成對日本的“收割”。對美國來說，反華誠可貴，大選價更高，若為私利故，二者皆可拋。所以美國對日本的心聲其實就是：“我割不了中國，還割不了你嗎”。日本的體量足夠民主黨的大佬們應付一次選戰了，收割日本的難度不但低于中國，甚至低于德國。所以對于美國的決策層來說，殺狗吃肉的誘惑可能會大于從鄰居家搶牛搶羊，因為前者的風險與收益之比要顯著優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