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考入清華大學建筑系，梁先生是整個系的學術領袖和精神領袖，我很少有機會接觸到他，只是遠遠地看著他，很仰慕。從1961年開始，我留校攻讀建筑歷史與理論專業的研究生，這才直接到了梁公麾下。總的說來，梁先生是一位堅毅執著、親切儒雅、睿智幽默的前輩，影響了我的一生。

他遺憾自己的書畫“帥”味不足

我很榮幸見識過梁先生的才華，那真是出口成章，倚馬可得。

1963年，他從廣西考察回來，對“真武閣”那座古建筑十分贊賞，打算寫篇文章，約我去作記錄。那是個上午，大晴天，梁先生的精神不錯，在書房里邁著方步，一句一句地講，偶爾停下來推敲一下個別詞句，又繼續說下去，我一字一字地在稿紙上記。大約一堂課稍多的時間，他講完了，文章也成了。就這樣，幾乎沒有什么改動，全文就刊登在當時的《建筑學報》上。

梁先生的書房是向學生開放的。由于他社會活動多，出差時經常讓我們到他的書房學習，說那里書多又安靜，比學生宿舍的條件要好一些。他的書房朝南，兩個大窗子，房子的東面是他的書桌，書桌對面的西墻排滿了書架，書桌右前側是一條長沙發，左前側是木茶幾和靠背椅。小房子很簡單，但讓人感到很舒服。冬春之交，他還喜歡在書桌右角擺一盆“仙客來”。

這個書房等于是我們師生之間的一個課堂。梁先生經常坐在圈椅上侃侃而談，我總是拉一把木椅坐在書桌前認真地聽、認真地記，偶爾插話提個小問題。這樣的場景現在想來都很溫馨。梁先生很健談，經常妙語連珠，有時也偶發人生之感慨。有一回，談到書畫作品，他說作品的氣質與作者的愛好并不總是一致的。比如他就很喜歡那種豪放的、有“帥”勁的風格，但是他自己的字和畫比較工整，“帥”味不足。他說這是他一生的遺憾。

當時我就設法安慰他說，您的羅馬斗獸場那幅水彩不就挺“帥”的嗎？他搖搖頭，表示自己并不滿意，理由是雖然這幅畫表達了斗獸場的古樸與堅實，但筆觸和色彩還不夠灑脫，沒有充分表現出宏偉感與歷史感。

接著，他從案頭上順手拿過一份他的手稿給我看。他說，看到自己“帥”不起來，所以就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地寫字，最起碼要讓人家看得清楚。這句話對我的影響很大，讓我以后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樣伸胳膊伸腿地亂寫“自由體”了，盡量把字寫得工整一些。

竟然沒有聽他的話

梁先生對我很照顧，但是在一件大事上我卻沒有聽他的話。

我的研究生課題定向時，梁先生正在研究宋代的《營造法式》，這是我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術書籍。他打算讓我參與這項工作，通過系領導征求我的意見，我卻另有想法。這之前，我參加了教研組組織的古建筑考察活動，莫宗江先生帶隊，他是梁先生的得力助手。我們一起去了承德避暑山莊，又到無錫、蘇州、杭州、揚州、上海考察了古典園林，我徹底為之傾倒，覺得中國古典園林太有味道了，是取之不盡的寶藏。我想學這個，跟誰也沒有商量，就決定論文要圍繞古典園林選題。我當即就這樣向領導作了答復。事后我覺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錯誤，因為有老師和同學批評我，別人想跟梁先生一起工作都苦于沒有機會，你張錦秋怎么可以這樣自作主張！

我認為有必要跟梁先生解釋一下。那天我很忐忑，和往常一樣走進他的書房，他笑容可掬地坐在圈椅上，詢問我研究學習的情況。我說已跟隨莫先生多次到頤和園聽他現場講解和分析，但題目尚未確定。我還說吳良鏞先生對此也十分關心。

梁先生說話了，他說我雖然喜歡中國園林，但卻沒有系統地下過功夫。這方面請老莫來指導最合適了，他對古典園林研究很深，不但對造型、尺度十分精到，而且對這種東方的美有特殊的感受，對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閣，一情一景都能講出許多道理。他又說小吳公（即吳良鏞先生）能從規劃格局上著眼，從總體布置上分析，這對于大型皇家園林的研究十分必要。他要求我認真向莫、吳兩位老師請教，在深與博兩個層面上進行結合，認真地探討和研究。

他的這一席教誨，成了我研究學習中國園林的指南。

“為中國創造新建筑”

梁先生的建筑思想涉及建筑教育、建筑史學、城市規劃、歷史古城和古建筑保護等領域，可以說是博大精深。但（上世紀）50年代對他展開了全國性的批判，說他是“復古主義”，這頂帽子至今還沒有完全給他摘掉。在有些人眼中“梁思成”這三個字上仍然罩有這層陰影。

我曾經花過一段時間，系統地研讀了梁先生有關的文章。1936年，他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出“我們虔誠地希望今日的建筑師不要徒然對古建筑作形式上的模仿，他們不應該做一座座唐代或宋代或清代的建筑，我們今日的建筑如何能最適合于今日之用，乃是建筑師們當今急需解決的問題”。這怎么可以說是“復古”？而且，他的“為中國創造新建筑”的思想是一貫的。1959年，他說：“我們的革新就是對傳統的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使古為今用，使它們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有利。”1961年，他在文章里說：“傳統與革新的問題是舊和新的矛盾的統一的問題。而在這矛盾中，革新是主要的一面。”

梁先生的某些話拿到現在來琢磨，就很有針對性，很有意思了。比如1962年，他說過：“……同時也必須明確，適用和堅固、經濟的問題是主要的，而美觀是從屬的、派生的。”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現在我們的許多建筑，只為了所謂的美觀，要建什么城市新地標，哪怕有損適用、堅固、經濟都在所不惜。

日本友人說他是日本的大恩人

1981年，為了設計任務的需要，我帶領設計組到五臺山考察唐代建筑，其中主要是梁先生發現的佛光寺大殿。天氣先是很干燥，一路的顛簸，塵土飛揚；快到了，竟然又下起了大雨。好不容易我們終于才站在了巍峨的大殿前，一位法號叫湛瑞的師父接待了我們。當他得知我是梁先生的弟子時，高興壞了，他說自己是梁先生在這里發現唐代建筑的見證人。那是在1936年，他親眼看到梁先生、林徽因先生還有莫先生騎著毛驢來到佛光寺前。當時他是個小和尚，跑上前去幫忙牽毛驢、卸行李。他帶著我們看三位先生住過的地方，比畫著他們當年是怎樣爬上爬下工作的。

他說梁先生他們發現并鑒定了佛光寺是唐代建筑，這個功勞了不得。從這開始，佛光寺越來越受到重視，國內外有人專程來參觀。他覺得跟這樣的大專家有過接觸，感到很自豪。日本友人也很尊敬梁先生。梁先生對我說過，日本保存的隋唐時代從中國傳去的古建筑，比中國保存的唐代建筑還要多，所以學習研究中國古代建筑不可不去日本。遺憾的是他雖然生在日本，卻沒有去看過法隆寺和唐招提寺。

1985年，我兩次出訪日本進行建筑考察。當我對日本京都、奈良文物界和建筑界的先生們談到梁先生對日本古建筑的偏愛時，日本古建筑權威、京都府埋藏文化調查研究中心理事長福山敏男先生說：梁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向美國提出了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濫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懷念他！

2007年10月，日中友好協會名譽會長平山郁夫先生提議，為梁先生在日本奈良樹立一尊銅像，以紀念和表彰他的功績。這個提議得到中日雙方有關部門的重視，還成立專門的委員會。現在，銅像設計已經初步完成了。今年的10月31日，梁先生的銅像將在日本奈良揭幕，這一天正好是平城京（奈良古稱）建都13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