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姓葉赫那拉，民國時改姓張。

我的曾祖父那桐（字琴軒）屬滿洲鑲黃旗，是晚清重臣，歷任戶部尚書、外務部會辦大臣、步軍統領、國史館總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曾被授體仁閣、文淵閣、東閣大學士。

曾祖父為官勤勉、務實、低調、謹慎，對晚清的政治、外交、教育、文化、經濟、建設等諸多方面都有相當的建樹，清華大學“清華園”“清華學堂”字匾即是他所書。

因滿族以名為姓，曾祖父又名那琴軒，官稱“那中堂”，所以他住的宅邸后被稱為金魚胡同那家，占地26畝，是座中西結合的建筑，東起金魚胡同東口，西到現在的臺灣飯店，占了半條胡同，因地理位置好，園內又有戲樓、亭臺樓榭和中西式廚房，所以民國時期北京上層社會的大型聚會常借用此地，“那家花園”由此得名。

孫中山來北京時就曾三次光臨“那家花園”出席各界舉行的歡迎會。我父親兄弟姐妹出生、結婚，及我的幾個哥哥姐姐（大排行）的出生都是在那里。

我父親兄弟姐妹七人，三個姐姐三個哥哥，所以這個大家庭中有四位少奶奶，官稱“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分別是我的大娘、二大娘、三大娘和我娘。

她們都是名門出身的大家閨秀，雖分屬不同的民族，脾性各異，但在我太太（奶奶）統領的大家族中都極盡孝道，非常團結，相互關顧，其樂融融。

太太和四個兒媳婦
后排左起：我娘 二大娘 大娘 三大娘

幾十年來無論是榮華富貴時還是窮困落難時，直到各自終老，都是相敬相幫，從未有過摩擦。

早年哥兒四個都住在金魚胡同一號老宅。后來大爺、二大爺婚后主要生活在天津，先是住在和平區新華路我曾祖父仿德國總統府造的老樓里，后分別住在疙瘩樓和民園大樓。

我家和三大爺家，1950年北京老宅賣掉后，住在西堂子胡同東口的兩所院子里，三大爺和太太住一處，我家住一處。

逢年過節、過生日，天津的兩房都來北京相聚，四妯娌便能相見。

我父親將她們四位比作四種花：大娘—牡丹，二大娘—蘭花，三大娘—菊花，我娘—梅花，這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下面我就回憶一下我心目中的這幾位“亂世佳人”。

我父母結婚時金魚胡同老宅全家合影
后排左起：我爸爸 三大爺 二大爺 大爺 大姐 大娘 二大娘 三大娘 我娘
眾小孩是我們大排行的哥哥姐姐們

大娘

大娘是蒙古貴族博爾濟吉特氏，名叫博錦雯。她的哥哥是蒙古科爾沁地區的卓王。20年代末期，大娘嫁入那家，是長房兒媳，結婚時嫁妝豐厚之極，除了金銀細軟、綾羅綢緞、還包括很多人、馬、汽車等等。

大娘的嫂子卓王福晉，漂亮時尚，喜歡標新立異，穿過從領口到下擺鮮花鑲邊的旗袍。

解放初期，大娘的嫂子帶著兩兒子與家人失去聯系（后來得知生活極其困苦）。

左起：三大娘 大娘 我娘 攝于太太客廳

大娘性情平和，舉止端莊，做派大氣，行事穩重，穿著講究，妝化得恰到好處，舉止言談不慌不忙，說話細聲慢語的。中等個兒很白凈，戴無框眼鏡，相貌一般，但顯得雍容氣派，氣場壓人，從里到外浸透著與生俱來的貴族氣質。

深厚的內涵使她從不以富貴驕人，卻不由得讓眾人仰慕尊敬。難怪博爾濟吉特氏是出皇后的家族。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她就是“貴”，在四位少奶奶之中不愧為花魁牡丹。

大娘生有一子六女，是我們大排行的大姐至六姐和大哥。她們按傳統叫法稱呼母親為奶奶，父親為老爸。

他們上的都是天津的名校，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她們就都已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了，大都是工程師、教師和藝術家。

大娘是大宅門里的少奶奶，雖有文化但不用去工作，家里的日常雜事也由仆人料理，她只在小樓里相夫教子，喝茶看報，間或來京小住，探望我太太。

四十年代在天津老樓，她家里經常招待親友跳舞，據說大娘只跳慢四，跳得又穩又美。

過年時我注意過眾人給我太太請安磕頭的姿勢，覺得大娘的動作最典雅好看，抽煙和拿手絹的動作也最美，新詞叫夠范兒。

大娘雖穩重有時也很風趣，一次大爺去動物園摔了個跟頭，她做打油詩曰：

　　今天興致好，西郊拜熊貓；爭看鴛鴦鳥，摔疼屁股腰。

大爺大娘與我們家和三大爺家也經常有書信來往。大娘的字體非常娟秀漂亮，話不多但幽默。

文革抄家后，他們住的疙瘩樓兩層樓房被侵占，二老被擠入車庫相濡以沫地住了十幾年，一切事由都自己做了，也是井井有條。

直到大爺去世后大娘還住了一段時日。我們兄妹幾人都去過那間被大娘收拾得干凈有序的溫馨小房，她總是悉心招待我們。她老人家過得很安然。后來大姐將她接去同住，直到她離世。

其實大娘一生中大起大落，不如意甚至痛心的事情很多，內心的創傷應是很重的，但她都能平靜地對待，波瀾不驚，泰然處之，甚至忍讓。無論生活對她多么不公也從不惱怒抱怨，這是何等的城府和大度啊！

寫到此感嘆自己也是五六十歲的人了，才醒悟涵養的深厚內涵，才體會一個人能讓后人感到有涵養是需要怎樣的積淀、修煉和不易。

感嘆之余寫詩四句敬祭大娘：

　　雍容大度蓋群芳，
富貴天成不張揚。
亂世安然承風雨，
盡將磨難化時光。

大爺大娘現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每年清明我們都去祭拜他們。

左起：三大娘 大娘 三姑 我娘

二大娘

我有兩個二大娘。第一個二大娘名叫楊伯敏，漢軍正紅旗人，生于1917年，比我二大爺大一歲。

她的曾祖父楊儒曾任工部右侍郎，出使過美國、西班牙、秘魯，出任過奧地利、荷蘭和俄國公使。他為官清正廉潔，剛正不阿。

在任俄公使期間，拒不在俄國人提出的要求清政府向俄國交出東三省土地的《交地約稿》12款上簽字，抵抗住俄國的威逼利誘，據理力爭，大義凜然，以致心力交瘁，殉職任上。

二大娘的爺爺去俄國接靈，因對俄國的憤懣和對清廷的無奈，悲憤地撞死在靈柩上，與他的父親永遠長眠于異國了。

二大娘在天津家中

二大娘從小在楊家私塾中念書習畫，是個琴棋書畫皆通、傳統現代雙重的才女美人。1936年結婚嫁入那家，成為二奶奶。當時我二大爺風華正茂，風流倜儻，二大娘漂亮典雅，才貌雙全，真是一對璧人啊。

婚后他們恩恩愛愛，北京、天津兩邊住，但二大娘卻一直沒懷孕，全家上下都很著急，她的陪房（從娘家帶到婆家的貼身傭人）丁媽燒香拜佛，去娘娘廟求回泥娃娃也不靈。

屆時我三大娘都生了三個兒子了，可想而知當時的盼子心情。還是我太太明智，親自帶她到林巧稚在北京東堂子胡同開辦的私人診所（當時協和醫院因太平洋戰爭關閉）診斷，結果是輸卵管粘連。治療后終于在婚后第9年生了我五哥。

二大娘生有三子，分別是五哥、六哥、八哥。他們洋派，管母親叫媽咪，管父親叫老爸。天津民園大樓的房子也是二大娘按洋派布置的。

二大娘與我父母感情很好，性情相投，五零年后他們來北京大都住在我們家。六哥上中國戲校也是我娘擔當家長的角色。

我印象中的二大娘是六十年代初住在我家看病養病時的樣子，即使病中也很美，穿著打扮得很有味道，化淡妝，與眾不同的是她畫眼影，眼圈總是發黑。

二大娘和五哥 六哥 八哥

我覺得用“雅”來形容二大娘最貼切，這也是我父親將她比作蘭花的緣故吧。她心智聰敏，性格溫順，情趣高雅，高興時哼戲文，是梅派青衣。

與我母親、三大娘一同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組織的機繡組活動，就是用縫紉機做繡花。她們也經常帶我們幾個孩子一同去公園、去戲院、看電影等。

八哥小時候最漂亮又最小，所以最被病中的二大娘疼愛，他差點兒被中法合拍的電影《風箏》選為中方小主演，當時二大娘是又高興又擔心他受苦（后因他長的太漂亮了，與法國小主演有點近似，換了一個標準的中國臉的男孩兒演了）。

她還經常參加天津民主黨派、工商界家屬組織的社會活動。二大娘的病是腎盂腎炎，在北京協和醫院看病時都是我母親陪著去，后來發展為尿毒癥，北京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也沒能治好。

1962年一個夏天的晚上，家人將在天津郊區當空軍的五哥急召至她病床前見了最后一面。病骨幽蘭、香消玉殞于她46歲那一年。

1964年二大爺續弦娶了第二個二大娘張南鶴，我娘是大媒，因為我娘好友劉璣昌的姐姐是張南鶴的同事。她當時39歲，未婚，是天津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眼科主治醫。

當時二大爺是中學語文教師，45歲。她父親是北京私人開業的醫生。這個二大娘個子不高，方臉盤寬腦門大眼睛，說話和藹客氣，回答別人問題前總是歪著頭嗯－嗯想想再回答。

與其他幾位奶奶不同，她是個事業型的女性。她家也是傳統的大家庭，小時候也學過國畫，所以與二大爺很有共同語言。

記得當時二大爺說去起士林時經常能看到一女子獨自坐那兒看外文書，想必是獨身，個兒再高點就好了，沒想到這人就是后來的二大娘。

加之二大爺名叫壽嵩，“壽松”“南鶴”名字正寓意松鶴延年，真是緣分啊。最主要是覺得二大娘人好，善良，會對當時才9歲的八哥好，太太也滿意，所以這事很快就定下了。

第一次來北京時，大家都聚在太太的客廳里等著看，五姑太太、三姑等加上我們這許多晚輩二三十人，那陣勢不是丑媳婦也得夠怵的。

二大爺、二大娘結婚后 攝于天津家中

二大娘人品很好，是個溫厚大度的知識女性，婚后與二大爺和和睦睦，全心照顧八哥，自己沒要孩子。三個繼子都稱她為“娘”。

沒過兩年好日子就文革了，家被抄，二大爺遭批斗勞動改造，一家人只有一張床，那時二大爺家的經濟情況比我們這幾家好些就是因為有二大娘的工資支撐。

我家那時沒有經濟來源，每月每人8元生活費，二大娘主動從天津寄錢幫助我們，真是雪中送炭啊！

最困難的時刻得到的支援是最珍貴難忘的。

二大娘醫術高明，是很有建樹的眼科專家，她是天津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眼科的主要組建者和眼科主任，可惜在事業輝煌之際患了膀胱癌，手術是由她北醫的同學做的，很成功，但因膀胱切除了，體外總得帶著尿袋子。

手術之后她幾乎是殘了，生活雖能自理，但很不方便，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還經常受病痛的折磨，這更顯出了她樂觀堅強的意志品質，生活上的困難和身體的病痛總是自己忍著，從不愿多去麻煩別人，甚至是保姆。

醫者仁心，職場中二大娘兢兢業業，為無數患者帶來光明。生活中二大娘低調無私，隱忍頑強，要用一個字來形容,我用“仁”來體現她。

她與二大爺相互扶持，走過了風風雨雨四十年，她雖不是三個兒子的親生母親，但她待他們和他們的后代沒有二心。

病重住院后，八哥從加拿大趕回和五哥嫂照顧在病床前，六哥從澳大利亞回國奔喪，北京下葬時能去的晚輩都去了，足見大家對二大娘的敬重。

前排左起：我娘 二大娘 太太 大娘 三大娘
后排左起：我爸爸 二大爺 大爺 三大爺 攝于1964年

現在兩個二大娘陪伴二大爺安息在北京福田公墓。

正是：

　　壽松挺立萬冢間，
松旁靜臥一株蘭。
南來之鶴環左右，
福田凈土共安眠。

三大娘

三大娘是朝鮮族，名叫金桂芬，索勒豁金氏，隸屬滿洲正黃旗，是世續世中堂（為總管內務府大臣兼工部侍郎，清末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的長孫女，與我大娘是表姐妹，從小受傳統文化熏陶，不但知書達理，還長袖善舞，長劍舞得很好，是標準的名門閨秀，在貝滿女中讀的中學。

據說她的母親金親（慶）太太是民國時期有名的美人，她的馬車后面經常有名門公子跟著想一睹芳容。

三大爺三大娘1941年結婚。當時他們分別是21歲、19歲。

三大娘膚色細白，相貌端莊秀美，性格溫柔體貼，待人接物穩重大方，溫文爾雅，不愛交際，說話輕聲慢語，做事慢條斯理的，是標準的賢妻良母。

三大爺三大娘感情非常好，他們平時相互都以“您”相稱，可謂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家里家外的大事由三大爺做主，幾十年來他們經受了那么多磨難，三大娘從沒半句怨言，只是默默地承擔和奉獻。

他們恐怕一生都沒吵過架、紅過臉。三大爺燕京大學畢業后一直在政府部門工作。三大娘生有三子三女，分別是二哥、三哥、四哥、七姐、九姐和十二妹。

他們稱母親為媽媽（māmā），父親為老爸。三大娘雖大富大貴，家庭和睦，夫妻恩愛，但一生卻遇到多起磨難，身心遭受了幾次沉重的打擊。

左起：三大娘 我娘 二大娘 二姑 攝于1947年

婚后他們住在金魚胡同“那家花園”一個跨院的東屋，1945年的一天深夜，飛賊大盜段云鵬（飛檐走壁，輕功了得，后成為軍統特務）經事先踩點探路，將三大娘的首飾箱盜走了。

三大娘的陪嫁首飾品質數量可觀，加上婚后置辦的，可謂損失慘重。前幾天北京電視臺播放的《檔案》節目“軍統特務段云鵬”一節還提到此事。

事后她們去廠甸等有可能銷贓的地方找回了（買回）幾件，我太太也補償了一些，但與失去的相比可謂微不足道了。遭此大劫能不心痛嗎？

1950年后她們搬入西堂子胡同3號，與太太住前后院。離太太最近所以太太的事她也擔當得最多，例如每天給太太梳頭……等等。

在她34歲那年，13歲的三哥因結核性腦膜炎去世了，事后她走在街上看到別人的孩子就默默流淚，很長時間緩不過來。

三大爺是東城區政協的副秘書長，1966年文革期間紅衛兵進駐抄家長達一周之久，威逼拷打、侮辱謾罵、組織傭人開批斗會、強迫子女劃清界限……，太太性格剛強，受盡折磨寧死也不肯說出保險柜和鑰匙在哪里。

她患有糖尿病需每天打針，哪能承受這般折騰，當我們23日晚去3號批斗會看到她時，已是面目全非了。

那時我父親已被迫害致死，寧折不彎的三大爺與太太、三大娘也一同吃了安眠藥，吃藥之前他們三人將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以示訣別，后又被醫院救醒送回。

三大爺痛罵“紅衛兵是法西斯，士可殺不可辱”。后來三大爺被政協送走說是關押，實則是保護起來。太太則一直處于半昏迷狀態。

在那幾天最艱難最殘酷的日子里，三大娘頂著內心的傷痛和令人恐懼的紅色恐怖，淡定地護理著太太，每天喂飯、擦身、安撫。太太對兒媳婦是從不說客氣話的，而在臨終前對三大娘說“謝謝你”。

抄家后她們搬到6號院的兩間東屋住，三大爺被戴上地主帽子，在郊區勞改，平時不能回家。

七姐、九姐、十二妹也先后去山西和近郊插隊，所有這些三大娘都能平靜地承受，而對她傷害最深的是1969年，年僅24歲，在北京工廠工作的四哥的突然離世，使她深受打擊。

三大娘將苦水往肚子里咽，白天強撐著，夜里偷偷地哽咽，這是她心中永遠的痛。七十年代初，她腹腔內長了良性腫瘤，做了手術。

1977年三大爺平反落實了政策，他們搬回到3號院住，院子大了，房子多了，生活寬裕了，但三大娘生性不是張揚的人，一如既往地為丈夫子女默默操勞著。

我在她家與十二妹同住過一段時日，體會到她對子女的全心全意，每天早上我們疊好了被子，她也必來給掃床、整理，每晚我們睡了，她也必來視察掖被，真是細致入微。

可惜1981年三大娘中風了，此后一直坐輪椅，雖能說話，也能扶輔助工具行走，但生活不能自理了。中風后還骨折過兩次。三大爺遺憾地感嘆“她辛苦一生，該享受生活，正準備陪她各地走走的時候她卻不能走了”。

她平靜地接受病的禁錮。二哥全家在廣州，九姐在美國，三大爺、七姐、十二妹一直盡心盡力，克服了許多困難，親自照料著她的生活起居，1990年西堂子胡同東口拆遷，區里安排她們暫時搬到史家胡同35號住了幾年。

她有規律地生活直到1991年她復發了第二次腦梗，腦部大面積萎縮，病情加重，變成了植物人，只能鼻飼。在身邊親人的悉心照顧下，又維持了五年，于1996年離世，終年74歲。

三大娘對長輩孝，對丈夫從，對子女慈，對鄰里謙，對下人禮，對交際名利淡，對苦難傷痛忍，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用“賢”來形容最為恰當。

三大娘正像那冰清玉潔的菊花，白玉堂上高潔華美，南山腳下傲雪凌霜，“歷盡風霜而后凋”。

三大娘35歲左右

做此詩為結尾敬祭三大娘：

　　名門淑女性溫良，
賢妻慈母一身當。
福禍歷盡成仙去，
留芳后人品菊香。

我娘

我娘名叫岳維珍，1922年出生，漢族，是民國時期四大銀行之一的鹽業銀行經理岳潛齋的長孫女。岳潛齋是中國開辦的第一個交易所“北京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

他的長子岳效鵬是我娘的父親。我娘小時生長在內務部街5號（現11號后被解放軍總后勤部使用）。

那個院落有6000平方米左右，按照《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建造，分為20個院落，現在列為市文物保護單位。

那個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院落給她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憶。

我娘從小聰明美麗，心靈手巧，性格開朗，又是長房的大小姐，所以深得全家上下喜愛，十幾歲時就自己剪裁，用縫紉機做縫紉，玩相機在后花園里自拍照相，騎自行車，還愛學做飯，據說外公當時特別給她修了一個小廚房，自己做點心等等。

娘貝滿女中畢業后，即在家師從工筆畫家王叔暉學畫工筆畫，現在我們姐弟四個家里各存有一張娘當年親筆畫的作品留作紀念，彌足珍貴。

自拍于后花園

我娘比我爸爸大一歲，1947年結婚，婚禮在北京飯店舉行。她們的婚姻還有點小波折，1944年那家就向岳家提過這門親，當時我外婆怕旗人禮節多女兒受約束，婉言謝絕了。

當時我娘的爺爺岳潛齋還在世，對我娘說：“你爹娘糊涂啊，這么好的人家還不嫁。”我父親也耿耿于懷，家里又給提了幾次親他都不滿意，卻一直關注著我娘的動靜。

后來我娘在中山公園辦畫展，我爸爸協同二大娘、三大爺等人去一睹芳容，我娘見這四爺穩健可親，一表人才，怎不動心？沒過多久我爺爺的表哥柏二老爺再次登門保婚，并說明旗人也沒有什么特別的講究規矩，這才終成眷屬。

婚后我太太對我娘也網開一面，照顧有加，例如每月有兩天太太要吃齋飯（吃素），兒媳婦也都跟著吃，太太特別吩咐四奶奶不用跟著吃。

婚后為了我娘與娘家聯系方便，在其他幾房還沒安電話的情況下就先給她房里安了電話。婚后不久鬧學潮，來京請愿的學生來勢洶洶，將她娘家內務部街的房子強占了，太太馬上將親家接來安排他們住在一個跨院。

1950年“那家花園”賣掉后，我外公一家又隨我娘搬到西堂子胡同8號（張家的房產，后改成11號），一直住在一起。

娘生了我們姐弟四人，姐姐大排行（女）行八，哥哥大排行（男）行七，我行十，妹妹行十一。我們管父親叫爸爸（bàbā），小時候管母親叫娘娘（niángniáng），大了以后就叫娘了。

我爸爸是燕京大學畢業。“那家花園”賣給國家蓋了和平賓館，施工時地下挖出了金子都歸于國家，我爸爸當了和平賓館的理事，公私合營后在北京染整公司任職，我娘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我娘是個干練外向的樂觀女性，干事情風風火火，里里外外一把手，我太太那里一些個人外務事宜自然由她辦最合適，她騎著自行車一會兒就辦回來了，買東西做衣服我娘當參謀，去醫院看病也是由我娘陪同。

有關吃喝玩樂的策劃和實施我娘都是主力。我娘是個大孝女，我外公外婆的事由也是她料理，她對唯一的妹妹也是關照有加。

我父母感情很好，家里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大都是我娘做主，我爸爸樂得清閑。我娘是天生操心的命，因能干，又極熱愛生活，好熱鬧，所以雖有幾個傭人幫傭，但還是每天忙忙碌碌的不得閑。

她在基督教女青年會學習服裝剪裁、機繡、西點制作，并且學以致用，她保存的圖樣有好幾摞，為我們做的衣裙比商店買的比裁縫做的都有創意別致。

我姐姐給周恩來總理獻花穿的就是她親手做的綢裙。后面全家福照片我姐姐穿的呢裙也是娘親手做的，上面的花是用縫紉機反底線繡法繡成。

家里經常請客吃飯，只要有客人，她肯定親自下廚做出一桌豐盛的中餐或西餐。她喜歡栽花種草，到夏天我們家的小院像個百花園。

她還在院里搭雞窩養雞養鴨，雞鴨都有名字，每天早晨她給每只母雞摸蛋，然后告訴我們哪只今天會下蛋，我們就等著雞下蛋撿蛋，比誰撿的多。

后來爸爸嫌養家禽太臟太吵鬧，就改成養貓了。我娘很接受新鮮事物，總使生活充滿新鮮與活力，夏天帶領大家搖冰激凌，去農場摘桃子、游泳。

冬天帶我們去滑冰、去公園打雪仗推雪球。在國內還沒有半導體收音機時，托人從日本買了半導體收音機。

我家也是電視機、電冰箱的第一批擁有者，記得當時蘇聯紅寶石牌的那臺電視，因外部干擾很大，我們得輪流舉著天線找方位，畫面清楚了舉著天線的這個姿態就固定不能動了，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就是這么看下來的。

我娘

我娘的幸福生活截止到1966年8月，那年她44歲。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8月21日晚上，男二中紅衛兵進駐一周之久，開始抄家、批斗、侮辱、嚴刑拷打。

批斗會上給我娘剃了光頭，還畫上了一圈一圈的口紅，我當時正發著燒，感覺很恐怖，我娘卻很坦然。他們非說我家有槍，用電爐烤，皮帶抽，逼我爸爸我娘說出藏槍的地點，我聽到了他們的慘叫聲撕心裂肺。

23日傍晚，本來就有高血壓心臟病的爸爸實在受不了了，吃了大量安眠藥后坐在馬桶上瀉肚，他拉著我娘的手說“我對不住你，以后全靠你了”，我娘點頭但沒掉淚，不是麻木，不是無動于衷，而是堅強、是承諾、是大愛！

她認可、成全、理解我爸爸，她太了解他了，她是覺得他解脫了，那種情況下活比死難，不用受辱了，不用挨打了，不用為未來的日子擔憂了。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過，她把艱難留給自己承擔。

第二天早上她對我和妹妹說：“爸爸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也不用受苦了，你們放心，我不會死的，我死了你們怎么辦啊。”這話給惶恐的我們吃了定心丸，也讓我們永遠敬佩她。

我娘性格堅韌豁達，能屈能伸，生活的落差是天上地下。面對家破人亡，上有老下有小，她沒有表現出絲毫悲觀消沉，也從不怨天尤人。

全家七口人沒有生活來源，靠街道辦事處從我家被凍結的銀行存款中取出來的按每月每人6元（后漲至8元）生活費生活。

她精打細算，克勤克儉，帶領全家艱苦奮斗，度過了她一生中最艱難的十年。我那時是小學五年級，最大的姐姐是高一，外婆七十歲了，二婆六十左右（外公的二夫人，沒子女，一直和我們住一起），我們搬到胡同里最雜的大雜院37號的北屋住，不知以前住的是什么人，半年后才將臭蟲徹底消滅。

每天早上五點她和外婆、二婆就得出去掃街，我們也要去上學，抄家后衣物都沒了，所以我娘最先完成的一件事是做棉襖、做衣褲。抄家時她什么東西都沒要，就向紅衛兵提出要縫紉機，為的就是完成這項使命。

二婆去了街道工廠做工，還賣過冰棍。娘帶我們做零活兒補貼家用，先是糊信封，后來街道得知我娘會做針線活，就拿來服裝加工，娘教會我們一起做，她和姐姐鎖扣眼，我和妹妹繚褲邊，哥哥釘扣子剪線頭，加工一條褲子八分錢。

那個大雜院各色人物都有，大多是社會底層勞苦大眾，我們是受改造身份，但因我娘對人真誠，虛心隨和，所以大家對我們都是同情、尊重、熱情相幫的。王姥姥、呂奶奶、王叔叔……，我娘向她們請教諸如腌咸菜、積酸菜、滅臭蟲、搪爐子、省煤的方法……。

在那階級斗爭的年代，我從他們身上看不到階級的仇恨，只有人性的體現。回憶起這些淳樸善良的人和那時的點點滴滴，不禁熱淚盈眶。我娘給親友照看過三個孩子。

有個孩子患先天性心臟病、一側肺不張，晝夜哭啼，為了不吵到鄰居，我娘和二婆輪流抱哄幾個月之久，最后還是夭折了，可見當時的不易。現在與我們情同手足的吳捷是從出生幾天就在我家由娘一手看大的。

她很漂亮，我娘給她做了很多別致的衣裙，將她打扮得像個洋娃娃，人見人愛。因要上幼兒園，她父母接她走那天，竟抱住門框大哭，還將她爸爸推了個屁堆兒不肯離去。（三十幾年來我娘一直將她當做自家人相待，她也將我娘視為至親至愛，極盡孝道。）

那幾年間姐姐去了東北農場，哥哥山西插隊，我房山插隊，東北、山西都非常艱苦，我娘牽腸掛肚，寫信、盼信、省吃儉用給他們寄去食品衣物，又費盡心機給他們辦回了北京。

有些信件我娘后來一直和存單放在一起，保存在那藍色皮革包里，可見她對那段時日的刻骨銘心。我娘那時四五十歲，還很漂亮，可謂風韻猶存，有機會再嫁條件很好的高干、高知，她怕我們老小受委屈，從沒動過心，都拒絕了。

那時雖生活艱苦，但由于娘的親和力，家里總有親朋好友來談天說地：韓伯父（大嫂的父親、中醫、收藏家）、常伯父（原國民黨軍官）、郝伯母的女兒京蓮夫婦（華僑）、曲大夫、哥哥的同學等都是常客。

他們常來講故事、講易經、算命、玩牌、借我們書看，他們感嘆我娘能把沒肉的蘿卜白菜也做的那么好吃，而他們那些講不完的故事與豐富的人生閱歷填補著我們缺乏養分的心靈。

1977年左右開始逐步落實政策，所謂“發還”“折價”猶如九牛一毛。我娘開始為落實房屋政策奔波，原來的院子住上了十家住戶，一個一個的找單位拔釘子，其中的酸甜苦辣盡在不言中。

終于在1990年搬回了被占24年的自家院落。我娘又將面目全非的小院重整得春意盎然。直到病前這十四年時光，她都過得很愉快。我和哥哥同住院里，她眼看著孫子漸漸長大成人。

我在1993年又給她添了最小的外孫女，姐姐有一子，妹妹有一女，都常來聚會，享受天倫之樂的同時，她每周參加女青年會老年烹飪組和手工工藝組的活動，教授組員做菜點的活動一直持續到她病倒。

她參加了多次國內外的旅游，朋友也越交越多，例如去桂林時同團一位原本不認識的比她小幾歲的阿姨腹瀉得厲害，導游那天要帶大家去重點景點，分身無術讓她自己去醫院，我娘是全團唯一自愿放棄游覽陪她就醫的人，這位吳阿姨由此成了我娘要好的朋友。

我娘的為人就是這樣舍己為人助人為樂。娘與三姨二舅媽等親友也常去公園、餐館聚會，她們的共識是在有生之年盡情地享受生活。

我們住的私房屬家族私產，所以于1999年賣了，我娘搬到豐臺區寶隆溫泉公寓。

我父親去世時沒有骨灰，娘心中一直不安，所以在順義潮白陵園做了衣冠冢，于2001年春天進行了安葬，放了我爸爸的照片、手表、圖章、衣服。娘含淚寫了張紙條放在了盒里；“你囑托的事我辦到了，再等我20年”（她先寫的是再等我幾年，在我們的建議下改成20年）。

1956年所攝全家福

2002年的最后一天，我娘腦血栓中風了，很嚴重，位置在顳腦，所以出院后不能行走說話了，這于她那么愛說愛動的人來說真是太痛苦了。

哥哥為照顧她將房子換到了她旁邊，妹妹住在附近來往非常方便，我和姐姐也每周都去看她。

我們找了保姆專門看護她，她仍很樂觀，每天看報看電視，時常翻看老照片回憶往事（我家數本珍貴的老照片相冊在抄家時是娘急中生智，用包袱皮包上混在一堆破爛里，扔在煤堆上得以保存）。

在她的旨意下，孫子于2006年喜結良緣，第二年生了重孫，四世同堂，她欣喜地看到了重孫子，激動得哭了。

經兩次復發后，她成了植物人，每天靠鼻飼又堅持了三年，于2009年農歷六月二十二日去世，終年88歲。

我娘性格樂觀堅韌，心胸坦蕩大度，為人熱情爽朗，做事靈巧快捷。對生活熱情向往，對艱難坦然面對，如用一個字形容就是“堅”。

陸放翁贊美梅花“雪虐風號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的名句用在她身上真是太恰當了。她44歲那年帶著沉重的承諾與我父親陰陽兩隔，又過了44年風風雨雨，他們終于又相聚在一起了。

正是：

　　一諾千金兩界分，
迎對萬難鑄堅貞。
四十四載潮白會，
梅花含笑慰季云。
注：父親的號為季云

附錄：娘去世后，大家悲傷欲絕，夜不能寐，兄弟姐妹集思廣益，擬就我娘的碑文如下：

慈母維珍大家出身自幼聰敏品貌雙馨畫從名師自學攝影烹飪女紅無所不精二十有五嫁入名門夫妻恩愛相敬如賓婆母座前竭盡孝心妯娌和順禮待下人孝敬父母養老送終善待姊妹手足情深十年浩劫痛失夫君抄沒家產備歷艱辛奉老育幼克儉克勤重振家業竭慮殫精誠感乾坤甘來苦盡兒女成人家道中興寄情山水廣交友朋和睦鄰里普施愛心八十又一身染沉疴從容樂觀感動神明天賜祥瑞喜誕曾孫祖雖失語喜自內心四世同堂樂享天倫米壽之年六月廿二塵世閱盡壽終正寢嗚呼我娘天界往升音容笑貌世代永銘
己丑年六月廿六日

一個時代過去了，往事如煙又近在眼前，有些慘痛的片段平時不愿去觸碰回憶，但是那美好的人和事又時常浮現在心頭，想她們幾位本分善良的良家婦女，本應過著與世無爭，太平舒適的日子。

我家也一貫奉公守法，擁黨愛國，無奈事與愿違，慘無人道的文化大革命卷起的血雨腥風。

現在想起來匪夷所思，但她們卻無辜的成為這場災難的直接受害者，我們、我們的下一代即使家庭還是事業遭受再大的不幸也不會比她們所經歷的心靈的苦痛更脫胎換骨刻骨銘心了吧！

記憶是抹不去的，故人更不應忘懷。可惜我沒有傳神之筆將這幾位我尊重的長輩之風范體現出來，只盡可能的將自己的感受寫出。

讓我們再一次的重溫她們、懷念她們、紀念她們。讓我們的子女了解她們、感受她們，也不要忘記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