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搜狐財經年度論壇上的發言，2023.11.30。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搜狐張朝陽董事局主席等到會的企業界各位領導，尊敬的到會各位專家、各位嘉賓朋友，大家好！很榮幸接受我們搜狐財經年度論壇的邀請來做交流。按照約定，我要先勾畫一下自己對于經濟形勢從回顧和展望結合這樣一個角度的認識，后面還要專門說一說可能很多朋友關心的土地財政、房產稅、還有城投債這幾個概念相關的問題。

我首先說一下怎么認識中國整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這個方面，我們涉及的主題詞是要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鄧小平同志最開始的“三步走”現代化戰略構想，于前兩步提前實現之后，最高決策層給出了后面第三步的半個世紀時間段里前一個節點目標——全面小康，2020年也如愿實現了。現在，正在推進新的“兩步走”這個帶有時間表特征的現代化戰略，二十大說這是我們的中心工作。這當然關系到整個中華民族所有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這個現代化的推進，在實際的發展態勢上如果用最簡潔的指標，看經濟景氣水平、繁榮程度、活躍程度方面的直觀表現，還是要用GDP的年度增長速度（一般我們說的就是“經濟增速”）這個指標。一個經濟體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別人比，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簡潔、更有代表性的指標。當然，它有局限性，它不能夠反映在這個指標變化過程中間經濟結構和經濟效益的情況，需要有其他的指標來做成一個指標體系，去衡量實際發展中政府官員他們要盡責的政績表現。這當然還少不了民生的指標，環境保護的指標，等等。但我們回到最簡潔的發展趨勢、態勢上看，還是可以從GDP增速來做一個直觀了解。這個曲線上表現的，是千年之交之后的發展過程。

我們要特別注意，在有了黃金發展期特征之后，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造成嚴重沖擊，速度回調，但是在2010年我國又成功地表現出來站在兩位數增長這樣一個水平上，2010年報出的10.6%的年度增速，跟前面改革開放30年外界肯定為“中國經濟奇跡”出現的年均9.8%（四舍五入就是10%）是一脈相承的，特別是和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之后，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走到這個時候，18年間年均增長速度超過10%，是高度吻合的狀態。但是就在這一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決策層給出的是一個帶有哲理意味的“穩中求進”指導方針。從此以后，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年年講，季季講，時時講，一直講到現在，這幾年強調的“六穩”跟著“六保”，今年兩會上新任總理李強同志他首先特別強調了前三個“穩”，第一就是我們這個曲線表現的增長狀態的“穩增長”，跟著要“穩就業”——這關系到對整個民生的基本支撐力，還有老百姓特別關心的物價上要“穩物價”，其實后面穩投資、穩外貿、穩外資、穩預期……一樣都不能少的。中央說這個穩字當頭是經濟工作的總基調，那么合乎邏輯地我們可以體會到，一定是問題導向之下有影響我們穩定發展的矛盾糾結。

最簡單地說，2010年中央提這個方針的時候，就意識到我們的黃金發展期特征雖然還存在，但矛盾凸顯期不可回避地就在眼前展開，必須犧牲一些速度，追求從粗放型發展到集約型發展的階段轉換，實現中高速區間的高質量發展。再往后把它表述為“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地方和企業要經受陣痛，整個的經濟發展態勢要由新而入常。我說“新”就是直觀的高速度這個時代過去了，要轉為經濟起飛過后必然要去追求的集約增長狀態，運行的中高速怎么實現，關鍵就是這個中高速必須伴隨著高質量。高質量從何而來呢？中央后來明確地說，要依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實現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的提高，這是改革到了深水區以后的攻堅克難，要啃硬骨頭。實際生活中間，改革已有這么多的文件，有這么多的中央指導，但啃硬骨頭的任務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完成的。我們就是在這個制度創新又伴隨著科技創新、管理創新、而且一定要有思想觀念創新相互呼應結合的過程中間，在2010年以后實際經歷一個經濟增速下行的過程。

從曲線上來看，開始的兩年主觀、客觀因素合在一起，我們比較快地落到經濟增速的8%以下，再經過三年，到2015年，是相對緩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曾經有12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在6.7%-6.9%這個很窄的區間內波動，當時認為是很有希望來由新入常實現一個所謂“L”型的轉換，落到這個比6%再高一些的增長平臺上面。爭取這個平臺它的運行時間越長越好，關鍵是要通過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切入以后的結構優化、效益提高，使這個高質量可以越來越合乎意愿地表現出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又一個巨大的沖擊來了——中美關系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基辛格（這是頂級戰略家）很快就說中美關系回不到從前了。所謂貿易戰，很快大家都知道，又結合上了科技戰、外交戰、金融戰，甚至人們擔心是不是還有軍事方面的擦槍走火的熱戰風險等等，市場預期明顯往下調整，原來6.7%的底線被擊穿，2019年全年只有6.1%，2019年的第四季度落到同比整數關口的6.0%。再往后，那就是三年大疫這個沖擊了，又一重的不利因素使我們增長速度在2020年出現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只有2.3%。2021年雖然同比8.1%，但因為前面基數很低，這個指標的可比性很差，兩年復合平均增長速度這個更可比指標，統計局給出來的是5.2%，比前面的6.1%又跌去了0.9個點。特別是2021年的下半年情況不妙，2021年的四季度同比只有4%，已經滑出了中高速合理區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那時候就強調，出現了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抓發展硬道理，把經濟運行維護在合理區間。我理解，中央文件上從來沒有把量值直接寫出來的合理區間，一定是要在中高速，而中高速一般經濟界的研究者總是覺得應在5%以上，5%-8%大體是中高速的運行區間。

在2021年四季度已經落到同比4%的情況下，轉過年頭來2022年兩會上提的增速目標是5.5%，要回升到中高速底線之上。但兩會剛剛開完，馬上出現“超預期”的問題，其后有十萬人大會的緊急動員，有一系列努力，但曲折發展過程中全年也只有3%的同比增速，這是幾十年來倒數第二的低速。今年，大家都記憶猶新了，兩會上提的是5%，當時一般研究界的人士認為，這是一定會實現的，因為我們在去年11月防疫抗疫的技術路線和基本的政策要領有了重大的優化轉變以后，全國是有先有后、但總共時間段不超過兩個月，扛過了疫情的高壓力期，到今年春節的時候，有人已經在網上冷不丁說了一句，哎，怎么沒有人講奧密克戎了——這個“三年大疫”、古人所說的“大疫不過三年”真的是這么一個樣子就扛過去了。當時認為今年如果我們能夠在復工復產這方面不出特別的意外的話，怎么也能摸高到6%。一季度的實際情況大體符合預期，往上走到了4.5%，二季度本來認為應該有個非常漂亮的同比增長，因為去年只有0.4%，但是四五六月間傳來的消息總體來說和預期大相徑庭，投資繼續不振，消費主要只有一些場景消費，而且是降級的（燒烤為典型的），還有就是外貿不好出現滑坡（其實主要經濟體在這一段都出現外貿方面的問題）。合在一起，二季度雖然同比是6.3%，把上半年同比拉到了5.2%，但是這時候的悲觀情緒就普遍化了，國內很多的預測者在說形勢嚴峻，外部來了一輪新的唱衰中國的“中國崩潰論”——這樣的極端化地由外國人講中國崩潰，已不是第一輪，但是這一輪出現，確實有它特殊的背景。實話實說，市場人士的確在這方面感覺總是信心不能夠充分提振，預期還未能夠在中央特定的引導之下真的出現明顯向好。那么之后就比較緊張地看三季度，7月份繼續傳來一些不太愉快的消息，但8月份指標開始向好，9月份繼續向好。前三個季度的結果出來后，我們是達到了同比5.2%，統計局說只要四季度能達到同比4.4%，全年5%的引導性目標就可以如愿實現。最新的消息是人民銀行潘功勝行長在香港說實現5%這個目標沒有懸念。其實如果做得好的話，我覺得有可能高于5%。現在已看到前三個季度結果出來以后，財政政策有明顯的加碼發力安排，一萬億元特別國債既是要擴大內需，增加我們跟以后整個減災抗災防災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會進一步延伸到有非常長遠的增加后勁兒保障意義的灌溉系統和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以及城市方面防澇的海綿城市建設，而且一定會延伸到綜合管廊建設，這都是天文數字的投資才能夠解決的問題，要一做多少年，一萬億只是個引子錢而已。這些有效投資在擴大內需的同時，還一定會優化結構，帶出來的是繼續支撐我們的經濟景氣向上走，夯牢經濟向好的基礎。這樣一個信號是非常值得我們市場人士關注的。當然，還要結合自年初以來中央三令五申反復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有總書記重申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有高規格的31條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應注意大標題里出現“壯大”這是第一次，已經不止“五六七八九”了，是還要讓它繼續壯大這樣的指導文件；有專門的機構組建；又有最新的一系列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各種安排，如“完成整改”的概念，有總理座談會強調這樣一個實際上意義重大、由數字經濟頭部平臺公司帶頭兒另起一段振作起來，追趕硅谷引領創新大潮這樣實際的中央信號，后面應該跟著推出一批“綠燈”項目，等等。

把這些結合在一起，所以我的說法，2023年應該看作是一個必須抓住的契機之年。這一年我們同比終于是站在了中高速的下沿上面，5%估計還可能再高一些。跟著的是什么呢？明后年會怎么樣？回顧之后的前瞻，就是大概率上我們可以避免出現2020和2022的那兩次新低的表現。我們要努力在“十四五”的后面兩年把經濟運行維護在5%以上。雖然現在很多的預測主體仍然看衰，說明、后年還會掉到5%以下去，但我不這么認為。中國的”成長性”--就是工業化、城鎮化還有相當可觀的推進縱深;中國真實的城鎮化水平要看那個沒有摻水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現在只有47%,14億中國人里的大多數還沒有取得市民身份;三億多前面幾十年進城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大多數就是苦苦拿不到戶口，什么道理？就是我們的發展還沒走到那個份兒上，中心區域的有效供給不足以給他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待遇——這個問題必須解決，靠什么解決？必須是在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持續運行中，把有效供給不斷托起來，讓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得到實現——那么在推進的過程中，如果我們前瞻的話，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中央的一個基本精神：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創新必須以制度創新為龍頭，在改革的深水區按照二十大的要求，打造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有全套的法治化、市場化、規范化的營商環境建設。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按照上海自貿區開始時的概念，就是企業應面對負面清單，你不碰負面清單，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產權得到保護，環境是公平競爭的，企業在自負盈虧的約束之下調動自己所有的潛力活力去試錯，去創新，法無禁止即可為；那么反過來，政府方面卻要自我革命，法無授權不可為，正面清單加責任清單，有權還必須有責，政府行為事前、事中、事后按照十八大、十九大后一向的要求，要有全套的績效考評——那么這意味著什么？對負責的官員必須有績效的評分和獎懲問責制。這是非常好的一套原則。當然，要真正落實很不容易，我們是在這個軌道上要把制度創新牢牢抓住以后，帶出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潛力的發掘，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觀念的創新，充分發揮這方面我們的成長性潛力。客觀的、主觀的因素加在一起，很有希望以2023年為起點，結束經濟下行過程而實現一個“L型轉換”。

這樣的一個前瞻之后，我覺得就要接著轉到我們會議主辦方關心的一些主題詞上。這些年困擾我們進一步高質量發展的，不必諱言有地方政府層面明顯的困難——財力緊張。在財力緊張的情況下，潛規則強制替代明規則，要搞隱性負債，要搞土地批租環節盡可能一次把錢拿足的土地財政短期行為，當然還有就是以融資平臺作為主要的隱性負債的載體。融資平臺的隱性負債不能說全是負面作用，它支持了地方政府層面貫徹自己的發展戰略，去延續中國特色的“地方政績錦標賽”式的爭先恐后的發展中的競爭，但同時由于這種債務是隱性的，它的風險長期不能夠被其他更多的方面知情，一旦過了某個臨界點捂不住了，風險會造成局部的危機，不僅要以極大的經濟代價去“救火”，而且會有政府公信力的垮塌。這種政府公信力的滑坡，在三年大疫期間我們已經觀察到在很多地方是非常明顯的：就是最后政府做正確的事兒，你怎么說老百姓仍然不相信，學者們把它歸結為“塔西佗陷阱”。所以，怎么樣正確地化解和土地財政、隱性負債、城投債等這些相關的關鍵詞后面這套機制的風險因素而能夠興利除弊？使之防范風險，當然是個非常重大的現實問題，也是現在社會上的敏感問題。其實其涉及的是一套系統工程式的全面把握。時間有限，我非常簡單地談一下自己的認識。

如果講市場經濟的發展經驗，有共性，也有個性。中國的個性跟中國的國情、發展階段、一些我們自己的中國特色，當然是緊密相關的。但是大前提，就是還不能以中國特色否定共性規律。走向現代化的前景，在整個國土開發形成不動產的這個軌道上，可以看得清楚，它需要匹配的是現代化的、規范的與土地開發相關的規則體系，也要有現代化的稅制，而且和這個土地開發、不動產形成長期可持續運行的相關稅制里，還不可避免涉及直接稅，比如大家聽到以后,可能一般的朋友們都感覺非常厭惡的“房地產稅”。實際上如果作為學者評判來說，某種意義上講，美國也好，英國也好，他們也可以稱為地方層面亦是一種土地財政，但它的土地財政的結構跟我們有明顯的區別。地方政府必然是在轄區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它的土地財政收入的來源，不排除有一部分國有土地的地租，這跟我們現在土地批租環節拿到的國有土地地租經濟性質的資金來源，是一致的。并不是說美國、英國是清一色的私有土地，不是這樣的，他們也有國有土地，但是他們國有土地的比重比中國要低很多，而且他們的國土開發已經比較飽滿以后，這個地租的水平是相對低的，不像中國可以輕易炒這個地皮，可以創造一輪一輪的“地王”。那么他們這種土地財政主要靠什么？就是土地開發了以后，在工業的、商業的和住宅的不動產這方面，持有環節上它都有稅。工業、商業這方面有稅，中國大同小異，也有，關鍵是什么？是住房，包括老百姓消費性的住房。他們有美國以財產稅的概念稱呼著的不動產稅，實際上指的就是住房——消費用途的住房持有環節，也有這種年復一年的稅收，成為政府穩定、大宗的收入來源，成為地方稅體系里的一個支柱。英國則稱作對房產主的市政稅。這都是在“地方”概念下最基層老百姓要交的直接稅，這種稅負不能轉嫁的直接稅調節之下，納稅人他們必然關心地方政府收稅以后怎么樣為公眾服務，這就實際上形成了所謂法治化取向下有公眾參與、要有民主化機制相結合的一種政府和社會成員內洽的優化互動——納稅人積極地監督著、促使著地方政府盡心盡責做好政府該做的事情。他們這種土地財政有穩定的可持續性。當然也不是說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們可以不斷討論這些問題，總體來說相對穩定地已經運行了非常長的時間段。中國情況和這個大相徑庭，我們現在只有上海、重慶兩地以房產稅為名做了柔性切入的房地產稅的試點，前兩年強調共同富裕以后，明確地說要擴大試點范圍，卻又因為后來出現“三重困難”造成運行中的制約，沒有實際的出臺時機。今年仍是不可能提這個事兒，因為今年我們是要在克服房地產業界的“合成謬誤”這個軌道上，繼續把房地產的運行態勢穩住——雖然現在有把握說中國的房地產不會出現有人所擔心的多米諾骨牌式的“崩盤”，但是一定還要繼續努力在波動中讓它總體來說穩住，此時顯然不宜提出房產稅改革試點擴圍這種有“收縮性影響”的事項。中央判斷：中國的房地產業界供求關系已經出現了重大的改變，這總體來說就是原來的賣方市場為主，現在變成了買方市場為主，一二線城市已經開始在放松行政控制這方面屢屢出手。在“認房不認貸”的一線風向標作用之下，二線的南京、青島等等城市，紛紛取消行政性的限購，放松限貸的條件。這是解決的什么問題？是個切入點，引出新的一輪回暖。中長期看能不能標本兼治？對于土地財政、大家糾結的到底中國怎么建相關的稅制，還有怎么樣減輕地方政府收支矛盾的壓力而消化城投債等不良的風險積累因素，等等，要處理為一個以配套改革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

在這里我最簡單地說說我自己認為怎么樣配套改革。中央早說了房地產業界的長效機制，需要基礎性制度建設，這個基礎性制度建設首先少不了要考慮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國的特色，是所有的建成區都是國有土地，而國有土地必然在土地使用權的這個環節上，有競爭性的土地批租，這個土地批租取得的地租當然是收入來源，進地方政府的基金預算，但如果沒有后面不動產保有環節稅收的呼應，這個批租的環節上短期行為特征是不可避免的。一任地方政府關鍵的少數人，他希望一次把錢拿足支撐著自己出政績，他這一筆錢拿下來，這塊地的土地批租，要等待40年到70年之后使用權的到期才可能再來一次，會覆蓋后面的十幾屆甚至二十幾屆的領導任期，但他不會關心這個事兒——我這一屆把錢拿足辦了事情，后面的財源如何跟我沒關。這個短期行為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暗中會形成政府方面和開發商方面的一種共謀，一種默契：開發商不惜以很高的地價搶到地王，然后在整個市場預期氛圍里后面沒有保有環節成本約束、有十分活躍的“炒房”交易的情況之下，它非常容易在高價出手，房價由此會抬上去。這個因素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會上的負面影響。改變這個機制，在土地制度建設方面必須要有基本農田占補平衡機制大前提下，加上政府的土地收儲制度，再加上整個國土開發合理作頂層規劃以后，從容地給城鄉結合部往外推移的建設項目供地，這是一個非常需要方方面面配套才能處理好的土地制度改革。重慶的地票制度、土地收儲制度是這方面改革試點的前沿狀態。跟著的是住房制度，就像剛才張總說到的，不能上來先講商品房，要先講講怎么樣滿足低端的低收入和低中收入人群（包括年輕白領、夾心層）他們“住有所居”的需要，那么就必須先托好社會政策的底，托好保障房（這里面包括公租房，共有產權房和政策性長租房）這個底。以后很多的大學畢業生畢業以后，可能他合理的住有所居的來源，是政府協調好沒有房東動不動給你提高房租威脅的相對平價的長租房，當然，社會上的普遍意識也得改變。“丈母娘制約”那個環節來了怎么辦？還有后面再高一級的，就是價位較低的共有產權房，房主可以拍出像模像樣的房產證，但是這個房產證不能隨行就市作為憑據做市場交易，它是政府方面和你持房的人共有的產權，要想進入交易，那么第一買主是政府，不能隨行就市取得市場上的高價，這就封死了套利空間，而滿足了夾心層他們怎么樣過女方家長、人們實際上所說的“丈母娘制約”這一關的中國問題。這都是組合在住房制度改革里必須處理好的事情。跟著講，如果把底托好了——現在按照最新的說法，深圳準備托到60%的房源是保障房，（我覺得它離這個目標還很遠，但是它又重申了這樣一個目標，是想學新加坡--新加坡可以做到80%），托好這個底以后，商品房的房價高或低，就絕對沒什么特別的殺傷力了——那是中產階層以上的人們運用他們的支付能力可以從容地去競爭性購房。開發商這方面，一定跟著市場預測，要考慮拿到地皮以后更多提供比較高比例的小戶型，更多考慮靠質量而不是靠它自己原來粗放的開發去實現自己投資的回報。開發商并不注定是特別惡劣的一批人，他們也是在商言商，關鍵是要有這套制度。所以，我說要抓好從土地制度改革到住房制度雙軌統籌的改革。其它再要配上什么呢？金融的雙軌制：商業金融、政策金融共同支持住房雙軌制合理的長期運行。

那么，最后還有一個要配套的稅制改革,主要就是主辦方希望我說一下的房產稅，實際上就是以“房產稅”名義的試點切入，要在中國怎么樣打造房地產稅。這樣一個制度建設，我認為在中國從大的方向來看勢在必行，關鍵是怎么找到可行的方案。這方面有戰略耐心，今年肯定不能再談它，當下的一段是要趕快把發展向好的勢頭往上推。明年開局的時候，也肯定不是談它合適的時機，要等到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穩住了，有些熱的地方的矛盾，又會更多地使方方面面關注到怎么樣找到一個合理機制來實現它的長期平穩健康發展，冰火兩重天畢竟還有熱的這一邊，這時候在特別熱的這些地方，先確定哪些可以是進入房產稅名義下房地產稅改革試點擴圍的具體的地方。我原來說過，如果假設下這個前景的話，那比如說深圳——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先行示范區；又比如說浙江的杭州和寧波——打造共同富裕的示范區；還有海南——全球最大體量的自由貿易港區，應該是經濟手段為主調節，怎么能讓海南對全世界講，我這兒還有行政手段的一套房屋的限購和限貸呢？從這些地方開始，徐圖進展，給本土積累更豐富的經驗,支持著規范的立法怎樣按中央說的積極穩妥逐漸推進。哪怕最后立法完成了，也不可能全國一起來，只能給地方授權，有條件的地方陸續按法律來進入這個作為直接稅的房地產稅征收軌道。而且在中國，我認為絕對不能簡單照搬美國那個普遍征收模式，必須給出“第一單位的扣除”，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免稅的部分。比如重慶走在最前沿，它房產稅試點的時候動了存量，當時摸清楚轄區有三千多套花園洋房——就是獨立別墅（聯排、雙拼通通都不算），對這三千多套要每年都征稅，那么一開始給出的規定，是扣掉180平米以后剩下的部分才交稅，如果正好是個比較小戶型的獨立別墅，只要它不達到180平米照樣可以不交稅，一分錢的稅都沒有。這就是一個社會可接受的先切入的方式。運行幾年以后，發現沒有出現有人擔心的人家住戶來跟政府拼命，說交這個稅我不干，一定跟你要鬧得不可開交的情況，那么再“擰螺絲”，180平米降到120平米。這是中國特色，一定要有第一單位的扣除，就是有支付能力、住好房子、住別墅的這些社會成員，也承認他的住宅首先有一部分是免稅的，然后再說更高的部分按照支付能力怎么給國家金庫做貢獻。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本土經驗。如果在座的朋友們更多地注意到這些，大家就不要對于房地產稅未來的前景產生恐懼，它會漸進地來做，而且一定要在中國讓社會可接受，大家慢慢地形成共識，在法治化的軌道上逐漸把這套系統工程按照現代國家、現代社會治理的規律性的要求，一步步把它們配起來。這方面我們是要有戰略耐心的。

回到現在，地方政府以融資平臺來進一步發城投債過日子，非常清楚是要按要求，使這些融資平臺市場化轉制。他們可以轉成不同形態的實體，比如說公用事業的建設和運營公司，也可轉作地方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也可能更充分市場化而脫離地方政府背景，走向全國市場和國際市場，都有可能，但是不允許他們再給地方政府形成隱性負債——這是明確的要求。現在60萬億以上的城投債存量中隱性負債的風險，我們是有把握用以債化債的方案把它控制住的，以后逐漸在GDP越做越大的過程中，這個城投債里不良部分的比重會明顯縮小，這一關就過去了。

所以，總體來說，這個系統工程里，我們一定要注意到中國怎么樣達到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是要有啃硬骨頭的配套改革。現在運行中大家感受到很多的困擾,確實是錯綜復雜，但我們在不確定性旁邊還要看到確定性——再次強調：我認為中國的成長性這個客觀支撐，加上我們貫徹中央所說的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大政方針，我們未來市場人士人生價值實現的主要舞臺，一定還會首選咱們960萬平方公里的祖國大地。同時，還要胸懷世界，找到機會的時候，我們要積極參與“走出去”。以上這些，是我們選擇長期主義行為模式的一種依據。

這些看法匯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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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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