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婷

雖然但是——我依舊會把由董潤年執導，大鵬主演的《年會不能停！》列作是今年來最能看的國產喜劇電影，這個序列里的其他作品包括《保你平安》和《熱烈》。

這種關聯在多數觀眾評論里也同樣成立，雖不由大鵬導演，但它也體現出了“大鵬式喜劇電影”在如今的合理存在方式：脫胎于網絡卻又不至于濫俗的笑點，站在觀眾這邊的小人物式主角，關鍵時刻的真誠浮現和（目前還能）各方面圓滿多于意見的收場方式。最重要的，這些特點總能共創出今年來算是不錯的喜劇票房，讓大鵬成為2023年文娛行業中足夠體面的商業符號。

更簡單點說，在目前的文化氛圍里，“大鵬式喜劇電影”尊重電影，尊重觀眾感情和生活，也尊重現實和規則。

《瘋狂的石頭》

聯系董潤年多次和寧浩合作的創作背景，以及電影開頭王迅作為工廠工人員工和“集團”打電話等情節設定。我樂于從電影開頭就等待《年會不能停！》從人物角色、情節背景到故事主題會向《瘋狂的石頭》作出致敬。

如今的觀眾會更容易理解《瘋狂的石頭》出現于在2006年時的意義。第六代導演向轉身擁抱商業信號，及1500萬的“票房紀錄”意義外。就故事主題來說，《瘋狂的石頭》也用幽默創造了面向當時社會現實的共鳴，黑色幽默中絕境和悲劇層面的成立，更來自可被辯明的時代變遷痕跡——

《瘋狂的石頭》

即在城市化建設蓬勃發展的時代，像保衛科長、道哥和黑皮為代表的小人物，再努力也難逃通向失敗的大道，無畏都化成荒誕，抵不過最終地方廠長決定和地產商作出的利益交換。這種有具體時代背景做注解的諷刺，實際也通往《年會不能停！》高聲喊出的臺詞，“時代的車輪滾滾而過，總有人要增加摩擦力”。只是這一次，時代車輪做大做強，淘汰300個工人只占計劃最后的5%，5500個城市白領去得都沒有聲響。

這是《年會不能停！》的故事背景，也是多數一二線城市中青年在近幾年會不斷復習到的見聞。為了達成“集團”的財務目標，“集團”決定裁員6000名員工，飾演藍領工人胡建林的大鵬，卻因一個烏龍錯誤，被調到了集團人力資源崗位上，從裁員開始展現自己獨特的工作能力。為掩蓋烏龍，保住個人工作，“班味”夠重的馬杰和“口嫌體直”的外包員工潘怡然作為觀眾的“鏡子”登場。在這個過程里，他們靠敷衍同事，玩弄中層，誆騙董事，在這個龐大的草臺班子里，“替”打工人出著無奈又憋屈的“惡氣”。

很大程度上，這是《年會不能停！》尊重觀眾情感生活的側寫，也是電影會叫好叫座的主要原因。即便電影里很多“裁員”段子和互聯網黑話嘲諷，都已在社交媒體上被大面積傳閱過，落實回年輕觀眾擁躉居多的脫口秀和喜劇演員表演上，卻又還可以生動可信。

無奈自嘲的情感基礎上，《年會不能停！》的反派角色多是領導或公司中層，痛罵壞領導的泄憤情緒后，電影還設置了“質疑、理解、成為”中層的橋段，通過胡建林的視角解嘲，正直有責任心的領導固然值得向往，可在公司官僚體制“寧可不做不可犯錯”的規則下，只有糊弄和敷衍才能保住自己和團隊的飯碗。

從這個角度看，胡建林角色的引入固然有劇作層面“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放大戲謔諧趣的考量，但他的出現也引入了一種和現代資本主義工作模式相互對照的工作倫理，主要是為了說明，真正入戲加班泛濫、互相甩鍋、沉迷黑話和只投身眼前一畝三分地的年輕打工人，其實沒有那么多，誰不懷念八小時工作制，以及命運和工作成果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驕傲，誰不知道創新、真誠交往和忠誠奉獻價值觀的正面意義，誰不想反抗不公的待遇和未來……但是？

基于《年會不能停！》尊重現實和規則的特色，也有觀眾贊同這部電影是“半部好戲”的說法。從流行文化文娛作品的角度說，《年會不能停！》提出了很多面對現實的有效問題。

比如說故事開頭提到裁員計劃的出現原因，比起公司是否能運營下去，裁員的必要性主要是為了向資本證明自己未來盈利的可能性，在很多種增加現金流和營收的方式里，資本有它自己的競爭邏輯“不得不”選擇最有效率的一條。那么，電影里的資本為什么可以這么合乎邏輯不得不淘汰“多余人”，想裁多少人就裁多少人？以及與此必然相關的其他問題，比如說為什么集團年會可以花六千萬，卻不能少裁員幾個員工或者家庭？為什么集團中層領導年薪一個頂五個，卻還要給他能貪污腐敗的空間和權力？

半部好戲中的好，或許有部分來自這些有效問題。但之所以是“半部”，更在于《年會不能停！》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方式，在于那個看起來老套又索然無味的電影結局。不出所料的，這部喜劇電影里來自裁員、貪污腐敗和個體的不公最終都被解決，多數壞行為來自具體的壞個體，因此頂層設計的初心和初衷都是卓越的，主要是執行者攪壞了這鍋好粥。所以最終，任勞任怨的加班者能得到升職提薪，不被看見的外包員工也能靠著堅持的熱情獲得轉正，在藍領工作里節節領先的模范，同樣會在白領工作中拔得頭籌。

我理解這個結局的索然無味，也能想象被電影忽略的殘酷真相。在運氣好的版本里，被裁員者會繼續漂泊，他應該還沒到35歲，或者他沒有在高收入時買入高杠桿投資的風險，或者房貸和車貸他都剛好能有存款負擔，或者獨生一代的他父母健康兒女省心都還不必有大額開銷，幾個月后他以平薪或降薪的待遇入職新公司。在運氣不好的版本里，他——哦不，根本不會有一個藍領工人被調到人力資源崗位上，在新時代的下崗潮中，他刷著短視頻琢磨淀粉腸。

太魔幻了。但我也從這個角度，再和觀眾商榷《年會不能停！》結局的現實指向。

對多數觀眾來說，我們最容易理解的是胡建林這個角色的童話色彩，在不是985和211就不能轉正的故事背景里，有個有余力改變現實的熱心腸的工人老大哥空降集團，實在是比神話還遙遠的傳說。

而圍繞胡建林個人《Super Star》和《我的未來不是夢》的審美標準，相比今天的工人階級和工人身份，他更像一個來自過去的人，或者說來自過去的“長輩”。只有他，能不被現實斗轉星移的變化所打擊，帶著滿腔熱忱上路。《Super Star》和《我的未來不是夢》之所以能喚起觀眾內心深處的情感記憶，也不是因為此時此刻聽到它時的振奮。而是這兩首歌首先都來自90前后一代（面對上升通道日漸縮緊一代）對未來基于無知的向往和信心，無論是SHE、張雨生還是旭日陽剛的歌聲，它們都曾感召或者建造過一代人對去往更大世界的想象。

但是在整個裁員的浪潮里，首先問出為什么“優化”這么好的詞要用來辭退別人的是胡建林，真正有決心有行動力查明貪污受賄從中間掙差價搞垮工廠的人是胡建林，最后真正能肉身到場和不公對峙的人是胡建林和胡建林的工友們。那么，年輕的打工人呢？

事實上，《年會不能停！》早已在電影情節中回答過這個問題——當集體性的不公發生時，有人接受個人漲薪10%的提案，因為“只要上升通道還在”大家就都會配合裁員，都愿意互相指摘，都愿意干些“臟活”，也接受長時間自愿加班。電影那個堪稱魔幻的結局，也就是從這里開始和現實發生互文，我們當然不接受用道德為不公平買單的結局，但真實的年輕人想要的是道德嗎？是公平嗎？是純粹的好和壞嗎？電影知道我們想要什么，回到那個喜氣洋洋的結尾，我們最終想要的或許還是那個童話式的結局——我們想要上岸，想要接offer，想要上升通道還在。

基于此，我在回想《年會不能停！》的諷刺意味時，也不會把自己從年輕的打工人群體中摘出去，甚至認可電影諷刺能完成從打工人出發到打工人自我指涉的高明。但我也無意無力再指責我們這一代年輕打工人更多，畢竟只要“上升通道”還在，這無休止的競爭、剝削和無能為力就會一直存在。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要走到哪一步才算是認清“上升通道”不在呢？我們要自戕到哪一刻，才會認識到過去能幫我們承擔開拓道德、公平和理想主義空間的“長輩”也在老去，未來他們可能只會活在這樣的童話，或者諷刺喜劇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