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磊剛結束為期六天的“柏林電影節天才計劃”，與我們分享了這次難得機會。

他作為創作者，不局限于一種媒介，身兼獨立動畫創作者、實驗影像藝術家和電影導演的多重身份，一個人便是一個團隊。2010年，他的《這個念頭是愛》獲得渥太華國際動畫節最佳短片獎，自此作品也入選各大國際動畫節。自2017年起，雷磊任教于美國加州藝術學院實驗動畫專業。2018年，《周末》獲得了第四屆集美·阿爾勒發現獎。2019年，《動物方言》入選了柏林電影節討論單元。

材料屬性不會困住雷磊去表達，貫穿在他創作過程中的是深度思考，和認知的更新。

● 雷磊在“柏林電影節天才計劃”

今年的“柏林電影天才計劃”在 3832 份申請中選擇了 202 位電影人，邀請他們以“共同語言——用電影語言發聲”（Common Tongues——Speaking Out in the Language of Cinema）為主題，開啟大師講座、工作坊和公開討論等。

這一項目的獨特優勢在于跨學科和跨國家的多樣性。參與者不僅是導演、制片人、編劇、演員等角色，還有從事數字布景設計、配樂、剪輯、策展等領域的人才。他們不是擁有十年左右的專業經驗，曾參與在國際電影節上放映，就是參與過知名項目，或者自己的電影公司發行過作品。

雷磊的作品在國內外各種電影節放映過，加上他獨特的詮釋視角，入選此次“柏林天才計劃”實至名歸。他之前也參加過國內外各種電影節平臺，例如洛迦諾電影節的夏季學院（Summer Academy）等。這次的體驗與之前的有所不同，因為多元化激起了巨大的能量。

▲ 洛迦諾電影節夏季學院

多元化明顯讓雷磊視野更加開闊，減少陷入相對狹隘的邏輯當中。當國內電影人只關注中、美市場的時候，他們只能看到片面的評價。 非此即彼的邏輯局限了電影人的思路。

“ 天才計劃 ” 的參與者來自非洲的國家、摩洛哥等地，當地的電影行業稀缺或者幾乎不存在。雷磊反觀自己和同行關注的問題，在此刻略顯矯情。這像來自熱帶國家的運動員參加冬奧會一樣，他們面對的是根本問題。某些國家導演很可能參加完電影節的頒獎禮，回到的是貧民窟。雷磊感慨道： “ 大家在片面地抱怨國內電影環境的時候，卻很難看到優勢 …… 而那些相對落后的國家的年輕人機會更是少之又少。 “

● “柏林電影節天才計劃”劇本寫作工作坊

除此之外，多元化背后是復雜性和多重矛盾，每個人的觀點都有各自的立足點。 這也是雷磊覺得有趣的地方。 有一天，他剛參加完一節教大家如何寫劇本以及和導演溝通的大師課，半個小時后的講座中，臺灣導演蔡明亮卻說，他根本不相信劇本，也從來不寫劇本。

雖然 “ 天才計劃 ” 是一個電影人的聚會，但他們討論的問題不僅局限在電影的小世界中，還關注當下與現實。不同角度和文化背景讓電影人不局限在單一話題中，關于反對戰爭、環境保護等問題，高頻地出現在他們的討論中。這些自發的討論比講座和沙龍更為重要，甚至占用了官方安排的很多時間。

雷磊在參加完 “ 天才計劃 ” 后，與朋友提及這些話題。朋友吐槽說： “ 你們一百多人坐飛機到柏林參加這個活動，消耗了多少油，又排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你們還在很驕傲地討論全球變暖。 ” 雷磊覺得這不無道理，不過帶給他更多的體會是跳出了非黑即白的怪圈中。

對與錯位于時間維度上，是一種微妙的關系，此時對，有可能彼時是不對的。

在高度集中的狀態中，雷磊思考的深度發生了變化，尤其在觀影過程中會沉浸在思考之中。 在一部長達四小時的電影中，他在思考電影導演、攝像機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在另一部講述女子監獄故事的電影中，導演親自去現實中的女子監獄進行調查，舉辦表演工作坊等，最終電影很感人。 雷磊站在導演的角度，不斷思考影像背后的制作過程。

▲ 電影《女囚犯》（Reas）

多元化有利有弊，隨之而來的也有一些負擔。

一方面是高強度的社交。因為“天才計劃”的參與人數眾多，雷磊面對幾百人的時候，還是感受到了辛苦。在“Talent Circle”活動中，所有人排成兩列，每個人與對面的人進行五分鐘的對談，然后換下一個人繼續。這種流水席的聊天方式讓他們在一個上午與二三十人溝通，在候場期間和頒獎過程中，大家或多或少也會被迫社交。雖然站在一個大的舞臺上表達自己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電影人必不可少的隱藏能力，這樣的場面對于很多 i 人創作者來說，無疑還是一種壓力。

另一方面的問題在于文化之間存在的刻板印象。不少中國媒體和電影人對本次主競賽單元的一部電影《以愛之茗》打出了差評。電影講述了一段發生在廣東的非洲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愛情故事，可導演卻沒有真正了解當地文化，甚至也沒有進行實際的研究和思考，影片中滿口臺灣腔的廣東人，城市街道上掛滿的紅燈籠……這些充滿懸浮感和刻板印象的場景，讓雷磊在中途離席。在電影節期間，這部電影的導演還有一場講座，主題是關于“Cinema in Translation：Understanding Beyond Barriers”（“翻譯中的電影：跨越障礙的理解”）。雷磊感到困惑，“為何站在一個制高點告訴別人去詮釋其他文化?！奔幢阕鳛橐幻敢忾_放地接受多元表達的創作者，也會從創作本能上感到不舒服。

雷磊之所以參加很多電影節的活動，有一部分在于不斷想要打破已有共識，然后再去看待一些復雜問題。

在柏林電影節和 First 影展放映過的《動物方言》中，雷磊用現成品的方式重新詮釋曾經在雜志上的圖案和舊畫報，然后拼貼成一部近似家庭紀錄片的電影。那些散落在各處的照片，成為了雷磊創作中的主角。

▲ 電影《動物方言》（2019）劇照

社交媒體帶來的圖像泛濫，加上 AI 的沖擊，動態或者靜態圖像都已經不再像以前一樣會形成奇觀，人們對此也不再驚訝。雷磊不斷在思考自己作品的價值體現在何處。當這些老照片被重新剪輯拼貼后，加上畫外音，并且在電影院中呈現的時候，觀眾會重新賦予圖像新的含義和新價值。那些被遺忘和被誤解、被邊緣化的東西被雷磊重新拾起。在雷磊的藝術表達中，它們的角色不再是無用之物，而是被賦予新生命力，同時它們有權利被再次關注。

在這個充滿驚喜的收集過程中，雷磊很難總結出選擇某一張照片的原因，很多時候是一種感性驅使著。機緣巧合，這些材料出現在雷磊視野中。很多素材并不會當下加入在作品時間軸中，所以材料像滾雪球一樣堆積在工作室里。雷磊認為總有一天它們會出現在作品中。

▲ 電影《動物方言》（2019）電影截圖

雷磊認為尋找的過程是很興奮的，比如在垃圾站找到一件被丟棄的物品。這件物品本身帶有憂傷的感覺，因為它被遺棄了。所以雷磊把它們利用在屏幕上，隔著一個媒介，產生一種間理感。

“觀眾不僅考慮圖像的內容，也會想到藝術家收集或者重新詮釋圖像的過程。所以收集對象沒有那么具體范圍，大多都是不被需要的東西，同時具備某種共性，然后成為我的創作材料來源之一?！?/p>

他時常也會思考自己的作品是否因為 AI 的到來會更有價值。因為在工業化的、精致的電影中，已有模版可以被學習和被模仿，會被 AI 輕而易舉地取代。但是雷磊的作品更多展現出一個工作過程。某種程度上，他的作品不可替代性很高。作品流露出的細膩是具有復雜的情感，不是一個愛與恨的對立，更多的是千萬種的情感的融合。

AI 對整個電影行業是一個巨大的撼動，且大家并沒有重視起來。改變不僅在視覺上，人們觀看的邏輯上也會出現轉變。

雷磊認為：“之前面對一個靜態圖像，人們認為它是曾經發生的，是真實的，但是 AI 可以無中生有，隨之會出現很多再造世界，所以人們對真實感和圖像背后的可信度會發生變化。證據即將不再是證據，證據的屬性也會完全消失了。”

▲ Open AI 開發的 Sora 生成視頻

但是雷磊對電影抱有信心，電影不會因此消失。因為時間軸上會存在著一些幻覺的成分，這也是對他吸引力最大的一點。

在電影院中，圖像成為主角。和電影院相比，展覽現場中的觀眾可以選擇何時離開，但是在電影院里觀看會有兩點不同，一個是電影院座椅要求觀眾坐在那里，另一個是一張電影票的契約決定了觀眾觀看的時間和速度。

“電影院是一個非常當代的場所，權利回到觀眾手中，觀眾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知識來理解圖像，賦予圖像故事。”

之前參加過各地的電影節后，雷磊并不期待觀眾的反饋，可是大家的反饋讓他發現其中的共性——反饋不同。

在柏林的一次放映完后，一位阿姨跟他說：“不要玩美國實驗電影的那一套，早就看過了，太熟悉了?！痹趪鴥?First 影展放映的時候，觀眾是困惑，認為太前衛了，電影更像是 PPT。觀眾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和閱讀量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體會，雷磊認為難點在于要探索自己的語言，是對每個導演的考驗。同時，他還要慢慢探索自己。

▲ 雷磊在柏林電影節期間接受當地電視臺采訪

不斷突破對雷磊來說是常態，是創作方式和習慣。他時常身處某一領域，時常又能反觀這一領域，在不同視角的切換中，迸發出的是無限可能，也是創作者的能量源泉。

從多元的世界走到自己創作，雷磊不停切換著各種角色，用不同介質表達著藝術觀念，尋找著下一部作品的蛛絲馬跡。

作者 - 余誕

雷磊肖像攝影 - 張博然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