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老友記第四期：賈康×王巍

直播時間：2024年3月1日下午14:00-16:00

視頻轉譯文字稿整理（具體如下）：

王巍：金融博物館老友記的第四期，特別邀請的是老朋友賈康先生。大家都知道，大約十年前，金融博物館書院曾邀請了很多嘉賓來交流觀點，彼此激勵。活動曾經在北京、在全國都非常火爆，疫情之后，很多老朋友說還是希望能再見面，特別在新的平臺上。今天在抖音的平臺上，面對更多年輕的朋友去表達，當然更多的是為了學習，因為時代在變化，未來是年輕人的，我們希望跟抖音的朋友見面，也是希望有機會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同時我們也了解下今天和未來的前沿動態，我們博物館老友記邀請的朋友，大都是在我這個年紀，我們共同經歷過改革開放的這樣一個時期，所以今天我們請了賈康。

在網絡上，我們可以看到賈康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財稅專家，也是中國財政部科研所當年最年輕的一位所長。我們雖然認識很多年，但因為他是學者，我是做生意的，所以對很多情況并不是太了解。兩年前，在疫情期間，他給我寄了一本書叫《賈康學術自傳》，我看完之后覺得非常震撼，突然發現我們都是同代人，當年都插過隊、下過鄉，他還拿過槍、當過兵，然后一起考入大學，之后還都到國外留學，又在體制內工作。但是他在改革的整個大環境下，似乎始終在孤獨地走一條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道路，同時又在微博上很活躍，他有大量活躍的粉絲，與他們進行互動，可謂是“上得了廳堂，又下得了廚房”，這樣就使他的人生非常豐厚，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請賈康來跟我一起來聊下當今經濟形勢和稅改話題。我們先從他的簡要經歷來說起。賈康，請你先來介紹自己的簡單經歷吧。

賈康：今天觀看直播、參加活動的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謝王巍會長的邀請。其實這樣的機會也挺難得，在這里跟大家交流過程中，我覺得就王巍會長剛才提到的一些要點，我們可以在討論互動過程中，抓重點來回應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王巍會長說他自己是經商的、做生意的——他很善于觀察，其實比較客觀地來說，他是一個學者型的社會活動家，然后才是企業界人士，說他是企業家，但他又跟金融有不解之緣，可以說在金融領域里如果有金融企業家的話，他絕對是一位。他在金融理論聯系實際上，所做的從歷史去對應現實的系列金融博物館，他是國內首位開創人。

話題1、憶“莫干山會議”經歷及影響

王巍：咱們今天不互相吹捧。我首先從一個最重要的事情來說，老賈和我是同一代人，我們這代人都經歷過一個重要的歷程和一次重要的會議。在改革開放中，1984年在浙江的莫干山有一個會，叫“莫干山會議”（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會議集聚了當時當時30-40歲左右的一批先進的思想者，雖然沒有權勢，沒有地位，但那個時候他們是面向世界掌握了一批最新的理念的群體，他們把這些理念帶到莫干山會議上這去互相交鋒，討論出新的改革的模式，結果產生了一大批非常杰出的優秀人物，在后來的30多年中，他們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甚至政治領域中的骨干人士。賈康當年就很年輕，他參加了莫干山會議，我想請賈康介紹一下當年莫干山的會議你是怎么參加的？你在那次會議當中有哪些想法？后來莫干山會議的一些想法和觀點對你一生中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賈康：1984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過前面幾年的運行過程，有了令人鼓舞的進展，也有很多明顯的挑戰和困惑。那時候就開始有了所謂“中青年研究者”的概念，最早是那次會議之前的1979年底，國家領導人接見年輕的經濟科學研究“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機緣巧合，最后可以把他們的意見上報給最高決策層，實際上也是支持了科學決策。按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中青年以自己智力方面可能做出的貢獻，加入了改革開放的這項宏偉事業當中。實話實說，1984年開莫干山會也帶有一些偶然性的，是一些中青年聚在一起先行策劃，并且得到了體制內一定的支持，比如當時在中央層面來說，是《經濟日報》的領導和中組部中青年干部局等給予了支持。最后選定的地點在浙江，因為當時浙江的省領導給予了支持，還有浙江省社科院當時已經擔任了副院長的一位中青年同志，在組織方面起了很重要的落實作用。再有，就是當時中青年大家都比較認同的一種情懷與共識，可能現在年輕人聽起來有點宏大敘事意味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其實是微乎其微，但是一個群體合在一起，就可能在某些節點上、特定情況下，可以真的產生一種積極的推動作用。莫干山會議應該講，它所產生的積極推動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成為一種代表性的事件，使當時的中青年從原來在體制中認為參加所有的活動只能坐后排，只能聽著，變成了可以到前排、到一線上來發表意見觀點的一個群體。當時莫干山會議的組織，的確是有一些特色的，是對全社會公開征集論文邀請入選者作為正式代表出席，不講資歷，以文取人，在全國很大量的征文里面挑選了124人。當然也還有一些特殊的條款，比如我怎么參加的？因為自己對研究感興趣，在此之前經過努力寫了一篇論文——《論廣義狹義價值規律》（是在孫冶方先生關于價值規律的重要認識概念上的展開），得以發表在《經濟研究》上，于是在五道口讀研究生的蔡重直，您（王巍）的同學，他當時是組委會成員之一，認為我有一定的學術方面可以信賴的素質，就跟我聯系，讓我參加中青年論文初評和“莫干山會議”。另外，大家總說金融、財政各有一個“黃埔軍校”——那時是在財政，你們是在金融，兩邊的年輕人相互之間有聯系，同學之間交流很多，聞訊可以騎車去五道口旁聽厲以寧老師的課。所以一說就覺得很認同，我愿意參加來做審稿人。他說你就不用自己投稿了，就把你這篇《經濟研究》文章作為你的資格認定。我參加后，在中組部的招待所開過審稿專門會議，我印象里會上黃江南還慷慨激昂地說了一番，講到年輕人要在改革和發展方面提出我們自己的idea——說時帶著英文單詞的。

在我參加以后，抱回來一大堆收到的投稿，我也很認真地提出了初步意見。這是處于籌辦的過程。最后當然有一個小范圍確認人選的會議，那我沒參加，王小魯應在那里邊。我記得自己推薦了一個西藏的年輕小伙子，是西藏交通部門的，他寫了篇交通體制改革的文章。不敢說那文章寫得多么好，但我覺得他有作為年輕人對改革的這樣一種熱忱，另外他是在西藏邊遠之地，認真來考慮并提出自己建設性的意見，我就推薦了這個人。他最后真的被選上了，據說他的路費還成了問題，從西藏到莫干山，這個路費誰來解決？當時會務組也沒有這筆費用，但后來聽說還是特批的。具體程序中還有一些花絮。不過后來這個小伙子和我沒有任何聯系——當時他到了會上我一看真年輕，就是一個高中生的模樣。還有一個是誰呢？在金融界后來挺有名的一個人，叫貝多廣。他寫的文章，我一看這人水平高，就毫不猶疑推薦了他，這是當時參與籌備的一些事情。
說到后端，莫干山會議的模式，是使大家有了一個對于中青年群體形象的認同，真的是登堂入室了，可以討論國家大事，不是說開會只能坐后排了。另外就是會后整理的意見里邊有一條，是當時推動了中央特別關心的價格改革。對價格改革那時有調派、放派和調放結合派。最后中央認同的是調放結合里所謂雙軌制的思路。雙軌制被認為在歷史上是中青年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的一個很典型案例。再往后又激發了更多的人，就是理論聯系實際，怎樣給中國改革和發展提供類似這樣的意見建議？雙軌制本身建議的水平多高，在學術界是什么地位，現在也還有爭議。但是這個事情本身確實產生積極作用，用一個不嚴謹的詞，那顯然是“正能量”（其實學術上如要嚴格講“能量”，它并沒有方向性，它不是矢量）。

王巍：80時代末期有兩個最活躍的詞匯，一個雙軌制，另一個是二元經濟。那時候中國所有事都是統一的，突然來個二元經濟，來了個雙軌制。我在這里插一句，我們得呼喚貝多廣，下次希望他也能過來聊。他后來成為一個著名的普惠金融研究所所長，在人大，而且他推廣普惠金融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們下次請他來聊聊經歷。

賈康：他的大致經歷我也知道。后來他（貝多廣）進了財政部，是體制內的公務員，但后來他又下決心出去，下海了，現又回到大學里，是不是就是他的書生本色起到了作用。

王巍：他最近干一件事，我覺得挺好，就是修家譜。因為貝家是一個大家族，包括貝時璋、貝聿銘，在蘇州那一帶的貝家很大，因為在蘇州有金融博物館，他把家譜修整得非常漂亮，我還保留一套，很有意思。將來我展覽要給他展出來，貝家家譜，很有意思。我接著再談這個問題，你當時很年輕就參加了莫干山會議。

賈康：我也不算是最年輕的，但在那些人里面算是中等年紀。但實話實說，我跟他們那些風云人物相比，差了一個檔次的。當時對一線風云人物，我們也是要仰視他們的。

話題2、賈康憶中南海集體學習的感受

王巍：當時莫干山會議我們都知道，但是為什么五道口人去參加很少？大概就有一個，劉瑜參加了。因為當時五道口的人內心更加關注金融市場，所以五道口一批人去編了一個藍皮書，推動中國金融的開拓口，是從金融市場開始。1984年在合肥，幾乎是同時，所以我們這邊很關注這個事情。我知道后來在你做了財政部研究所所長之后，多次進入“大殿”，到中南海，見廟堂之上的總書記、幾任總理，還去政治局那里進行集體學習。你能不能描述大體上這幾屆，你的主要觀點在廟堂上怎么去獻策？

賈康：我就回憶著說一下。最早要說到的，是朱镕基同志擔任總理那個時候，應該是在20多年前的2002年，其實他面臨任期要到點，但他想到了要開創一個先例，以總理之尊專門主持經濟專家座談會。那次會議開了一整天。當時請的專家大概十個人左右，而且特別安排中午在中南海里讓我們吃了一頓飯——部長們都說他們在中南海里可是吃不上飯的，但那天中午是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專門帶著我們在海里吃了一頓飯。那次會上，我的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镕基同志愿意插話，說到的一些，你如果跟他觀點不太一樣，好像他也覺得不算什么大事。因為實話實說，我們知道體制內的官員，習慣就是領導說的話，你不能再多說什么不一樣的觀點，頂多是在會議結束后，你于下面委婉地提一下想法。

既然是討論，我就在發言時說了一套宏觀數據，當時知道的國外一些有影響的預測主體是怎么看中國經濟形勢，自己拿到的數據是什么。镕基同志說了一句，你這個數據與我看到的不一樣，然后我馬上就回應了——我不知道委婉一下，說我是昨天剛剛看到的哪里的數據，他也就欣然接受下來了，沒有說你拿的數據沒有我的更權威。我事后才回過神，似乎我不應該那么直截了當地回應，但發現對這也沒有人指責我，沒有人覺得這是個什么事，還是比較放開地討論問題。朱總理這樣開了頭，這個事以后在溫家寶總理上任后，就全都續下來了，年年要開。說實話，溫家寶總理他那時，一年我不是參加一次，要至少一年參加兩次，一般都參加的。我當時是以財政科研所的所長、研究員這樣的身份去參會（我擔任了13年的所長職務）。

家寶總理的第一次會是緊跟著2002年的，因為他于2003年出任總理。在會議一開始，他引導氣氛輕松活躍起來。樊綱、陳淮、我，三個人這邊對面坐著，家寶總理就問，陳淮同志，你多少歲了？陳淮說，“我年過半百”——因為當時他已50歲出頭。然后總理他又問，樊綱同志，你呢？他說“我年方半百”（他正好50歲）。再輪到我了，我得接著說，我說“我年近半百”（那年是49歲）。那時所有部長們哄堂大笑——這三個人跟“半百”干上了。這是當時記得很清楚的一個事。

后來還有一個事，有一年在中南海里家寶總理主持的會，時間不夠用了。前面吳敬璉老師特別興奮，超了時，后來他又插進去，又多說了一段時間。后來剩的還有三個人，我是其中一個（另外還有一個應該是發改委系統的一位專家），就沒時間發言了。家寶總理看過來，因為當時就要輪到我了，說你們是不是這次就先不發言了？我說：總理，能不能給我三分鐘？我申請三分鐘的發言，他當時就說，好，你講吧。很開明的。后來我也意識到這其實是犯忌的，人家領導都說了時間很緊張。但是我還是很清晰地用三分鐘把基本的觀點都說出來了，后來也沒有人批評我——沒有人說你搶時間這是不對的，跟總理要時間啊。

不敢說我們提的觀點就有直接的效果，但肯定是加入了當時決策里面的綜合思考的。比如說在家寶總理那時候，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們已采取一系列的積極財政政策，他面對的問題是再到后來面對著2003年又突發SARS，這個事情怎么掌握？只能回憶上來說，我們還是盡可能理論聯系實際，強調的是要有總量上面的繼續擴張，同時也一定要有改革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一些可操作的重點。對這些事情，在中央后來實際決策中間，還是會吸收我們的一些意見建議。

（未完待續）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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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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