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老友記第四期：賈康×王巍

直播時間：2024年3月1日下午14:00-16:00

視頻轉譯文字稿整理（具體如下）：

話題10：90后最關注的稅收：個人所得稅、房產稅、遺產稅

王巍：老賈，我們剛才說了國家的一些事情，那么現在聊些別的（話題）。大家都知道你還有另一個標簽是中國最優秀的財稅專家。咱們把企業稅、商業稅、流轉稅拋一邊。對我們90后大量抖音的朋友們來說，可能大家最關心的有這么幾個稅，一個是個人所得稅，另外是房產稅，還有就是遺產稅。你對這三個稅能不能給講一下？你認為這三個稅是不是合理的？接下來還能怎么樣給我們出一些主意。

賈康：我作為研究者，還是希望能夠盡可能中肯地說說自己理解的稅收。您說的這三個稅都被稱為直接稅，個人所得稅也好、房地產稅也好、還有遺產稅也好，都是。為什么是直接稅呢？因為它對誰征，就直接把稅負落在誰頭上，不可轉嫁；其他另外一些稅，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增值稅，看著是企業交納，但企業在自己的定價策略里，是可以爭取轉到下一個環節到消費者那里去——看你競爭力如何。你有本事你就轉，沒本事你就自己擔。總體來說或多或少是可轉嫁的，所以叫間接稅。直接稅是跟老百姓最關心的實惠、實際利益聯系在一起，密不可分。對個人所得稅，我們前面在改革開放之初，首先確立這個稅種的時候，只針對著當時進入中國的外國專家，當時確立的所謂起征點（就是門檻值）是一個月800塊錢，而當時中國一般人的收入是多少呢？30-40塊錢，跟800塊錢差20倍。以那時候我的工資情況為例，當兵后來到工廠，第一年是一級工，過渡到第二年就定為二級工——當時還是令人羨慕的，沒有學徒工的過程，因為在部隊服役，過后不用做學徒工，就直接是一級工，再升到二級工時，月工資收入是38塊6毛1。

在80年代初改革開放，外國專家大量進入中國，會發現什么呢——他們取得的收入按照國際慣例，必須交個人所得稅。他如果不交給中國，也得回到自己國家交給本國。肥水為什么流入外人田呢？那時就知，雙邊可以有一個稅收協議，在中國交了個人所得稅，是依法的，回國之后就沒有必要再交一道稅。所以，我國就趕快推出了個人所得稅，直接立法了，在當時是很利索的一個立法。800塊錢的起征點，對于中國人來說，當時全國范圍內，也只有十幾個人摸得到，都是還活著的那種過去的老藝術家。對于一般中國人來說沒有關系。后來又發展了若干年，記得應該是80年代中后期，人開始富裕起來，國家又推出一個“個人收入調節稅”，這個稅實是以中國人為主，收入400塊錢以上你就得交稅了。但對我來說，仍然不用交，我也達不到400塊錢收入。國內有更多的一些人，外資企業工作工資高，就成為實際的納稅人了。后來，又專門推出針對個體工商戶的個人所得稅，因為大量做買賣的商戶他們也要交這個稅，適應不到企業所得稅，那就叫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到了1994年，當時配套改革里有一個進步，就是把前面三種稅合在一起，變成新的個人所得稅，具體征收還不是按國際慣例綜合在一起征，它要分為11類，各自規定不同的稅率。比如稿費是20%，還給個優惠以后，實際上是交14%，其他對各種門類的收入各交多少，都是分別規定的。討論了很多年，說更合理的辦法應該怎么樣來統一，就是把能歸并的綜合起來，綜合成一個合計結果后，按照超額累進這個方式來征稅，收入越高越多交，這是符合國際經驗的。這個事情到2018年時終于出了方案，說了很多年的這個綜合機制推出了：它是把四種收入綜合在一起，包括工薪收入、稿費收入、勞務收入、特許權收入——比如說我有創造發明、有個知識產權，這個知識產權所產生的收入就叫特許權收入。這四種都是勞動收入，歸納到一起后，備檔超額的部分就做稅率累進。過去已經有的工薪收入是超額累進，最高邊際稅率45%，分9 級，作簡化變成7級超額累計，但最高邊際稅率仍然是拿走將近一半的45%。看起來這是一個進步，但同時也有局限性。大家很關心富豪怎么交個人所得稅。還沒有很好解決。實際生活中，在朱镕基當總理時候就問過，見有了富豪的排行，十大富豪姓名一清二楚，镕基同志說稅務局查一下這十大富豪交了多少個人所得稅，查回來告訴他說，一分錢都沒查到。因為這些廠主型富豪實際收入隱含到公司費用支出里去了。他們可以決定自己的實際收入水平，然后都打入公司生產費用里——他和他的家人一年可以出去兩次、三次海外度假，這些都可以打入公司的費用支出。所以，他甚至根本就不用給自己開工資，那就找不著稅基啊。據說镕基同志聽了以后很生氣，但是想來想去沒辦法。國際上也有這樣一些先例，你說特朗普他特別有錢，但他個人所得稅就是有另外一些辦法，交得很少。巴菲特說他的個人所得納稅實際水平低于他公司的中層職員。什么道理？因為主要是他幾乎把他所有的收入馬上轉為直接投資。稅法規定對直接投資就是網開一面，是一個很低的稅率。回到中國的情況來談，這涉及大家最關心的對富豪怎樣調節他們的收入問題、促進共同富裕的問題。2018年的新辦法執行下來，倒是知識分子類型的創新專家全都逃不掉，因為所有的收入都有身份證號信息，都在那兒記著，比如稿費、講演勞務費等等，一網打盡。怎么解決這個問題？高科技企業特別為難，如果說這些企業需要以高工資、高待遇留下這些人才，支持著能夠實現創新，但是現在這樣一個歸堆綜合，這些人的個人所得稅負擔上去以后，他們會要求漲工資，不漲工資就走人。比如這些人很多在大灣區，最方便的就是我轉到香港去，或者是我跳到新加坡去，那邊都是低稅，這就很快逼出來一個國務院批準大灣區在外籍專家交稅上的網開一面。對外國專家，同意壓到15%邊際稅率水平，超過的部分全都作為返還，對人家是抹平了。這樣一來就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是國內專家又怎么辦？后來華為任正非專門提出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跟著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它的背景是什么呢？深圳政府在攏住人才支持創新的考慮之下決定財政出錢設立補助基金，把可認定的一批國內專家他們的最高邊際稅率，也以這個機制壓回到25%以下，這樣平緩一下專家型人才的稅負壓力。這樣打補丁，就成為一個各區域可能攀比的事情。因為海南那邊正在建全球最大規模自由貿易港區，這么一來必須體現吸引人才的優惠政策，國務院又批準海南對國內外專家一視同仁，在認定資格以后稅負壓回到15%，是比照大灣區的政策。海南怎么來認定這個資格呢？我看了一下它的條例，工程師以上級別都算。這有利于海南在發展中吸引人才。這樣一來，長三角環渤海，也都要考慮了，至少是自己暗中要來做的事。這就影響了稅制的規范性。所以，個人所得稅在下一輪必然要做的改革中，可能就得根據導向來解決好上面這些問題。中國擁抱全球化，個稅要怎么跟國際接軌，在國際人才用腳投票可流動的環境中來解決好中國問題，就是要求改革在“進行時”之中，還得針對這些一輪一輪去優化。

咱們再談一下現在很多人關心的房地產稅。下一個稅改動作什么時候能出來？房地產稅的事情談了很多年，我認為基本認識框架就是中國社會要現代化，也就要解決現代化的制度建設問題，供給側所說的制度供給的有效性問題，是繞不過直接稅里邊的房地產稅的。它是一種不動產稅。相關的一些細致道理今天沒有時間展開說，但是我要說到，網上非常流行的一個說法是：國外都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地皮上面的房屋，應該征稅天經地義，而中國土地都是國有的，只是還有在上面的房屋，有房產證，這樣還征我的房地產稅，法理不通。聽著這話，大家會說這太對了，說到我心里了，但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國外并不是所有的地皮都是清一色的私有制，比如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有私有的，也有國有的，也有地方政府的，但地皮上面的房屋一視同仁，通通都要征收被稱為市政稅的房地產稅。香港地區過去由于在英國控制之下受英國影響形成一套法律體系。恰恰在香港沒有土地私有，而香港的所有住房，房主都要交的“差餉”是實際上的房地產稅。消費性住房也要交稅，因為你住在這里，政府要給你提供安全條件，要有警察來維護治安，而警察當差要發餉，所以這個稅是跟住房人的切身利益聯系在一起的。國際經驗或海外經驗證明，不是說只有土地的終極產權是私有的，才能開征這個稅。在中國的實際生活中，國有企業為什么要交所得稅？他產權都是國家的，你還征他所得稅干什么？道理上說，是對存在相對獨立物質利益的、作為商品生產經營者的國企，也要形成一個必要的調節，既創造所有企業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環境，又有一個在利益方面的抽肥補瘦，等等，這些道理都是成立的。所以簡單地說，我自己的觀點亮出來，可能很多朋友聽了不高興，但我認為研究結論，確實是房地產稅在法理上并不存在說不過去的硬障礙。

前面有很清晰的例子，就是國內早已啟動了上海、重慶兩地試點。之后于 2021年8月，領導人發表重要講話，著力推進共同富裕。接著，人們就注意到房地產稅是一個相關的調節手段，是規范的、依法的，得按中央要求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立法需要有更多的本土經驗來支持——可以借鑒國際經驗，同時還要有本土經驗，只看上海、重慶顯得單薄了，中央要求擴大試點范圍，并且還明確要求5年為期。說5年為期，我理解就是啟動以后才開始算5年，不能說這個消息出來，就開始計算5年。5年為期，我估計要走4年多，才可能去總結出一個經驗文本，進而支持咱們全國人大來做這個立法。

房地產稅顯然關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本來按照試點擴圍來講，有關部門就得趕快設計具體方案了，但是經過了幾個月，到了2021年年底的時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有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造成了當時的不利局面。轉過年頭來看，2022年提出了5.5%的增長目標，但實際上兩會，剛開完發現5.5%實現不了，出現了“超預期”，增長狀態很不好，實際上那年只是實現了3%增長速度，接著很快就有韓文秀副主任代表中央層面給的信息：凡是收縮性的政策，都要審慎出臺。隨之財政部明確表示，2022年內不考慮試點擴圍問題了。后來到2023年——大家經歷這個過程了：去年一開始還是想這一年咱們怎么樣趕快把局面穩定在合理區間，因為疫情防控轉段后，局面已經有向好預期，但二季度出現了意料不到的經濟方面的困擾，國際上出現一輪唱衰中國的輿情；三季度是眼巴巴看到9月份才有向好苗頭，所以根本不具備討論什么時候可出臺收縮性政策的時機條件。所以現在對房地產稅，相當審慎地掌握其擴大試點范圍之事，具體方案仍然在醞釀當中——仍然是不宜公開討論的敏感事項。

遺產稅也是大家關心的。特別是現在中國這一代人，涉及到很多人轉移資產到海外，有人通過建立財產信托在力求解決財富傳承這個問題。實話實說，遺產稅作用上，更多的是政府態度和一個對于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倒逼機制。從國際經驗來看，這個稅有的國家開征，有的國家不開征，而且有反復，更多看重的是它的引導效應。比如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一個“第三次分配”的概念，主要是講的公益慈善，這在美國是非常典型的：因為美國早早就推出了遺產稅，實際上逼著富豪要做二選一：與其你去交很高的遺產稅（歷史上曾經高到邊際稅率70%以上），財富的2/3以上就交稅了——完稅以后，你才能夠讓你指定的繼承人合法繼承遺產，那么不如考慮建立一個公益性基金會，把財產相當大的一部分捐在基金會里，這樣這些錢就不必在以后作為稅收來交。美國人去做公益慈善的時候，有很大的自主選擇性，比如說基金會命名，可以以自己的名字，以父親的名字，以家族的名義，都可以，基金會的宗旨你想怎么選擇？設定宗旨是為了世界和平等宏大命題，或為了專門支持研究怎么攻克肺癌的治療，都可以。這是你個人的偏好（也可能他家族成員里有一位因為肺癌去世了，他就愿意以這個作為創建基金會的宗旨）。同時，他有很好的發展機制：法律規定公益性基金會成立以后要做安全投資，家族代表只是決策成員里的一部分，其他還有社會賢達、視必要請來的一些專業人士參與其中，他們組成理事會，決策以后聘請有資質的理財團隊具體打理做安全投資，把每個年度的增值部分，用于宗旨設定目的的落實，這樣就變成可以流芳百世的功績，可持續地成為一個自己家族和企業社會形象的金字招牌，這就是很好的利益引導方式。公益慈善事業在美國發展得相當發達。

實際上遺產稅入國庫多少錢呢？查來查去，沒有多少錢，但是它很好地促進了社會成員在理念上更多地認同美國人所講的個人奮斗——自己的后代不要在父輩財富上面躺著來坐享其成，還要繼續個人奮斗，同時促使公益慈善事業發展。后來曾出現了一段插曲，也符合美國供給學派強調減稅的趨勢：走到了提出以10年為期，取消美國的遺產稅。從2000年到2010年，每年降低一些稅率，到2010年降為零。這個措施實施以后，比爾蓋茨等一批美國頂級富豪在紐約時報上自己花錢登出廣告（實際是公益廣告），表示堅決反對，認為這個做法對于美國不利：既不利于美國富豪之家的后代健康成長，也不利于美國的公眾利益。

美國這個減輕遺產稅負擔的政策，確實有減少資本外流的動機與好處，因為以此防止外流的例子確實有，比如新加坡不征遺產稅，香港也說不征遺產稅，可能都有這個好處，這也是不可否定的。但是美國實際上最后的博弈結果，就是十年為期，到了2010年那一年稅率降為零，以后又逐漸提高了，遺產稅仍然存在——這在后來就順應了比爾蓋茨他們的主張。

日本稅收也相對較高。镕基同志當總理時曾說，他注意到一段話，說西方國家，包括日本，都講沒有三代以上的富豪——遺產稅在消滅富豪。三代過去，也就是一般的中產階層，或者一般的富戶。

這個好處對于社會來說比較明顯，但在中國還要專門考慮。如果現在討論啟動這個事情，我認為過早。為什么？應理解中國前面說到的直接稅還需要進行多次改革，房地產稅還遲遲沒有出來清晰的稅法，應該先考慮這個稅種積極穩妥立法的事。如要說在中國開征遺產稅，它首先在前面有一個法理上我覺得應該解決的問題，就是對中國官員的財產，能不能夠建立世界上通行的報告制度和公示制度？這個事情討論了很多年，內部有過討論，也聽過傳達。有關部門經過研究以后，認為還不具備條件推出。那么我覺得一般老百姓他會問：如果沒有一個國際慣例上的官員財產報告，公示制度改革的鋪墊，你一下子要求我們所有社會成員全都依這個稅法給政府報告自己財產的全部情況，準備身后接受這個稅收調解，不順吶。我覺得這個事情最順的邏輯，還是應該先把前面那個事情通過配套改革交代出來。這個事情什么時候能交代出來？現在尚無法預料。

話題11、中國經歷了30多年發展，現在是否變成了大財政小銀行？

王巍：老賈，我想回到一個當年的歷史問題，就是在80年代的時候，我們都是屬于國家正式招收碩士生的第一批。

在 80年代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炒作，就是中國未來是“大財政還是大銀行”？從我們的角度來說，經過30年努力，財政方面開始變成被動，財政雖不能叫小財政，它仍然規模很大，但在社會、市場上，相比金融，發揮作用是小了。銀行作用更大，包括銀行后邊的資本市場。應該說，實現了“大銀行小財政”，當事人認為是市場經濟大于計劃經濟的一個標志。最近十年來，特別是最近五年來，我們看得到社會對金融的批判，認為金融系統風險非常大。可注意到財科所的后任所長和人民銀行的研究局長相互也吵了一段。你怎么判斷現在是不是已經出現了大財政、小銀行？國債、以及銀行、資本市場這個狀況，現在整個全面收縮，而財政是開始鼓勵發債，你怎么判斷今天這個局面？

賈康：這個事情我簡單說一下。要展開來說，還有很多理論上需要深入探討的地方。歷史上，過去中國有綜合平衡理論，講財政平衡、信貸平衡、物資平衡，后來又加了一個外貿平衡，叫“四大平衡”。綜合平衡有它的合理內核，但當時是有一個基本認識，關鍵不僅是各自平衡，而是綜合的。那意味著什么呢？認為財政跟銀行系統實際上穿的是連襠褲。50年代就有過這個看法，當時有一段時間說是財政花錢狠了一點，銀行方面就有反應。銀行那邊有什么動作，財政這邊也有反應，所以印證了必須綜合平衡。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就有一種兩邊孰大孰小的爭議。改革開放之前比較明確，財政部的副部長到人民銀行是行長，最簡化機構的時候，兩家曾合在一起辦公給人感覺是財政更強勢。進入80年代，情況變化很大，那個時候就開始有“孰大孰小”之爭。我記得當時銀行方面楊培新等專家，特別強調銀行應該更多發揮作用，這也符合當時政府職能要收縮而聯系著財政方面的考慮，是說生產建設型財政要轉型，不能搞那么多的生產建設，這些道理當時有很多的具體觀點。比如流動資金供應，應該是全額信貸了，財政就別介入了；本來是財政投資的撥款，變成貸款了，是銀行的事，等等。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中青年活躍起來以后，就有一種新認識框架：我們是跳出了老一輩人的孰大孰小之爭，強調必須有財政、貨幣兩大政策，它們的合理化有必須遵循的共同規律，即商品經濟（實際上要借鑒市場經濟的規律——現在我們知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么就是有市場經濟的共性規律。按當時的思路，吳曉靈等跟我們一起參加過討論，形成一個基本的認識，是中青年一代要跳出孰大孰小之爭，來更多根據客觀需要認識兩大政策的合理分工和協調配合問題，這就落到了一個配合協調概念上來，至少不是簡單地看誰的資金量大。更多的是各自職能合理發揮應該有的調控功能，或者以后說的“治理”之中應有的功能作用與機制建設。但是，到了“央財互懟”的時候，又有一個特點了，就是又扯到國際上一個所謂“現代貨幣理論”。這個現代貨幣理論（MMT）推到極端，甚至是主張不考慮央行的作用。銀行系統按照國際上的市場經濟經驗，終于有了中央銀行作為政府的貨幣政策管理當局來垂直調控整個金融的貨幣流通系統，而MMT認為可以跳過這個，由政府直接來控制貨幣發行——歷史上不就這樣嗎？歷史上沒有中央銀行的時候，政府不就是直接鑄幣？聽著似乎也有道理，這有利于做量化寬松，特別是適應2008年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財政部似乎超過美聯儲的作用，所以導致了現代貨幣理論的一度風光。但由中國“央財互懟”引出的理論上的討論中，我是非常鮮明地不同意以這個現代貨幣理論引出中國可以不考慮央行作用的看法的。镕基同志當年下決心，做到了推出《人民銀行法》，以法律形式維護央行必要的獨立性。過去，財政資金短缺時，可以向人民銀行透支解決問題。這首先被封住，然后說可以借款，借款就得還。后來發現，借款以后還款遙遙無期，跟透支的實際作用沒有區別。再后來就推進到由人民銀行法來規定不允許財政直接向央行透支或借款，設立了這個防火墻。這就是借鑒國際經驗，在中國使兩大政策部門之間的協調模式有了一個法律依據貫徹落實這種規范化方式，實際上就是防止了政府方面在某些壓力和沖動之下越界去動用貨幣發行權。貨幣政策實施銀根調控，一定要按照規范形式掌握在央行手里。但到這個時候，帶有極端化特征出現的主張，就說我們與時俱進，可以用現代貨幣理論，在特殊情況之下由財政直接解決問題，可以推翻原來的模式，修改人民銀行法。于是就有激烈的爭論了。

這樣引出的大討論，較為主流的認識結果，還是認為，有一系列通盤考慮中的依據，是要維護中國人民銀行有了上述法律以后行使央行職能的基本制度框架，我們決沒走到那個份上說要拆掉防火墻——具體的論據今天就不展開說了。這個爭議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體現中國發展過程中間有一種矛盾凸顯。過去這兩大部門之間不同意見經常發生，但都是在私底下去解決，怎么會吵到社會上去呢？到了社會上公開互懟，讓吃瓜群眾看熱鬧，這是超出意料的，表現出我們還會不斷碰到新問題，新的輿情環境中還得允許大家各抒己見，去凝聚一些基本共識，進而去解決問題。現在來看，我仍然認為，還是要借鑒和積極運用市場經濟全球范圍內商業文明發展引出來的政府調控方面的中央銀行制度，中國沒有理由說廢掉人民銀行法。財政多發些債可合理掌握，但不可回到過去向央行直接透支或借款的套路上去。

王巍：我是搞銀行出身，但央行系統、財政系統都接觸，我們都能意識到中國經濟雙循環、內循環為主之后會有很多重大的變化，因此我們也是在學習，就是看下一步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在艱難的、爭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當中，再加上AI時代這么多因素混合下，我們面臨的局面是以前歷史上所沒有遇到過的，因此我們也需努力梳理歷史經驗，以增加新的坐標系，然后保持學習精神來觀察。

今天我們做抖音直播，一方面是年輕的朋友傳遞我們所經歷的一些歷史，更主要的是我們一起來帶著期待和信心，迎接下一個時代的挑戰。這是最關鍵的，也是“博物館老友記”這幾期做下來共同的想法，我們是互相激勵，面向充滿挑戰、也充滿機遇的一個未來。

感謝老賈，我們是老朋友了，這么多年，是一同走過40多年經濟改革歷程。我覺得我們很幸運，主要在于我們最年輕、充滿激情的時候，趕上了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時代，我們較完整地走了一個大周期。今天面臨一個新的、更闊大的一個時期，所以大家需要來學習。我再一次向網友推薦賈康老師的《賈康學術自傳》，他的這本書里講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另外還有他們新供給經濟學派的這本書《供給側改革》。我也同時推薦下金融博物館的書《金融可以創造歷史》。最核心的想法并不是讓大家都去鉆學術，是我們這一代人花了一輩子的心血，花了多少年去總結形成的成果，給大家總結了不同時代的一些認識，你可能花幾個小時、幾天就可以看完。吸收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合算的買賣。我也經常去看年輕人寫的書，我想我們在讀書討論的過程中，一起來成長，一起來面對未來充滿挑戰的時代。最后，我也希望未來也能讓我們像40年前一樣，是一個充滿激情、讓激情燃燒的時代。

（全文完）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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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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