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文學：為大家推薦二戰之后最有天賦、最有特點、影響最大的新西蘭作家——珍妮特·弗雷姆的自傳三部曲《我桌旁的天使》。

珍妮特·弗雷姆以坦誠而克制的筆觸，溫柔、細膩又百轉千回的語調緩緩道出自己貧苦的童年、精神病院的青少女時期以及堅持寫作表達自我的成年時期，講述通過寫作獲得拯救的故事，展現了灰暗的成長過程中，一個卑微敏感的靈魂的幻滅、絕望與新生。

金棕櫚獎導演簡·坎皮恩評價道：“在我讀過的書中，它屬于最有韻味、感人至深的那類，新西蘭人寫作的書籍中無出其右者”，并于1990年將其部分拍成電影《天使與我同桌》搬上大銀幕，下文為簡·坎皮恩為本書所作序。

序　言

珍妮特·弗雷姆的首部長篇小說《貓頭鷹在哀叫》在新西蘭甫一出版便引起轟動。贊譽者稱之為該國期待已久的第一部偉大小說，一部“杰作”，批評者厭惡其現代主義風格、“過于壓抑”的筆觸以及以斜體標示的內心獨白。然而，對于當年只有十四歲的我而言，小說中與我同齡的達芙妮，那位死屋中的達芙妮，其晦暗卻流暢的心曲緊扣住我的心弦：

剛破曉鳥啼之聲便起，云中鷦鷯啁啾，一如詩中那個孩子，放下你的笛子，你歡快的笛子。那地方生長著蝶豆花，豌豆綠色的茂盛草地，成群的昆蟲令人眼花繚亂地沖向高空。

不僅達芙妮，還有我以及幾乎所有敏感的少女，內心世界都充滿了豐富的想象，美輪美奐，而弗雷姆的妙筆確證了這個世界的存在。她為我們發出了詩意的、有力的、命定的聲音，這是心靈唱響的美麗而神秘的衷曲。

十四歲讀這本書時，正值自感生活猶如折磨。還記得我坐在床上，背靠白色塑料床頭板，薄而白的雪紡床罩在眼前延展，與繡著玫瑰花的窗簾相得益彰。我想象床罩與窗簾如林中薄霧般懸浮在綠色地毯上方，然而，我的房間絲毫不具備這夢幻中的浪漫；相反，因為那臺丟人現眼的格柵取暖器，床罩與窗簾成為火災隱患，證明我追求浪漫之感，卻以失敗告終。不過，我沒能創造的氛圍，珍妮特卻精彩地做到了，怎不令我深愛？

《貓頭鷹在哀叫》具有實驗性，部分依據珍妮特本人生活中的事件，包括八年斷斷續續的精神病院經歷。這引起了對她真實生活的流言蜚語與黑暗猜想。有人認為她依然待在醫院，也許做了腦白質切斷術，一個注定毀于精神疾患的天才，真是一出悲劇。有人說她遠赴海外，隱姓埋名。

大多數周末，我們家都驅車趕往位于普利默頓的海邊度假屋，途經波里魯阿醫院，那座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瘋人院。

“珍妮特·弗雷姆住過波里魯阿嗎？”我常常會問，偷眼瞧向貌似監獄的低平建筑群，四周給奇形怪狀的大果柏環繞著。

“沒有，沒住過波里魯阿。”

“那住過哪兒呢？”

“向陽醫院。”

“向陽醫院？居然管精神病院叫向陽醫院？她還在那兒嗎？”

我張望著，內心浮想聯翩。

審視她的生活，我感到欽佩、同情，同時也感到恐懼。在新西蘭這個社會里，反常就意味著恥辱；患有“精神病”，就意味著深陷恥辱，永無翻身之日。

可悲的是，十五年后，對波里魯阿醫院K2病房，我竟然甚為諳熟；媽媽晚年罹患抑郁癥，發病時，恐懼與凄涼排山倒海而來，因此反復入院，以期多少得到一些緩解。我從而得以光顧珍妮特·弗雷姆的領地，跨過麥克斯扔在走廊里的假腿，在休息室里，看見個拖著腿走路的老男人不懷好意地走向媽媽，雙手抓住她椅子的扶手問道：“伊迪斯，睡你屋里要給多少錢？”我快步上前將他推開。

媽媽呆滯地說：“邁克爾，我不跟你說過嗎，我不想談錢。”

1963年，珍妮特·弗雷姆返回新西蘭，決定寫出真相，部分因為，關于其生活依然存在傳聞與臆測。為此，她著手創作自傳三部曲；三部書此次合為一冊，以《我桌旁的天使》為名。我認為，在我讀過的書中，它屬于最有韻味、感人至深的那類，新西蘭人寫作的書籍中無出其右者。

寫作中至為困難的任務，是尋找到一種渾然天成的聲音，她做到了，這部書雖然是寫出來的，卻好似自然流淌而出。她沒有支吾其詞；珍妮特·弗雷姆在書中出生，我們與她一同成長。珍妮特遠不止是澄清其遭到誤診的個人經歷，她講述的是自己全部的生活，這生活未曾料到中了魔法，同時也滿含悲戚。除了她進進出出精神病院的那些歲月外，我對她姐姐妹妹在兩次無關聯的事故中溺水身亡一無所知，也未曾想到，是弗蘭克·薩吉森拯救了她，為她提供棲身之地，教她作家該如何生存。第三卷中還有遲到的喜悅，那就是她的兩段情史，一次發生在伊維薩島，一次是跟一個穿雙色鞋的西班牙男人。

也許，珍妮特獨一無二的天賦，是揭示自我脆弱性時的坦誠態度與觸及的深度，是無論書寫傷痛、屈辱還是成功，都能泰然處之、波瀾不驚的能力。在我看來，該書得以成為杰作，這便是原因所在。她完全俘獲了我。沒有人要求我贊美珍妮特，然而，慢慢與她相熟，了解到不為人知的細節后，我內心充滿對她溫柔的愛意。

記得是1982年，媽媽寄來珍妮特自傳的第一部，當時我住在悉尼，就讀于澳大利亞影視廣播學校，主攻電影制作。該書剛剛問世，在澳大利亞還買不到。離首次翻開《貓頭鷹在哀叫》已經過去十四年了，我再次坐到床上，再次閱讀珍妮特·弗雷姆，這次是《我桌旁的天使》的第一卷。不過，我早已放棄營造臥室浪漫氛圍的任何努力。我的床墊放在一張木板上，支撐木板的是四個牛奶箱，沒有床頭板，也沒有床罩。

這些細節之所以記得真切，是因為珍妮特的書深深觸動了我，直擊我內心，讀著讀著，止不住淚流滿面。然而，感動我的不僅僅是珍妮特的生活，我也在重溫自己的童年：在斷層線形成的溝谷里探險，將蔬菜箱蒙上布當作篷車沒完沒了地玩“拓荒者”游戲，在街角的“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紀念公園”內玩圓場棒球，在瑪麗女王學院舞會上被杰弗里·貝爾德撇下時羞憤難當（他說是對三周前我撇下他的報復）。

在悉尼的那個周末，我躺在床上，突然間萌發出一個念頭：要將這獨一無二的體驗與盡可能多的人分享。我不覺得自己能為這部書增光添彩，只是想也許能拍攝一部電視連續劇，讓更多人了解她的作品。那年下半年，我開始尋找珍妮特·弗雷姆。

1982年12月24日我第一次見到她。我返回新西蘭過圣誕節，開著媽媽的車前往勒文，請求珍妮特將自傳的影視改編權交給我。我當時二十八歲；我的教母瑪加·戈登認識珍妮特，幫我弄到了她的地址，安排我們見面。

勒文是個整潔的鄉間城鎮，普普通通，沒有高大建筑，磚結構或木結構的平房大小與風格均一致。珍妮特的房子很好辨認，與其他屋舍不同的是，前院里金色的草未曾修剪，屋前還另砌了一堵磚墻，希望能夠隔絕噪音。那里看上去荒寂空蕩，以至于珍妮特開門時我吃了一驚。兩人都很緊張局促。我給她帶了些新鮮雞蛋，可在街角猛踩剎車時都給撞破了。我忙解釋說出了個小事故，可話還沒說完，她便緊張地問：

“事故？哦，親愛的，你沒事兒吧？”

“哦哦，我沒事兒，可雞蛋都破了。”

我深深陷入了糾結之中。

“雞蛋？”

（雞蛋沒了，都破了。）

末了，我們將汽車、雞蛋和事故撂到了一邊，我跟她說很喜歡《到實島去》。

珍妮特不同于我見過的任何人：渾身上下似乎散發著自由的氣息，洋溢著非同一般的生命活力。她幽默詼諧，精神極為健全，言談舉止絕不落俗，對衣著外貌毫不在意。

我記得屋內有些凌亂，廚房里盤子隨意堆放著，衛生間沒有門，只有門簾。她養了只迷人的白色波斯貓，我們撫摸它，對它贊不絕口。然后她帶我參觀了各個房間，告訴我她如何工作。每間房，甚至是每間房的某個區域都留給一本正在創作的作品。被分為不同區域的房間里她掛上布簾，很像醫院病房，醫生可以穿梭其間，病人也能有自己的隱私。這個辦法也許來自她二十多歲時進出醫院的痛苦歲月。在她剛剛還在工作的那張桌子上放著一對耳塞。

“我受不了任何噪音，”她解釋道，“雙層磚墻也沒什么用，沒辦法，看來得搬家了。”

坐下來時我看了看表，來之前教母叮囑我，不要待久了，最好別超過一小時。

珍妮特很明智，和善地建議道，自傳后兩卷將于1983、1984年問世，看看我是否像喜歡第一卷那樣喜歡。在此期間她不會將版權賣給別人。她說喜歡敢闖的人；雖然我只是個學生，聽了這話，心里也充滿了希望。珍妮特對電影極有品位，比我成熟得多。她談起《去年在馬里昂巴德》，說最喜歡氛圍強烈的影片。

日光變得強烈起來，預示著暴風雨即將來臨，不知從哪兒傳來來復槍的槍聲。

“節日氣氛倒是來得早啊。”珍妮特說。

我們都笑了，豎起耳朵，盼著聽到更多的槍聲。

“圣誕節你有什么特別的事兒要做嗎？”我問道。

“有啊，我要跟一些多年老友一起過。”她答道。我們走向前門時她接著說：“我要跟勃朗特姐妹，也就是艾米莉和夏洛特一起過節。”

兩年后我再次登門拜訪，同去的還有我的朋友兼制片人布里吉特·艾金。我們坐在她所謂的餐廳里喝茶，可這餐廳連張桌子都沒有，只有一張單人床，鋪了粉色的燭芯紗床單。她坐在床一側的椅子上，與我們隔床相對，大家的茶杯都放在膝頭。我們談得很興奮，所以直到后來我才意識到，仿佛我們仨是在醫院探望病人，病人并不在場，而我們太過禮貌或感到太過荒謬，并沒有點破這點。

最后一次見珍妮特是在電影拍攝期間。兩位制片人約翰·梅納德和布里吉特·艾金邀請她來奧克蘭參觀攝影場。她同我教母瑪加從勒文趕來；影片中我給了教母一個小角色。

珍妮特在攝影棚靠墻的地方找了張椅子坐下。她看著我們工作，看著我，我也看著她，心里充滿感激，不但因為她處事得體，而且因為她放手讓我去做到最好。她不想掌控什么，幾乎從不評論，從不要求改動，那會兒沒有，在勞拉·瓊斯漫長的劇本改編過程中也沒有。那一周當中，她坐得越來越近，周五是她在片場的最后一天，她坐到了布景中位于奧馬魯的弗雷姆家的沙發上。她手中攝制日程表的粉紅色紙頁上寫滿我們這個行當的新鮮詞：“拍攝完成”“通告”“道具師”“換片盒”。她緩緩地念出這些詞，仿佛品味著新奇而有趣的東西。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珍妮特蒞臨片場的那周是珍貴的。約翰拍攝了四位珍妮特的合影留作紀念：兒時珍妮特、少女珍妮特、成年珍妮特（凱瑞·福克斯飾）與珍妮特本人。

人們為何對電影《我桌旁的天使》偏愛有加，這令我常感困惑。在威尼斯電影節上，這部電影引起的反響此前此后我都未經歷過。電影放映時，我心里很沒底，不知道這部超長的影片命運如何。我邊上坐著位高挑優雅的意大利女人，皮膚曬成棕褐色，像煎透了的培根。她腳蹬一雙高跟涼鞋，身穿一襲緊身晚禮服長裙。瞧她這副派頭，大約跟那個皮膚蒼白、一頭卷曲紅發的新西蘭人扯不上任何關系。我身體僵硬，嚇得不敢看她，就怕看到她張嘴打哈欠。影片即將結束時，她一把攥住我的手臂，低聲說：“可憐啊，可憐。”我側頭去看她，心想“我的電影難道這么差嗎？”我看到大滴的淚水滑過她的睫毛，沿著臉頰流下來。她急切地想得知珍妮特最終一切可好。當片尾攝制人員名單出現時，這位優雅的陌生人緊緊擁抱我，親吻我的臉，淚水搞花了我的妝容。她用沙啞的嗓音吼叫著：“哦，棒極了，太美了！”

這部電影不是當年的最佳影片，但卻是最受鐘愛的那部。影片獲得第二名，也就是銀獅獎時，觀眾就是不讓評審團主席宣布頭獎花落誰家。他們連續五分鐘、十分鐘地高呼“天使、天使、天使、天使。”

在場目睹影片成功的新西蘭人還有一位，他是新西蘭電影委員會的銷售代理，此前他再三叮囑我，不要使用客房訂餐服務，一來無此預算，二來價格昂貴；再就是，不要以為我們的意大利分銷商羅伯托·奇庫托在跟我調情，因為他是同性戀。不過，這位銷售代理也是這部影片的救星，在他一手負責下，電視劇變成了電影，而且獲得機會參加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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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拍攝完畢后，我再未見過珍妮特·弗雷姆。雖然我們再未有過交集，可時至今日，對她這個人、她的天賦、她對寫作的執著，我的理解仍在不斷加深。以前有時覺得她很孤獨，但現在看來，她并不孤獨，而是生活在罕見的自由中，一種幾乎神圣的狀態，她脫離了丈夫、孩子和狹隘的社會生活，擺脫了世俗的要求與規范。

我在某處讀到，2003年年底，珍妮特確診罹患急性白血病，生命進入倒計時。面對死亡，她說自己的死是一場冒險，“我一直對冒險樂此不疲”。小妮妮，那個酷愛冒險、樸實無華、頭發里藏著虱子卵的紅發小女孩。一個詩性的靈魂絕少能偽裝得如此巧妙。

如今我感到遺憾，在她臨死前沒能抽時間去信問候。瀕死的她依舊能收到表達感謝與安慰的信件，一些信封上只簡單地寫著“新西蘭，珍妮特·弗雷姆收”。這篇序言是我寫給天堂里的珍妮特的感謝信，她已成為神話，成為永恒。她出了名地靦腆，卻會與任何樂于閱讀這本書的人分享她的生活。

簡·坎皮恩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