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歷朝歷代的“起義軍”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來行正義之事，個個自稱都是“仁義之師”，但真正能稱得上“仁義之師”的卻是鳳毛麟角了，但在隋末大亂之時，竇建德倒是個施行仁義的主公，比宋襄公高了很多段位，號稱“仁義之師”不為過。

隋末唐初，群雄并起，烽火連天，正是這樣一個亂世之中，竇建德以他的仁義之道，雖未能一統天下，卻贏得了“亂世仁者”的美譽，成為了那個時代里一抹溫暖的亮色，一個出身平凡卻胸懷大志的豪杰，在隋末的動蕩中，沒有選擇隨波逐流，以暴制暴，而是堅持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行仁義，以民為本，身處那個強者為王、弱肉強食的年代，竇建德的行為如同一股清流，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在每一次戰斗中，盡量避免無謂的殺戮，力求以最小的代價換取勝利，對俘虜更是以禮相待，甚至釋放歸鄉，這樣的做法在當時極為罕見，也贏得了廣泛的民心。

建立政權后，竇建德將仁政理念貫徹到治理國家的每一個細節之中，減輕賦稅，鼓勵農耕，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重視教育，提倡文化，試圖在亂世中重建秩序與文明；通過公正執法，嚴懲貪腐，力求營造一個清廉的政治環境，在他的治理下，河北地區一度出現了相對安定的局面，百姓安居樂業，經濟文化也有所恢復和發展，體現出一位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更彰顯了他內心深處對人民的深切關懷和愛護。

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個人的力量終究難以阻擋時代的洪流，在與更為強大的李世民（即唐太宗）的較量中，竇建德最終敗北，他的政權也隨之覆滅，但他的失敗并沒有掩蓋其身上的光芒，相反他的仁義之舉和治世之道，成為了后世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竇建德或許不僅僅滿足于一時的勝利與成就，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天下蒼生創造一個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始終將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的這種胸懷與抱負，讓他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這或許與李世民在位期間推行仁政，關心百姓疾苦，努力改善民生，減輕百姓負擔，促進農業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相關政策相似，但終究有所不同，正如竇建德自己說的：“以前我是流寇盜賊，不免渾妄殺人，如今想要平定天下安撫百姓，怎么能害忠臣呢？”竇建德施行仁義頗有幾分明君的器宇，不論是對將滅亡的隋朝、對敵對勢力的唐國乃至忠臣義將、百姓士卒都以仁義對待，但他忽略了王者本來獨行天下，必然少不了血腥與殺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