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在浩浩蕩蕩的城市化進程之下，省會城市的發展模式也在隨之而改變。

近日，國家印發了《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這份文件的干貨非常多，務必要關注。

在文件中提到了推動有條件省份培育發展省域副中心城市，有效分擔省會城市非核心功能。

但值得一提的是，推動有條件的省份發展省域副中心，而不是每個省，要因地制宜的去理解這條政策。

那么哪些省需要發展省域副中心呢？我個人認為東部沿海大部分地區已是多點開花的群狼模式，雖然很多沿海省沒有提省域副中心，但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成績來看，實則已有多個省域副中心。

而最應該發展省域副中心的是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Gdp占比高的省會城市和一城獨大明顯的省會城市。

從當下城市發展的局面來看，分化很明顯，有些省在加速走強省會模式，有些省在加速建設省域副中心。

比如今年1月，在山東省的重要會議上，“強省會”再次寫入報告，進一步釋放了支持濟南加快高質量發展的強烈信號。

比如今年2月，春節假期后的首個工作日，蘭州市召開了強省會大會，將大力推進強省會行動。

而在過去幾年的時間里，江蘇提出全方位支持南京加快提升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湖南也首次提出將實施“強省會戰略”；貴州出臺了《關于支持“強省會”五年行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黑龍江提出了提高省會經濟社會發展首位度，增強省會城市輻射力、帶動力、影響力；江西印發了《關于深入實施強省會戰略推動南昌高質量跨越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綜上所述，近幾年提出強省會的省份非常之多，有些省是因為省會城市的龍頭作用不夠、省會作用不夠，有些省則是想迫切集中力量做大做強省會，以達到一個龍頭帶動全省發展的作用。

但是現階段的問題是，發展已成熟的強省會因為虹吸資源和人口，既導致了大城市病不斷滋生，比如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生活成本上升、環境污染、住房緊張等問題。然后還導致了周邊小城市的產業和人口不斷流入省會的局面。

所以，當下也有一些省份也在大力建設省域副中心。

比如2003年，在《湖北省城鎮體系規劃》里，就明確了將宜昌、襄陽定位為“省域副中心城市”。

比如2022年，四川省首次提出支持綿陽發揮科技城優勢，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經濟副中心，宜賓-瀘州組團建設川南省域經濟副中心，南充-達州組團培育川東北省域經濟副中心。

比如這個月初，吉林省就吹響了“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推動吉林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號角，要知道吉林市也成為東北三省中首個省內明確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為什么這些省份要大力發展省域副中心，從2023年GDP來看，占比較高的省會如下。

發現了嗎，以上省會幾乎都集中在中西部和東北，一般來說，當省會城市的GDP在全省GDP占比超過30%，就被認為是強省會的標志了，比如長春GDP就占了吉林省的半壁江山，這也是吉林市成為東北三省第一個省域副中心的原因之一。

包括河南、湖南等省份都提出了省域副中心城市，就不一一贅述了。

坦白講，留給普通地級市突圍的機會并不多，曾經，蘇錫常靠鄉鎮經濟和外向型經濟率先實現突圍，但全國又有幾個蘇錫常呢，所以作為普通地級市來說，如今全國多個省份加快建設副中心是一次千載難逢的突圍機遇，能否抓住就各憑本事了。

建設省域副中心有啥好處呢？

第一，促進區域經濟均衡發展，使資源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均衡分配，提高非省會城市的競爭力。

第二，迎來更多省內政策傾斜和資金支持，從而優化產業布局，形成與省會城市互補的產業結構，提高整個省份的產業競爭力。

第三，省會的大城市病得到緩解，其它城市被省會城市虹吸壓力減小，更能留得住人口和產業。

那么有效分擔省會城市非核心功能又怎么理解？

其實看看北京就知道了，北京就是最好的模板。

2015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正式被提出，北京作為首都不應承擔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承擔過多的功能，北京的疏解同時也換來的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加速推進。

其實疏解產業的同時也是疏解人口。北京的高能耗產業、非科技創新型企業和一般制造業轉移到河北和天津；北京的物流基地、批發市場和第三產業的呼叫中心、服務外包和健康養老也在向北京周邊疏解。

同理，那么省域副中心分擔省會城市哪些非核心功能？比如一般性制造業、區域性專業市場、物流基地等非省會核心功能等等。

而省會周邊中小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可以發揮比較優勢、主動承接功能轉移，與省會城市開展“總部+基地”、“研發+生產”、“生產+服務”等協同發展模式。

綜上所述，無論是國家還是省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都是重中之重，所以我認為，省會GDP首位度高的省份建設省域副中心城市已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