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儒學仍是以傳統儒學為中心,在繼承的基礎上而發展。宋代女訓即是“理”的儒學精神在家庭教育中的延伸與體現,女子通過內化和外化的教化途徑,直接或間接達到一種“窮理盡性”精神境界和“知行合一”的行動準則,進而去整頓處理家庭內、外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最終實現個人和群體、家庭與國家的和諧統一的目標。
宋代女訓中的以“仁”為本的修身之要義,也是從傳統儒家范疇概念中衍生出來。“仁”既是宋代仕宦們厚植于女訓之中的存在于內心認知的,并且統率一切道德品性的價值取向,即“善端”,又是一種以仁存心、以仁約心的行為自律的體現。
一、涵養婦德,審其儀則
中華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包括對言談舉止、道德修養、處世原則等方面嚴格要求的規范體系。禮儀的形成與發展是受到不同歷史時期的價值觀念、主流文化、宗教信仰影響的,是人類道德修養和文明程度的一種表現形式。
婦德,是古代女子“重中之重”的傳統教育,即女子的禮節規范教育。宋代女訓繼承并發展傳統禮教觀,以德、禮教女,使女子養成體現家庭“端正自守”的良好精神風貌所需具備的德性。一方面,宋代女訓在空間上強調女子的行為舉止應有“度”,即“男女有別”,用以嚴守封建禮教。
《居家雜儀》記載:“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
女子若“有故出中門”,則“必擁蔽其面”,以示規矩。如婦人有作風輕浮之態,家族必要將其驅逐。在女子踐行道德修養的基礎上,應秉持始終男女有別的原則,以此來引導女子養成自尚其事、自尊其身的道德人格品性。另一方面,宋代女訓主張女子在修養自身德行時也應有“度”,即“立身以端正”。
二、修儉婦容,以示敦樸
《禮記·內則》記載:“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
“婉娩”是形容女子容貌應要嫻靜端莊、溫婉雅致。班昭在《女誡》中主張女子不可一味概求表面的錦衣粉黛之美,而是應“淑德蘊于內而令儀著于外”。
在宋代開國之君力反奢靡之風、強調以儉樸修身的要求之下,兩宋女子的服裝及妝容基本趨于保守淡雅、質樸的審美風格。士大夫們也將對女子容貌的要求、“欲填儀者又不可不先修德也”的審美觀與價值觀書體現在女訓之中。
內心之品性是審視女子相貌是否符合正道的核心,相貌同樣也能反映個人的內心本質,宋代強調女性應以儉約為美,以示其內心之淳厚,將“樸素”、“節儉”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行為作為女子追求“美”的理想。
在寓意深遠、易于上口的《胡氏家訓》中,常以“娶妻不在顏色奩具,賢德便好”的委婉之言勸誡女性應以儉素為美,強調女子不易過分追求外在形式。又以“漢扶風孟氏女歸時悉皆卸其綺羅錦繡”之事,來引出“娶婦人只要勤謹”一言,以教育胡氏家族的女子應以養成德行、躬執婦道為本,切勿“以姿色妝奩為計”。
以孝義治家的鄭氏家族曾在其傳世家訓《鄭氏規范》中強調,女子的穿著不應以“華靡”為主,“但務雅潔”。鄭氏家族想要傳遞的,不僅僅是勸誡子女們在外表上以儉約、素樸飾衣,同時也是希冀子女們應保持潔身自好的品行操守。而對于違反此訓約者也應給予責備處罰。
作為深處閨門之中的女子也應當遵循戒侈養性、以儉為本的家風傳統,且“不可華侈相尚”。不僅是教育勉勵子女以儉為美,用以示其內在修養之德,同時也是勸誡家族成員,奢靡享樂之風難以保全家族,應當“惜福而傳后也”。
在統治者以及士大夫們有意識的價值宣導下,女子服飾、容貌的素凈儉樸成為了社會審美標準,皆歸附到正統之觀念。他們以服飾、容貌的物化形態作為符號暗示,使宋代女性在“婦容不主乎色”觀念的滲透下逐步完成自我人格的養成,以自覺地體認到“婦女裝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的道德價值與規范。
三、慎擇婦言,勿妄評議
《周易》記載:“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這一爻強調個人與其言之不善不如不說,勸人以慎言為重。《周易》認為語言對于一個人的成敗禍福,甚至是國家的繁榮與否都有很重要的影響。所以警誡世人在說話時要尤為小心,勿妄評議。《周易》中所提到的言語要謹慎的觀點,直接影響了孔子的“慎言”思想。孔子勸人養成緘口慎言、閉口慎言的習慣才可安身無事。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慎言論”,為后人的說話方式、言語習慣的養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至宋代,大多數的女訓作品繼承了傳統儒家的“慎言論”,如李氏的《戒女書》、《鄭氏規范》、余靖在《女訓約言》等都強調了女性“慎言”的重要性。
宋代女訓中關于“慎言”的教育內容,是從女性道德主體內在德性養成的角度來談,強調了女子“慎言”有利于家族內部甚至社會秩序的穩定。李氏的《戒女書》認為婦女應當謹慎言語,因為言辭者不僅能改變家道的親疏關系,同時也會影響到國家的前途與命運。
李氏又勸誡婦女修養語言的德行,在為人處世之時應當謹口慎言,此之謂“賢女”之行。婦女之“媟言”,即煩瑣、浮夸之言會擾亂家庭甚至是社會秩序,對此家族要給予相應的懲罰措施,“當罰拜以愧之”。
宋代的各大家族,不約而同地把女子應守“婦言”之德寫入家規祖訓之中,來教育女性應謹遵謹言慎行、不招搖惹事。在《示女子》一文中,鄭俠的愛女之心貫穿始終,其情與理達到了高度統一。
女訓中所體現出來的“慎言”的傳播思想,立足于封建等級制度和儒家社會倫理綱常,其實質雖然是宋儒們制約女性言語傳播、約束女性不應有太多語言表達的一種方式,但從大方面來講對于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推動國家的穩定發展均有積極意義。
在調節人際關系的過程中,女子應當以儒家倫理道德精神為教化的基本原則,正確地引導和磨練每個家族成員的人生發展,使得家族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儀禮習俗、德行修養以及處世腔調慢慢沉淀,形成一種能夠維系家族的長盛不衰與興旺繁榮的家風文化。
結語
從宋女性培養中體現的“仁”的傳統倫理道德取向來看,社會重視女性的良好道德品質,強調對道德行為的日常實踐和理解,學習文化知識輔助倫理道德教育。由此形成的一整套關于女性自我修養和道德外化的教育理論,取得了較強的中國傳統女性教育理念,具有一定的繼承性和普遍性。
參考文獻:
[1]沈約,《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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