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以前，杭州外賣員袁某某（男，55歲）可能因勞累過度去世了。現場視頻顯示，一位男子躺在電動車上，雙手下垂、嘴巴微張，車內還放有外賣箱。

知情人士表示，這位外賣大哥是附近有名的“單王”，經常一天睡三四個小時。一天跑夠500元才下班，下雨天更是要求跑夠700元，“都是為了家。”

“單王”剛剛不幸逝世，新加坡就傳來與外賣員有關的消息，啟發我們思考如何采取措施避免更多的悲劇發生。

新加坡“出手”了

新加坡國會9月10日三讀通過《平臺工人法案》，法案就出租車司機、私家車司機以及外賣員（統稱為平臺工人）等依賴在線平臺謀生的工作者提供勞動保護。

法案將從2025年1月1日起生效，確保平臺工人享有比現有水平更高的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包括退休、醫療、住房和家庭保障在內的綜合保障體系）儲蓄計劃保障，與目前的雇員、雇主支付費用標準保持一致。

我解讀一下：

確保平臺工人和在公司上班的雇員的福利一樣，包括退休、醫療、住房和家庭保障。他們實際上也就不再是所謂的臨時工或者靈活用工人員。

為什么新加坡要這樣做？

新加坡政府發現了原有系統的巨大漏洞：即平臺努力用數據驅動工人干活，這種高強度的工作必然使得工人處于相對緊張、危險的工作之中。沒錯，目前來看，平臺確實創造了就業、給付了工資，但是，在福利保障方面“偷工減料”。

這就等于給政府、納稅人埋了一個雷，等這一批工人老了、病了，他們手停、口停后，就成了家庭的沉重負擔，成了國家的沉重負擔，原因是當他們辛苦工作的時候，平臺攫取了過多的利潤，但逃避了過多的責任。所以，新加坡決定把這個漏洞補上。

這個思路是未雨綢繆的，是思慮長遠的，值得學習。

尤為值得點贊的是“平臺的運營商還必須為平臺工作人員提供與雇員同等水平的工傷賠償保險”，這就解除了平臺工人的后顧之憂。

新加坡此舉的更為關鍵之處在于建立了一個平衡利益的系統：平臺工作協會。

這等于是通過法律授權工人可以和平臺集體談判，在談判中博弈，甚至允許工人采取一切必要的法律規定內的行動。

這就很厲害了，比如：平臺用數據驅動工人闖紅燈是不是合理？協會可以提出質疑。

比如明明是正常10分鐘才能送到的，平臺要求8分鐘送到，是否合理？到底有多少路線需要優化？協會都可以質疑。

你不改？不改就沒人送外賣了。

協會是法律支持的，背后是新加坡政府。

協會是干什么的？不是和平臺搞對抗的，而是來搞平衡，反內卷，保工人生命健康的，這樣的協會當然有必要存在。

這些博弈不要指望官員，第一是官員并不熟悉行業內情，第二是官員因為某些原因可能偏向平臺。

既要保就業，又要保權利

尤為可貴的是，新加坡并沒有采取一味打壓平臺的所謂治理模式，政府本身也在保就業、保權利之間尋求平衡。

比如國會反對黨領袖畢丹星擔心，新措施會造成業者的營業成本提高，進而轉嫁給消費者，由此或將導致平臺服務的總體需求減少，平臺員工的工作量和收入則可能相應減少。

對此，新加坡永續發展與環境部兼人力部高級政務部長許寶琨回應稱，新法規包含了防止運營商將成本轉嫁給工人的措施。同時，市場競爭也會制衡運營商的成本策略，確保消費者與工人可以更換平臺。

畢丹星的擔心貌似有道理，其實有邏輯漏洞：

平臺是否會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完全不用擔心，開放的市場環境中，只要競爭者足夠多，沒人敢漲價。同樣，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只要有利潤，就會有平臺愿意干。因為總有人在追求薄利多銷，比如零售業中沃爾瑪，電商行業中的拼多多。

因為算法是平臺的利器，有人就提出對平臺算法進行監管，但許寶琨認為，強制披露算法信息可能導致平臺離開新加坡，影響就業機會。因此，平臺工作協會將被賦予與運營商討論“算法歧視”等問題的權力。這就是保就業。

新加坡政府在施政過程中是寬容有度的，該寬的寬，該收的收。

這也是不錯的選擇，因為只有工人才知道算法到底是怎樣在算自己，是惡意減少派單，還是過度鼓勵單王，這其實都是可以博弈的。讓協會和平臺用細節對細節，用工人訴求對解決方案，這才是正確的博弈模式。

沒有硝煙，沒有戰場，沒有輿論情緒的煽動，以及監管者的慷慨激昂，只有談判桌上的唇槍舌戰，這才是文明的治理方式。

新加坡此次措施中的一大亮點是市場化。

比如，關于工傷保險，許寶琨拒絕了建立集中保險系統的建議，認為競爭的保險市場有助于控制保費上漲。保費將根據平臺工人的工資和工作風險進行合理調整。

這一點值得大贊，不指定機構，不搞集中制，就避免了腐敗，也進一步刺激保險業做得更好，讓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去發揮作用。

他們的現狀讓人心疼

回到現實中來，新加坡的措施值得我們借鑒些什么？

目標：保護所有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出租車司機等平臺工作者，不能讓他們流血又流淚。

杭州55歲外賣“單王”猝死，這是沉痛和悲哀的新聞，但悲劇不止這一個。

9月5日，芙蓉區人民法院通報了一起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

李某生前從事同城配送服務，其入職前與某公司簽署《合作協議》約定：雙方僅建立商業合作關系，不存在勞動關系；在合作過程中患病或者工作期間負傷，配送員應自行承擔相關責任，與公司無關。某日，李某在配送過程中突發疾病在路邊暈倒，住院4天后醫治無效死亡。李某母親及兒子以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為由，起訴某公司，要求賠償各項經濟損失118萬余元。

法院認定李某向某公司提供勞務而非合作，雙方形成勞務關系，某公司應當對李某的合理損失承擔20%的賠償責任。法院提醒平臺公司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不能僅僅以約定商業合作關系的方式來規避自身責任。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里面有個問題？就是平臺在制度設計之初就是在給平臺工作者“挖坑”，也是在給其家人和社會“挖坑”。錢要賺，平臺工作者出事，我不管，哪有這樣的好事？

制訂這種制度的公司有一點社會責任感嗎？這個真沒有。

“單王”面臨的也是這個局面，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已婚，小兒子16歲在杭州綠城足球學校上學，他和小兒子租住在一起。他上個月還出了一次事故，腿骨折了。

按照長沙的案例來看，骨折肯定也是“單王”出錢治好的。也就是說，平臺只管賺錢，完全沒有社會責任，把外賣員的生老病死全推給其本人承擔，這合適嗎？

外賣員面對平臺是極度弱勢的，但是中國的外賣員數量龐大，數量超過1300萬，涉及上千萬的家庭。

這些外賣員每天在拼命奔跑，安全、健康都是大問題，但同時他們也在實質上是平臺的外部運行人形工具，一旦病了、去世了，就會被放棄，對于平臺來說，不過是一個數字消失了，但背后卻是一個家庭的痛楚。

這樣的痛楚太多了，聚集了，對社會意味著什么？

平臺工作者的現狀已經成為威脅整個社會穩定的隱形地雷，再多走一步都可能引爆更多問題。

“單王”猝死，我聽到從南到北，從境內到海外都有人在討論，有些人會映射到自己身上：如果我有一天失業了，會不會也去跑外賣？會不會也倒在送外賣的路上無人救助？

所以，積極學習新加坡的經驗，通過協商機制，讓平臺讓出一些利益補足平臺工作者的福利，修改算法的過度壓榨，這是減輕納稅人、政府、社會的負擔，因為不能讓平臺賺錢后一走了之，該買的單要買。

因此，積極學習新加坡經驗，有序試點推進類似“平臺工作協會”這樣的機構，讓平臺工作者和平臺去博弈，去斗智斗勇，總好過平臺工作者猝死街頭，一家老小痛失“頂梁柱”吧。

“平臺工作協會”是社會的穩定劑，能夠幫助我們擁有一個持續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心態。

希望所有的平臺工作者都能少一點內卷，多一點輕松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