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書勤是我上小學五年級時我二哥給我起的大名，小名叫管四九，因為我出生在冬天的四九天，又排行老四，母親說就叫四九吧。父母一生勤勞厚德，父親管金領于二零二零年去世，享年九十六歲，積了個五世同堂，母親因骨折于二零零九年去世，享年九十歲。父母一生養育了我們兄妹六人，大哥管書民生于一九四四年，二哥管書祥生于一九四九年，大姐管玉花生于一九五一年，二姐管新院生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歲時得病早逝，三哥管書奇生于一九五五年，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十二月。在那個生活困難的年代，能養活一大家老小很不容易，好在父母持家有道，加上祖父管清俊在黃河碼頭上做過小生意，還有外祖母的幫襯，使得全家安順，子女們都參加了工作小有所成，晚年都享受著國家的養老金，也是讓人羨慕的事。這要感謝共產黨的好領導啊。如今回想起童年的記憶，回想起那些帶著時代特色的人物和故事，回想起黃河岸邊的點點滴滴，滿滿的鄉愁讓我魂牽夢繞，不自主的拿起筆來書寫發生在一九七零年前后家鄉的真實故事。先從我的童年說起吧，從我記事起，我就是一個閑不住的勤快孩，和小伙伴們檢煤胡，和村里老頭放羊，到河灘里面打豬草，到村頭拉土積肥，上學之余就是幫家里干活，很少有閑玩的時間，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玩耍中，直到現在，我還是保持著這種習慣，基本上不喝酒不抽煙，不玩麻將，有時間就看書健身，不想做無用之功。雖說我在家里排行最小，父母親疼愛有加，但干起活來總是有使不完的勁，上學之余掙的公分不低于一個男勞力，這一點深受父母的言傳身教，母親曾給我說，孩啊，不管干啥都不要怕出力，不管說啥話都要站到理上，不管辦啥事都不要壞良心。這幾句話在我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為我一生的人生信條，從當兵到地方，四十多年的工作里程，能一路坎坷又一路高歌，為國家為企業為社會為家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光榮退休后身體健康，子孝孫賢，家庭和睦，生活充實，成為一個享受國家福祉的快樂小老頭，真要感謝老母親的教誨啊。幾十年來我一直踐行著一條世俗哲理，那就是心存善念，問心無愧，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我是游著黃河水長大的，黃河搏大的胸襟，直率粗放的品格，影響了我的一生。現在想來，慣穿我一生靈魂的是母親是黃河，我的筆名就是黃河毅人。要寫童年的記憶，永遠不退色的還是黃河岸邊那些有趣的故事。

第一節 萬里波濤身邊過，黃河岸邊一村莊。

壩頭，生我養我的地方，位于蘭考縣城正北25里，是1855年清朝咸豐五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改道，被淹沒的原板廠、管家寨、梁寨、銅瓦廂等村鎮，搬遷至原東西大堤的東斷堤頭處（現在黃河提灌站位置），始稱東壩頭，至今僅有160多年的歷史。

解放前的東壩頭村，西臨黃河，東依大堤，夏秋黃河泛濫，冬春飛沙漫天，種地干活西邊過黃河，東邊翻大堤，收成無保障，生活很艱難，長期承受著黃河和風沙鹽堿帶來的苦難。解放后，從1951年修通了蘭考防汛鐵路專線后，東壩頭變成了黃河水陸碼頭，改變了原來船運單調，設施落后的狀況，開始了幾十年的繁榮景象。

東壩頭村經過從一八五五年到現在的二零二二年，這一百六十多年的桑海變遷，經歷了舊社會的水患兵災，逃荒要飯，到解放后治理黃河，碼頭興盛，農商繁榮，再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航運模式調整，到今天黃河灘區移民遷建，黃河大堤以西居民全部遷移到大堤東側的居民小區，昔日雜亂無序的巷道民舍，統一建成了兩層小樓和單家獨院，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與縣城居民已經沒啥大的差別，原有的南河灘、西河灘、北河灘等耕種土地，也都轉包給大型企業，實行規模化種植，農民也不再面朝黃土背朝天在泥土里刨食了，年老人在家賦閑，年輕人外地打工，孩子們在村里就近上學，人們生活有序，安居樂業，好一副自然祥和的美麗畫卷。

第二節 人氣興盛的水陸碼頭。

從50年代到80年代，這30多年間，東壩頭車水馬龍，船帆林立，火車從安徽碭山拉來的防汛石料，從全國各地拉來的木料、煤炭，特別是60年代，從南方支援北方的各種賑災物品，都要在此分裝轉運到山東等其他地方，由此而延伸了不少的相關行業和機構，如河務段、航運站、火車站、搬運站、石料轉運站、造船廠、煤廠、煤建公司、鐵業社、水上二七農社（船隊）等二十余家，國營單位和個體私營店鋪，火車來往不斷，河面帆船爭流，街頭人來人往，各種商販叫賣聲不絕于耳，其繁榮程度僅次于蘭考縣城。80年代開始，由于改革開放，鐵路、公路、黃河大橋快速發展，黃河碼頭的航運業務逐漸蕭條。

第三節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深受黃河之苦的東壩頭人，就因為有了黃河碼頭而改變了生活的困境，成年男人當船工、裝卸工、拉板車等出力掙錢，婦女可以做一些縫縫補補的零碎活，小孩子拾拾揀揀也都有所收獲，只要勤快不怕吃苦，都不會餓肚子。那時在碼頭上最吃香的就是船老大(船舵手)

國營單位職工、修船師傅等幾類人，走在街上昂首挺胸，不亞于小干部。我的鄰居有個又黑又麻的修船師傅，當時有六十來歲，因為有手藝，能掙錢，收了幾個徒弟，他走在前邊，幾個徒弟給他扛著工具，儼然一個小老板，聽說他有個毛病，吃不完的飯不讓倒掉，要徒弟們吃他的剩飯渣，幾個徒弟從心里惡心，但表面又都爭著吃，為的是學到捻船的絕活。可好景不長，隨著時代發展，木船改成了水泥船，水泥船改成了鐵皮船，有的徒弟還沒學成就失業了，到后來都罵罵咧咧的說，這是學的啥？錢也沒掙上，凈吃黑老頭的口水飯，成為大家茶余飯后的笑談。

黃河碼頭的消退，最吃虧的是東壩頭的年輕人，因為守著黃河，只會裝船卸車、拉板車、種地、出力干粗活，改革開放后，啥也不會干，思想落后，不敢走出去干事創業，有幾個到縣城裝卸車、收廢品的，就算能人了。所以，東壩頭在外地做生意、學技術、開公司當老板的開明人士很少很少，守在黃河邊，種著河灘地，撐不著、餓不死，自我感覺良好，在新的時代，成了東壩頭一大缺陷或者是世紀遺憾。

記憶中的東壩頭南北街

我記事較晚，也就是從1966年我七、八歲時，文化大革命開始，看到了許多帶有時代特點的活動和事件，加深了童年的記憶。特別是生長在東壩頭，地方不大，但地理位置特殊，人員交往復雜，既有農村世俗又有市井文化，回想起來，耐人尋味，值得分享。

第四節 繁華興盛的壩頭南北大街。

所謂大街，只是相對而言，因為在這條南北長不足800米，東西寬十余米的街面上，東西兩側設立并居住著20余家國營單位和幾十家居民，南臨黃河水陸碼頭和蘭壩鐵路專線，北依黃河大堤。

從50年代到80年代，曾經是鄉村兩級地方政府所在地，成為東壩頭鄉（那時稱人民公社）政治、經濟、化的中心，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大街南北兩頭又架設了躍進門，彩燈高掛，紅旗飄飄，喇叭聲響，氣勢恢宏，北大門書寫著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政治口號。南大門書寫著毛主席詩詞：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高門聳立、派頭十足，整個南北大街人聲鼎沸，熱鬧非凡。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南大門兩側墻上張貼著造反派的各種政治口號和揭發批判走資派的各種罪行，以及上級的最新指示，各種游行活動也都在此聚集匯合，可以說是東壩頭政治形勢的晴雨表。

現在看到的東壩頭南北街，已經徹底改變了往日的模樣，兩側的機關單位，已經成為殘垣斷壁或農家宅院，寬敞的街道被兩側擠占了不少，昔日的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街容市貌都變成了記憶的符號，那時的社會主角大部分已不在人世，剩下的也都是耄耋之年了，剛懂事的我輩也是進入花甲了。躍進門，大街兩頭威武雄壯的躍進門，早已不見當年的輝煌，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有著明顯的時代特色，激情的人群，沸騰的場景，與現在人的平和持重形成了鮮明對比，讓人不禁多了幾分處世的冷靜與社會的思考，以及尋找不來卻難以釋懷的幾多鄉愁。

第五節 國家治河單位河務段。

在東壩頭街面上，河務段設立最早，1949年的二月就開始興建，蘭考縣是1948年十月解放的，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新成立的地方政府就著手成立河務段，可見政府對黃河之重視程度，河務段是蘭考河務局的前身，里邊的工作人員都是吃國家皇糧的工人，不干農活，他們有專設的辦公區、家屬院和蘋果園，三層辦公樓高高聳立，在東壩頭是獨一份，工作人員身著體面，據說前幾任段長都是老紅軍或三八干部，級別較高，職工有百十號人可，拿工資吃皇糧，讓人羨慕不已，他們的子女也和我們一起上學，因為吃的好，穿的暖，農家子弟都排擠他們，有些大點的男孩還讓他們回家拿白饃吃，不去拿就修理他們。

老師還對學習不好的學生說難聽話，批評他們說你們吃著國家的虧心糧（商品糧）不喂豬、不放羊！啥農活不干，還學習不好，都是老百姓的寄生蟲。也有個別家里孩子多，糧食不夠吃的家庭，因為那個時候沒有計劃生育，有幾家都是八、九、十來個子女，記得當時的段長是個老紅軍，大高個，臉上略有麻點，他有六男四女十個孩子，最小的男孩比我小一歲，他比老婆大有十來歲，全家當時十幾口人，糧食不夠吃，老婆有50來歲，心直口快，很干練，經常到地里去揀拾農作物，夏季揀西瓜皮炒菜吃，因為住對門，她和我媽關系好，經常給她紅薯蘿卜，家里做的醋也給她，這都是我看到的。兩個老人年齡在五六十歲都相繼去世了，辛苦一輩子，沒享啥福。

河務段今非昔比，于90年代都搬到了縣城北關過上了城市生活，原來的辦公區改成了施工單位，家屬區和蘋果園建成了"1952"飯店賓館。

第六節 板車組建的搬運站。

搬運站是蘭考國營單位，內有100多人，他們負擔著火車和船只貨物的裝卸轉運，以拉板車為主，都是出力人，但吃的是商品糧（屬國家供應）發工資屬工人身份，盡管是出力人仍有優越感，起碼有穩定的工資來源，在那個以計劃經濟為主體的年代里，農民是沒有經濟來源的，生產隊分的糧食連吃都不夠，根本沒有糧食可賣，隊里的集體經濟就是一座石灰窯，賣個錢也就是買個牛馬騾子等主要生產力工具，農民的收入就是雞鴨鵝，有條件的喂個豬羊啥的，但上級政策是不允許發展農民個體經濟的，豬羊也不能大量養殖，所以，雞鴨鵝就是農民的銀行，下個蛋賣個油鹽錢，可想而知，有固定工資的工人是很讓人羨慕的。

搬運站興盛于50年代，由于改革開放和陸路運輸的發展，到80年代中期開始衰退，轉行生產水泥，由于各種原因，到90年代初期關門破產，現在是房屋破舊，殘垣斷壁，破舊的大院鐵門向人們訴說著曾經的輝煌。

第七節 東壩頭第一所學校。

東壩頭學校在我家南隔壁，興建于1967年，大門朝西，臨街而建，南北寬60余米，東西長70余米，蓋有東西北三面校舍，東校舍地基高，前面是用土磚建成的大戲臺，正院里有南北向籃球場，平時放電影、蘭考劇團去唱大戲、說墜子書、鄉村開群眾大會，甚至開逮捕人的宣判大會等大型活動，都是在那里舉行，三里五莊、十里八鄉的群眾不惜走十多里路，都趕來看電影、看大戲。很有趣的是為了能看得清，聽得見，離家近的小孩天不黑就把板凳搬到理想地段，搶占利地，去的晚了只有爬到樹上，騎在墻頭上，真是時代奇觀。

壩頭學校既有小學，也有初中，它為東壩頭人提供了學習知識的場地，也是人們生活的樂園，解放前后，東壩頭沒有正規的學校，之前都是集中到楊莊村的一個老奶廟里上個小學，大部分農民子弟上不起學，附近也沒有學校可上，沒有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沒人管你上不上學。壩頭學校是我的母校，我對它有特殊的感情，因為他和我家只有一墻之隔。它是壩頭村學子們學習知識的神圣殿堂，可惜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發展的需要，壩頭小學已被合并，當年激情四射，生龍活虎的場景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有空蕩的破屋和變了樣的舊模樣。

第八節，東壩頭的大隊部。

那個時候的鄉叫公社，村稱大隊，大隊的領導機關就稱大隊部。當時的大隊部設在東壩頭南北大街南頭路東學校的后邊，北屋八間，東屋五間，有支書和大隊長辦公室，會計室，廣播室，衛生室，民兵值班室（會議室）等，大隊下邊有數量不等的生產隊，當時壩頭村有20個生產隊，5000多口人，涉及朱莊，前雷集，東壩頭，楊莊，王小莊五個自然村。

我們生產隊是第九生產隊，有200多口人，我堂哥管書文是生產隊長，這也是我上學放假期間能看莊稼干個光棍活的原因。大隊部除了有黨支部書記(支書)和大隊長外，還設有副支書、副大隊長、會計、治保主任、民兵連長、婦女主任、衛生員，廣播員等，跟班跑腿打雜的，也都是光棍人，他們不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當時能在大隊部當個差，走路都不一樣，那個時候的大隊部也確實很有權利，分配救濟糧、救濟款、派公差，推薦上大學、當工人、當兵等一切決定個人命運的事項，都需要大隊推舉和把關，對違反鄉規民約或違紀違法者說抓就抓，說打就打。治保主任說句話，民兵就端槍逮人，特別是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的專政對象，只準你老老實實，不許你亂說亂動，一經檢舉或發現有不軌行為，立即批斗、關押或扭送公安。

我當兵的時候是1978年，也是大隊部一句話，就算是你身體檢查，政治審查啥都合格，大隊讓你走你走，不讓走你就當不成，想上高中，上大學，也都是要經過大隊的推薦和審查，一句話就決定了你一生的命運。在那種法治不健全、管理不規范的年代，基層組織對群眾的管控很有權威性，以至于當時的大隊干部都不愿出去當工人領工資。改革開放后基層組織權利弱化，人員被精簡，下臺后繼續種地干活，甚至是老無所養，現在看到曾被他們管理的人，在外混成國家工人甚至當了領導干部，吃皇糧，領工資，退休了還領有退休金，心里別有一番風味。這就應了古人所說的“甘蔗沒有兩頭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的世代名言。

大隊部已今非昔比，隨著壩頭小學的合并，原來的大隊部已經改成了村兩委，既黨支部和村委會，地點設在東壩頭新的居民小區，規范整潔，功能齊全，人員也趨于年輕化，相信會帶領全村居民安居樂業，共奔小康。

第九節文革時期的東壩頭。

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間，全國各地各級黨委政府以及社會生活處于不正常的狀態，幾十年過去了，經過各種史料的公開，慢慢理解了毛主席為啥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于1966年六月份在老家韶山的滴水洞苦思冥想11天，布局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其原因就是解放不久的中國領導層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居功自傲，貪圖享受，腐化墮落，甚至是爭權篡位等損害黨的領導，挑戰其本人權威的政治事件。如果不采取合適的辦法，國家將會變色，政權將被顛覆，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經過深思熟慮后于8月5日發表了我的一張大紙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全國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東壩頭雖說是農村小地方，但因為街面上有十多家國營單位，各單位都劃分了走資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所謂的走資派，就是在位掌權的老干部，保皇派是走資派的擁護者，造反派就是學生、工人、群眾，以年輕人為主，在整個運動中，造反派是眾多的工人群眾，紅衛兵是造反派的主力軍，占據著主導地位，他們把在位掌權的走資派和保皇派拉到街上批斗游街，對當時被劃成地主、富農、反動分子和右派分子的“黑四類”進行無產階級專政，對被檢舉揭發有歷史問題的四類分子和曾經當過國民黨、土匪的歷史不清人員進行批斗。讓他們帶上一兩米的高帽子，手指上套上一尺多長的黑爪牙，臉上涂黑墨水，造反派手拿大喇叭筒（沒有電的土制話筒），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造反派設有隊長、大隊長，紅衛兵設有司令、副司令，有文攻有武衛，文攻就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街墻上貼滿了大字報，并游街批斗。武衛就是武裝保衛，當時大隊民兵都有槍，各單位造反派頭頭都有手槍。記得我有個四服堂兄管志民，當時有30來歲，我喊他蛋哥（乳名管蛋）他是搬運站的造反派，也不知道是啥官，腰里別著盒子炮（老式手槍），走在路上昂首挺胸，很是威風。

每天早上就聽喇叭聲聲，鑼鼓喧天，造反派把不老實的走資派等黑四類分子用繩牽著拉到街上游行批斗，大街上還經常有全國串聯的紅衛兵學生，喊口號，撒傳單，浩浩蕩蕩穿街而過，我當時八九歲，跟著隊伍往前跑，有一個紅衛兵把一張印有毛主席語錄的小紅卡片給了我，我如獲至寶，興奮不已，到處炫耀，現在想起來還熱血彭拜，試想在那樣富有戰斗激情的社會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人，熱血在沸騰，青春在燃燒，也不知是對是錯，光知道聽從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牛鬼神，打倒一切走資派，誰敢反對就打倒誰。

在當時的壩頭社員中，就有全家分兩派，兄弟姐妹相互辯論甚至互相攻擊的現象。文化大革命確實有其歷史原因，但影響了經濟建設，干擾了國家發展，先是老干部倒霉，后來是造反派下場悲催。不過從現在的角度審視當時的文化大革命，還真有它的合理性，讓基層群眾對當權者進行揭發監督，還真解決了當時居功自傲貪污腐敗爭權奪利等上層領導不好解決的社會問題。也體現了歷史發展的時代特色。

第十節 大隊部的高音廣播。

那時農村沒有電視和電話，也只有大隊部和各單位的辦公室才有一部轉接電話（先撥通縣里郵電局總機，經接線員按要求再轉接目的地，很是麻煩）全大隊20個生產隊5000多口人，都是通過大隊部的廣播通知，安排各種事項。從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廣播就更顯得特殊重要，各自然村都在大樹或高桿上架設了大喇叭，他是革命造反派掌握的主要宣傳陣地，除了用于各種通知外，還輪番播放革命歌曲和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龍江頌、杜鵑山等革命樣板戲以及侯寶林、馬季、唐杰忠等名家的各類相聲。

那個時候還沒有小品節目，受歡迎的還有單田芳，袁闊成，劉蘭芳的評書，都是基層群眾喜聞樂見、小學生們學習模仿的好題材，在學習內容貧乏的年代（啥學習資料也找不到，更買不起）能聽到這么多文藝節目，大大豐富了農村群眾的文化精神生活，也為青少年學習積累和應用各種知識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我是直接受益者，很多京劇、豫劇選段、相聲、評書，精煉語言，至今還能朗朗上口，廣播情節，回味無窮。

第十一節 癡情廣播的村干部。

當時東壩頭大隊的干部中有一位覺悟高、個子高、聲音高，表現積極的大隊干部，也弄不清是個啥官，革命干勁十足，總愛出頭露面，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聽到他獨特的喇叭聲音。

第一句就是：廣大社員同志們，首先敬祝我們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敬祝林副統帥(林彪)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第二句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第三句就是安排通知事項，他很有邏輯，根據所通知的工作任務，比較恰當的運用毛主席語錄，如果今天通知的工作任務是打堤挖河等重要任務，他就會說：毛主席教導我們，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如果是開大會搞政治活動，他會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還有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等這幾條語錄，他根據不同情況輪番應用，那時的早上不用聽公雞打鳴，只要他一廣播說明天快亮了，他那種執著和熱情真像打了雞血一樣的激情萬丈，讓人難以理解，很有代表性，充分證明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群眾是不可戰勝的。該干部那時不到40歲，堅持原則、六親不認。

文革結束后，造反派下了臺，他的干部也被免了，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因為不會技術，不懂經濟，啥也不會，只會打個工，掙個零花錢，聽說后來過的不是很好。現在看來他也沒錯，他只是年輕有闖勁，聽上級的話，想干好工作，干出成績，人的本質還是不壞的。在我看來，就他的水平和干勁，如果在部隊或者在機關單位，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特除的年代，搞不好還是一個很有作為的人了。

第十二節 說能話的“倒霉人”。

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70年代，單位里派別斗爭很激烈，說話辦事相互攻擊，一句話說不好就可能惹出大禍，東壩頭大街北頭路西有個國營單位鐵業社，有幾十名工人專門做鐵匠活，打鐵鍛造鐵器，有個本地工人年歲不足40歲，平時愛說能話，那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吃飯時，他說我今夜做了一個夢，兩個老鼠抬個甕，鍋里煮了一窩紅衛兵。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有人立即向領導報告，就把他抓了起來，說他反對文化大革命，被定成反革命分子，拉到街上批斗游行，脖子上還掛著兩個打氣筒，可能是他占用的公物，后來被開除工作，回到家里務農了。

就因為這句話毀了他的一生，好不容易當上了吃商品糧的國家工人，就因為在那個非常時期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能活，撞到了槍口上，斷送了自己的前程，這就應了一句俗言：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獨處守心，人群守口的古訓。

第十三節 當過土匪的四類分子。

黑四類是文革期間的政治產物，即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都是革命群眾貧下中農的專政對象，被大隊的治保主任和民兵連長統一監督管理，早上天不亮都要上街打掃衛生挑水潑街，白天干最臟最累的活，晚上還要被開批斗會。那個時期的四類分子不但是個人倒霉，就連其家屬子女，都被牽連遭殃，如子女上學、當工人、當兵都過不了政審這一關，找個對象都很難，漂亮的姑娘找不到好男人，男孩兒找不到對象，很多男孩拖到40多還找不到媳婦，文革結束后才通過換親或從貧困地區領來的媳婦成個家。

特別是解放前當過國民黨員，國民黨軍官和士兵，當過土匪，解放后違法犯罪作奸犯科等歷史不清人員，不主動交代犯罪事實，一旦被群眾揭發檢舉，那就要被審查被批斗。我有個鄰居姓李，人很精干，聽說解放前當過土匪，也有人說當過偽警察，他從安徽碭山帶回一個老婆，比他年輕七八歲，不像一般農民，干凈利索，穿戴講究，還是燙發頭（那時農村沒有燙發的），與眾不同，兩口當時有四十來歲，因為會裁縫服裝，在街上開個裁縫鋪，有經濟收入、人口又少，家里小炒鍋經常刺啦刺啦的香味撲鼻，讓人羨慕。因為沒有兒子，就從他親戚家要了個小男孩，與我同歲，因為是四類分子家庭，受人欺負，長到十五六就又回去了。

李鄰居文革中被劃成四類分子，早上掃大街，白天挑大糞，他的專業就是從各單位的廁所里往生產隊的糞堆上挑大糞，常年累月，一般人難以承受，但讓我難以理解的是，他能把最累最臟的活在默不作聲中干的井井有條，只見他挑著糞擔子，帶著手套、口罩、服裝整潔，用一個自制的小鐵鉤，作為倒糞桶的專用工具，手不沾桶，干凈利落，把生產隊的大糞堆整理的規規矩矩。

此人頭腦清晰，能屈能伸，據聽說，年輕時在外地混得不錯，當過土匪，有的說是當過偽警察，跨過腰炮（手槍），但其后半生確實凄慘，因為是寄住在其姐家，又是單門獨戶，沒有社會地位，經常是早上掃地，白天挑糞，晚上被拉去開批斗會，治保主任讓他站在板凳上低著頭交待自己解放前的罪行，他默不作聲，讓他交待他老婆是如何搶來的，他只低聲說不是搶的，她愿意，我愿意，其他啥也不說，只見治保主任一腳把他從板凳上踹了下來，說他不老實，改天繼續批斗，回家好好反省。

到了76年以后，政府摘掉了四類分子的帽子，他才過上了正常的生活，此人不愧是江湖人物，為人處世很是老道，平時不和人來往，辦事有板有眼，說話不多但聲音不高不低，把握到位，從來沒見他和人吵過架抬過杠，身材筆直，穿戴整齊，走路不緊不慢，很有模樣，會玩紙牌、打麻將，冬天農閑季節，晚上到生產隊的牛屋里打撲克賭錢，玩的不大，一毛兩毛的，他總是贏多輸少，還經常偷底換牌，被牌友發現后大家都腌臜他，說他不人物，他也不反駁，不急不躁，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聽說他年老后無人照顧，80多歲被送進鄉里的敬老院，也不知因為啥用自己的一條毛巾在一顆歪脖樹上上吊了，真是年輕時風光，下半生凄苦，就如寒窯賦所寫，人生無常，棋局常新，今天做上賓，明日階下囚，此乃時也運也命也。

第十四節 會做小買賣的“腌臜老婆”。

“腌臜老婆”是壩頭東邊官莊的，離壩頭有四五里路，不知姓名，當時有五六十歲，她早上到雷集集市上先賒一些油條、水煎包之類的小食品，而后走街串戶并以壩頭村為重點，原因是這里守著黃河碼頭，經濟條件相對好些，主要是到有小孩的家里兜售油炸食品，挎著一個小籃子，成天油灰滿身，又不換洗衣服，那個年代確實也沒啥衣服可換，手臉通黑，所到之處都稱她腌臜老婆。

就這個不受待見的黑老婆，卻是小孩子們的大明星，只要聽說腌臜老婆來了，一哄而上，拉著老婆往家里跑，找大人要錢買東西吃，這老婆看著迷迷糊糊，心里卻十分的精明，不愧是營銷能手，他把各家各戶的小孩和經濟狀況，摸得很清楚，知道誰家的小孩多，誰家的經濟條件好，半晌不夜就找到家里，不說賣東西，只和大人聊天拉家常里短，等小孩到家了，就問小孩吃油條嗎？吃煎包嗎？可以想象，在那個常年餓肚皮的年代，不懂事的小孩見到好吃的比看見親娘都親，連說吃吃吃…試想有哪家大人能扛得住小孩的哀求聲？大人只得說吃個吧，吃完了有錢的給個錢，沒錢的拿個雞蛋，實在不行了，老婆也不要，不緊不慢的說，沒事，以后再說吧！等幾天再到這家賣東西，不怕你不給，沒有錢就要雞蛋，欠的多了，連老母雞一起抱走，這種買賣方式很有時代特色，

在那個年代，別說一個年邁的老婆，就算是很精明的成年男人，常年在農村參加集體勞動，只能出粗力掙工分，很難見到錢，吃鹽用油，甚至是吸個煙都是用雞蛋去兌換，真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可就是這個年邁的老太婆，她能想到去集市上用空手套白狼的辦法，把人家賣不完的食品，用賒賬的辦法，低價買入，而后通過自己送貨到家的營銷手段，很簡便的高價賣出，輕輕松松賺到錢，看似簡單，但方法很是高級，既賺到了錢又解決了農村小孩能吃到帶油水的食品，現在想來，真是讓人佩服。當年的骯臟老婆，用現在的說法，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營銷高手。

第十五節，一人吃飽全家不饑的光棍漢。

70年代左右，我們隊里有個光棍漢，名叫王氣兜，人稱王氣，有40來歲，個子不高很敦實，方頭大耳，五官端正（他的五官長相顛覆了我對五官相術的基本認知），小時候爹娘早亡，他和哥哥逃荒到西北寧夏一代，兩人從小要飯為生，后來他哥入贅寧夏安了家，聽說還是個縣長家的姑娘，剩王氣一人到處流浪，十幾歲當了兵，雖說沒有文化，但腦子好使，嘴雖結巴，但能說會道，從外地回村后，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隊里就讓他住在已經死了好多年的老光棍黃老王的家里，所謂家，其實就是現在的東壩頭大堤馬路口南一百多米，大堤東半坡唯一的一間坐北朝南的豎頭屋，因年久失修，冬天透風，夏天漏雨，經過簡單修理，王氣有了安身之地，感到了家鄉的溫暖。

王氣對人都很親切，集體勞動表現積極，干勁十足，生產隊里的活，不論干啥都很賣力，特別是在生產隊統一勞動。一些人偷懶磨閑功，去解個手都跑好遠的路，來回耽誤小半天，隊長氣不過，收工時開會說難聽話：有些人也不知道在家吃的啥好東西，一上午去解幾回手，半天還不回來了，撅那幾鐵掀土，夠自己吃不夠啊？王氣就很特別，去解手都是一路小跑，唯恐耽誤干活，大家有的笑他尿急，有人說這家伙凈裝先進。

我堂哥隊長很信任他，考慮到他一個人不會貪污糧食，讓他看莊稼、看麥場，他很負責任，記得他看花生時有一位臨村的干部去找他要花生，說是往縣里送禮了，很是客氣，說氣哥啊，跟您的隊長說好了，給我裝一布袋花生吧，王氣很講原則，表示花生是生產隊的，我不能隨便送人，隊長讓給你，我沒意見，你得讓隊長說一聲，沒有隊長的話，我不能給你呀，那干部一看王氣不給面子，也不叫氣哥了，發火道：王氣兜，你不給我面子，不怕我以后收拾你？王氣平靜的說：東西是生產隊的，隊長不發話，我不會給你，你收拾我，我也不怕，我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饑，有啥好收拾的，有本事你現在打我一頓吧。那干部氣憤的說：你這貨真不通人情，怨不得沒老婆，下輩子還讓你打光棍。

這件事我聽說后很是佩服，在我當兵和之后的工作中，曾多次這樣處理問題，并沒有受到不好的結果，堅持工作原則，這是做事的規矩。此人腦子好使，對聽說的、見到的各種奇聞怪事都能娓娓道來，我印象最深的是農閑冬季，大家唯一的娛樂場所就是生產隊的喂牛屋，王氣是主角，他口若懸河的結巴嘴滿口噴沫，講唐朝的“小八義”、說明朝的朱元璋、講民國的蔣介石、說東北的遼沈戰役…也不知道說的對不對，但一群缺乏娛樂生活的聽眾都挺著耳朵伸著脖子，聽他的評書聯播，會吸煙的時不時給他遞個煙，他越說越提勁，以至于到現在他說的代表性語言我還能朗朗上口，天南地北云山霧罩，忽悠著一群精神生活極度饑渴的聽眾，消磨著無聊的閑暇時光，完了還不忘加一句：要知后事如如如何，咱咱明晚再再說吧。搞得大家意猶未盡，第二天晚上極早就去牛屋等著他。

對王氣其人的評價，還真不能一言一撇之，很有兩面性，要說他玩世不恭、稀里糊涂吧，他還很能干活，在80年代，干活之余還到集市或街頭上擺地攤，賣些針頭線腦的小商品，很大一個行李包，每天扛來扛去，賺了錢又不舍得花，連身上的兩處頑疾，一是下邊的疝氣，二是脖子上的淋巴囊腫，都沒找醫生看過。

我后來曾經問過他幾個問題，因為對他的好多行為感到很疑惑或者是不理解，一是逃荒在外去當兵，當的是共產黨的兵還是國民黨的兵？他只說是東北林彪的部隊，其他啥事沒說，我懷疑他是國民黨兵，投降到共產黨部隊后開小差又跑出來的，不然混了半輩子也沒混出個啥名堂。二是問他為啥不找個媳婦，他回答的很干脆，我找她干啥，凈麻煩，我一人吃飽全家不饑，這多好啊。其實是真找不到老婆，自我安慰而已。三是問他，你又不是沒錢，為啥不去醫院，把你的病去治治啊？他說：治啥？又死不了人，隨他的便吧。

王氣之死，他是死在了他理想的幸福生活里，他從外地回來后，一直住在黃老王的豎頭屋里，刮風透風，下雨漏水，冬天冷的受不了，到了80年左右，東壩頭學校門口北側有一間小門房，以前是賣戲票用的，后來一直閑著，他就找到學校的校長說門口的那間閑房讓我住吧，我給你們無償的看大門，校長一想，這也兩合適，就同意了，他住上了一生望而不及的磚瓦房，不漏屋，心里很美，后來他發現，學校辦公室冬天燒著大煤火，很是暖和，他就找到校長說，你看我冬天冷的不行，讓我燒個小煤火吧，校長看他可憐，反正是公家的，就同意了，再后來，他發現校長經常去街上的餐館吃飯喝酒，他心想，原來學校還有錢喝酒吃肉，那我給他們白看門，不是太吃虧了嗎，就找到校長說，你看你們經常吃吃喝喝，我不能給你們白看門啊，學校又不是沒錢，你得每月給我開三塊錢的工資，校長聽后心里想著這老光棍的胃口，看來是越來越大，把他攆走吧，不太合適，常言道，請神容易送神難，得罪他不值得，就跟他嚴肅的說，就這吧，每月給你三塊，以后不能再提啥條件了，再說其他的學校就用不起了。

就這樣一輩子住草屋、夏熱冬冷、三餐不保的光棍漢住上了瓦房、燒著煤火、領著三塊錢的工資，心里那個美啊。可是好景不長，沒過兩年，那年的冬天，幾天不見王氣的面，有人從窗戶往屋里一看，發現王氣趴在煤火上不動了，打開門一看，不知啥時間都沒氣了，還有被燒傷的痕跡，后來他的一個遠房親戚給他做了個簡單的木匣子，拉出去埋了，當然了，他一屋子的東西，還有一輩子省吃儉用的遺物，都成人家的了，那年他也就是60來歲。我對他比較了解，因為他經常去我家，找我父親聊天，他說我父親母親都看得起他，能說到一起話，我也感覺他人還是本分耿直的，為人做事還是比較靠譜的，鄰里印象都還不壞。可惜他這一生，少年辛苦，中年勞累，老不得善終，也是可悲可嘆之命啊！

第十六節 東壩頭的黃河灣。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是我們的母親河，全長5000余公里流經九個省區，但解放前的黃河帶給了人們無盡的災難，特別是深受其害的東壩頭人，更是刻骨銘心。都說黃河九曲十八彎，東壩頭是最后一道彎，那么這最后一道彎是如何形成的呢？這在我幼小的心靈上劃上了一道深深的印記。

記得童年，跟著老人去放羊，看到河西邊的黃河灘上藍天白云，水草豐茂，說如果能把羊放到西河灘，該有多好，老人嘆氣說：小啊，你可知道？那灘里可是咱的老家啊！他慢慢的說，在咱蘭考境內，黃河原來是從西往東流，也就是從現在三義寨閘門往商丘去的蘭商干區，就是老河道，它途經蘭考北關，往商丘徐州向東流入大海，可到清朝咸豐五年，也就是1855年的農歷6月17日，黃河洪水猛漲，又正巧遇上 南風，河道直往北滾，到6月19日就沖開了東西大堤，淹沒了北岸的楊家莊，朱家莊，板場，管家寨和商業重鎮銅瓦廂以北數不清的市井村鎮，經河南山東流入大海。可以想象，從黃河北滾到決口改道，僅僅三四天時間，求天無門的村民，面對眼前的洪水猛獸，頓足捶胸，手足無措，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盆盆罐罐，舉家逃亡，其場面是何等的凄慘啊，萬般無奈，只有拋家舍地，混亂之中，有親投親，有友投友，慌不擇路啊。

據老輩人講：我管家寨全族幾百人，分別逃到了現在黃河西岸封丘縣境內的殿集，大山呼，楊莊等村莊和東岸的蘭考縣境內的東壩頭，朱莊，王小莊，楊莊崔莊等地，后來發現還有流落到山東張營的管家后人，好好的管家寨全族幾百人，被搞得七零八散，流離四方，現在居住在黃河岸邊大堤兩側的村民都是黃河決口改道時的逃難后代。

昔日的黃河決口改道處，經過解放后幾十年的不斷發展，逐步變成了今天的黃河灣，當年的凄慘景象，變成了現在的美麗風景線，真是時過境遷，舊江河披上了新時代的盛裝，怎不讓人懷念毛主席，感恩共產黨啊。

第十七節 隔河難種老家地。東壩頭西岸的黃河灘區，是東壩頭老輩人的耕種地，自1855年逃離后，因黃河相阻，過河不便，100多年被黃河西岸的封丘村民搶行耕種，兩岸村民因種地糾紛不斷，直到1963年，經村、鄉、縣，及開封專暑等各級政府的不懈努力，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出面協調，壩頭人經過長期挖掘，在黃河西岸一位老先生的偷偷指點下，總算找到了當年管家寨、梁寨原住地的地下水井等證據，協商劃分了黃河灘區幾萬畝的河灘地，豎立了石頭界碑。盡管如此，在后來的種地過程中，還是經常發生搶種搶收的糾紛，甚至發生兩岸群眾持械打斗事件。

1975年，因對岸偷搶莊稼發生打斗，我也參與其中，用鐮頭鐵锨相互攻擊，把河對岸的村民抓到壩頭大隊部，經雙方協商談判后才放了人。記得是80年左右，壩頭村民在河西灘養了一群山羊，吃的油光滑溜，看著喜人，羊主人盤算著秋后能收入幾百塊，可正準備收拾東西，東渡黃河，回家賣羊之際，看見了兩個年輕人，他們說：老頭兒，你的羊長的怪好啊，弄個吃吃吧。老頭說：我在這河灘里吃干饃，喝河水，蚊蟲叮咬大半年了，還沒見到一分錢了，咋能讓你們白吃啊？兩個年輕人笑著說，早都看到你在這放羊了，一直沒動你，你累的也不輕，我們讓你好好休息休息吧！兩人動手用繩子把老頭捆了個結結實實，老先生看著杳無人煙的黃河灘，叫天不應呼地不靈，眼看著一群山羊被這兩個對岸的年輕人趕走了，天快黑了才看到收工回家的鄰居，把他解開，哭喪著回到了家，全家都埋怨他說：就你能，人家都不敢在河西放羊，你去逞能，這回好了吧，啥都沒了，拉倒吧，認霉氣吧，只要人沒事就算燒高香了。老頭兒唉聲嘆氣，自認倒霉。

除了兩岸種地發生糾紛外，光是到西河灘種地就很艱難，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那個時期都是木船擺渡，每次過河都是提心吊膽，特別是每年的農歷6、7、8三個月，黃河水量最大，屬于黃河防汛期，也正是莊稼生產管理或農作物收獲的時候，村民干活收工有時較晚，開船時已是黃昏，船小人多，水流湍急，特別是船快靠岸時，也是最容易出問題的時候，老艄公大聲警告：船快靠岸了，都不要動，都穩住！穩住！只見水手們揮舞著船篙，用力撐船，老艄公高喊：下一錨，再下一錨，錨頭抓地猛地一顫，船頭就往岸邊靠攏一次，經過連續幾次的拋錨抓地，船才能在緊張的氣氛中艱難靠岸，船上人群才算長出一口氣。在那種條件惡劣的情況下，搞不好就是船毀人亡，因過河種地經常發生淹死人或人車掉河事件，各種悲劇時有發生。

長期以來，東壩頭人深受過河種地之苦，有民謠曰：住在黃河邊，累死莊稼漢，春季旱，秋季淹，中間來個一抹攤，辛勞的汗水十種半收，種莊稼像賭博一樣。記得有一年黃河漲水，把一堆堆一垛垛收好的莊稼泡在水里，沒來得及上岸的農民爬到莊稼垛上，而被水淹的野兔和蛇蟲也往垛上爬，垛上的人用木棍把它們往下趕，上演了一場人蛇大戰。那個時候的村民面對黃河是無可奈何，又愛又恨，真是有說不清的滋味在心頭，雖然說是母親河，可為兩岸的子孫帶來了深中的災難。現在的東壩頭人，已經從當年的吃苦受累，變成了坐地生財，河灘的廣袤土地都轉包給了大公司開發利用，村民不再過河種地，而是收取租金。過去的乘船過河，也因河面上架起了浮橋，變成了坐車過河，以前的黃河渡口，已經是人們向往的旅游景點了，昔日的黃河灘，變成了美麗的黃河灣。

第十八節 我的黃河情緣。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六七歲記事開始，心里裝滿了黃河情。因為我的家距黃河太近了，出門不足300米，黃河汛期時，滾滾波濤，能把我從夢里驚醒，在生活緊張的六七十年代，挎個小籃到碼頭邊上轉上一圈，拾點麻繩頭，揀點廢鐵丁，賣給游鄉的貨郎，既能賣錢又能換好吃的，放學后挎個小籃，趕上羊群就在黃河碼頭周圍轉悠，放著羊撿著東西，啥東西啊，能吃的瓜果桃梨，能用的柴火煤塊，能賣錢的繩頭鐵塊，說實話，黃河碼頭為壩頭人貧困的生活提供了補充，靠山吃山也就這個意思吧。

黃河西岸的大西灘，水草豐茂，土地肥沃，對東壩頭土地缺乏的村民來說，過河種地割草，喂牛喂羊打魚養家都有很強的誘惑力，為此，村民也付出了艱辛的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記得我十二三歲時，為了到西河灘割草喂羊，和小伙伴們橫渡黃河，到灘里割上兩捆青草，用繩子拴在腰間，順流游回岸邊，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淹死的都是會水的，小孩逞能說淹死一會兒的事。

那是1972年七八月份的一個下午，正是黃河汛期，河水猛漲，一望無際，碼頭上站了很多看河的閑人，我在邊上放羊，忽聽人群中高喊：有個魚，有大魚過來了…我往南邊望去，看到一個很大的魚，張著大嘴露在水面，我隨手抓起一根樹枝，就下河迎著大魚的方向，想在河中截住它，哪想河水湍急，與大魚擦肩而過，我只有扔掉樹枝，奮力向對岸游去，由于水面太寬，精疲力盡的我找不到落腳點，連續幾次下沉都夠不著河底，我想這回非淹死在河里不行，岸上的村民也不知道淹死的是誰家的小孩，誰也不敢下河救人，我咬緊牙關，用盡最后一點力，如果再夠不著地，我就順流而下一命嗚呼了，真是天不絕我，最后一次下沉終于腳著地了，慢慢往淺灘上挪動，總算能喘口氣。

在河灘上，休息一會兒后，天快黑了，我趕緊往上游走，為的是能省力游回對岸，謝天謝地我總算順利上岸，找到了我的羊已是黃昏，垂頭喪氣的回到家，給誰也沒提這回事，從此我不再橫渡黃河。直到1990年，我30來歲參加由蘭考勞動局組織的人事干部到大連培訓班，途經煙臺海邊，因為有幾個小時的等船時間，我和勞動局高 科長就到海里游泳，正趕上漲潮又不識水性，嗆了幾口水，我倆差點命喪大海，才真正理解了常言說的遠怕水 近怕鬼的真正含義，遠怕水說的是去外地不懂水性，容易被淹死，近怕鬼說的是見墳墓知根知底，容易被嚇著。

在我的記憶中，因過河干活種地，打魚行船撈東西，每年都有被淹死的大人和小孩，有一年的七、八月份，黃河汛期碼頭停運，一位老船工為了掙十來塊錢，用小船載著十來個做小生意的外地客過河，到河中間翻船了，多虧他水性好，救起幾個抓緊翻口的小船，后被大船救起，其他幾個淹沒在了滔滔的黃河中，想來讓人生畏。奔騰咆哮的黃河熏陶著我的情志，培養了我不屈的性格，我給自己起了個書法堂號，叫黃河毅人。也就是性格堅毅的黃河人。如今的黃河灣，今非昔比，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東壩頭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我離家參軍還是年方19的小伙子，轉業到地方工作幾十年，如今也成了退休賦閑的小老頭，每次回到老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黃河碼頭，特別是春秋季節的日落時分，站在碼頭往西看，一望無際的黃河灘，水草豐茂，碧波千頃。河面上，魚躍鳥鳴，船艇穿梭，望長空，藍天白云，晚霞四射。四周平靜祥和，風清氣爽，好一幅大自然賜予的美麗畫卷，讓人心曠神怡，留連忘返。昔日的凄慘地，變成了令人向往的休閑之所，怎不讓人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校對整理管鈺杰

管書勤，男，河南蘭考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蘭考東壩頭村。大專學歷，一九七八年三月參軍。歷任八九三一六部隊倉庫軍需保管員兼軍需班長，保管員兼副排長，倉庫黨支部委員代理排長，供應科助理員。一九八五年元月轉業到蘭考供電局，歷任辦公室副主任，人事保衛科長，局黨委委員供電科長，副局長，紀委書記工會主席，副總經理。二零一九年光榮退休。退休后善書法，喜健身，愛讀書。歷任蘭考縣老科技工作者協會副會長，蘭考書法家協會副會長，河南省書法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