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選日期日益臨近。中國人關注美國大選，是比較關心共和黨的特朗普和民主黨的哈里斯誰勝選會對中國最為有利？但這個問題的答案卻爭議很大，各執一詞，都能為自己的結論建立起邏輯鏈。這是不是也 能夠說明，特朗普上臺還是哈里斯上臺，其實對中國的影響差異并不是很大？反正，他們誰上臺都會繼續把遏制中國作為外交的最重要事項之一，甚至沒有之一。

美國政客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無奈，就是他們目標的設定與自身實力的差距越來越大。

比如，一些政客其實很想與中國徹底脫鉤，跟中國打一場冷戰，美國人對冷戰的回憶是比較美好的，但美國現在的實力根本做不到。美國要的當然不是字面意義的簡單脫鉤，而是實際意義的孤立中國。美國也不是逆全球化，現在的美國工業體系殘缺不全，根本搞不了孤立主義，經濟空心化讓美國更依賴金融對外掠奪，就更需要全球化。

現在，不是中國越來越離不開美國，而是美國越來越離不開中國。

我們用事實和數據說話，限于篇幅，也不用列舉太多數據，就用兩個：一是美國的進口商品當中，有大約500多個品類的超一半進口額來自中國。二是按美軍自己統計的數據，他們的軍事裝備大致有40%零部件和原材料來自于中國。

美國如果有能力，最想脫鉤的當然是軍工，最先提出要與中國脫鉤的也是美國的軍工，時間是2012年。但結果呢？2014年至2022年，美國對中國電子產品的依賴增加了6倍。2023年，美國商業數據分析公司戈維尼跟蹤了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12 項技術，得出的結論是，美國軍工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程度非常深。

軍工都很難擺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美國如何跟中國進行脫鉤？

美國一方面把中國定性為最大的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卻又離不開中國，無論誰上臺，都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基本情況。

雖然美國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科技戰和金融戰，把經濟上升為戰爭手段，但真實效果并不能讓美國人滿意。

美國無論是誰入主白宮，對華政策都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卻高度統一，而且美國對遏制中國也沒有更優的方案和更多的選擇，美國把能用的手段也差不多都用上了，手中的牌也真不多了。

中國網民面對這樣的美國，雖然對美國大選的關注度依然比較高，但心態已經發生了變化，很多時候都是抱著一種看戲的態度，認為誰上臺都無所謂。

這當然是中國網民對祖國更加自信的表現。

如果說2001年，美國把全球戰略的重點放在亞太和還是中東，對我們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現在則不同，無論是美國要繼續把戰略重點放在亞太，還是移向中東，對我們來說，這種影響比較有限；而且，隨著中東局勢的變化，美國同時面對中俄與伊朗的三線扯動，美國在世界地緣政治博弈方面的主動權和主導權越來越小，意味著美國對其全球戰略重點的選擇也越來越從主動轉為被動，開始主打一個身不由己。

無論誰當選總統，都阻止不了美國的下個四年會是美國更加失意的四年。

拜登雖然迫于壓力退選，但對他未必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拜登曾經承諾過，在他的任期內美國不會被中國超過。但如果拜登再干四年，這個承諾就不一定能兌現。未來四年，中美的真正實力有可能發生逆轉。中美實力進一步此消彼長，以工業為基礎的硬實力，我們可能全面超過美國，并能夠抵消我們與其在軟實力方面的差距。

未來四年，中美三大經濟戰當中今后最關鍵的科技戰，將決出最終的結果。我們不但在工業規模上的優勢更加明顯，我們經濟的短板將得到系統的彌補，美國失去繼續發動科技戰的能力，并且因為產業升級的基本完成，美國的高端制造業將直面我們的競爭。美國的再工業化目標無法實現，去工業化會再次加速。

失去了工業能力的最后優勢，未來美國的歸宿既可能是一個大號的阿根廷或者澳大利亞，更多發展資源和農業作為優勢產業。

美國的軍事霸權很難再維持四年，科技霸權的根基也會動搖。

美國金融實力的衰退會相對會慢一些，美元的地位雖不至于崩潰，但世界的去美元化會顯著加速，美國用金融作為武器化的能力也會下降。金融制裁，現在已經取代軍事威懾和科技制裁，是美國最有效的威脅手段。如果失去了金融制裁能力，美國就徹底變成了沒牙的老虎。

美國衰退速度最慢的是話語霸權，但話語霸權本質上是源于綜合實力強大并以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為基礎的軟實力。世界有那么多人對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認同，不過是慕強心理的外在表現。

下一屆美國總統，雖然不至于成為美國的“亡國之君”，但很可能成為美國實力衰退到臨界點的那只“替罪羊”。

導致美國衰退的是自身體制性因素，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結合，不但掏空了美國二百年積累的財富，而且產業布局服從于資本的利潤最大化，以產業外移的方式消解了美國的制造業根基，并讓美國的貧富分化回到了大蕭條之前的水平。美國面臨的最棘手問題以及衰退的主要原因，大都直接或間接在此基礎上產生。

美國的衰退是妥妥的體制原因。解決美國的問題，消除美國衰退的內部原因，只能改變美國的體制，也就是美國有志青年說的“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美國”。除此之外，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或者是二者的結合，都不能扭轉美國衰退的趨勢，以改良方式解決美國的問題的難度和代價越來越大。

特朗普有反建制派的光環，但他并不反對美國的體制，他更忠實于美國的體制。特朗普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縫合怪。他的政策，包括減稅和減少經濟干預，都更有利于美國的大資本。美國的紅脖子把改變自己經濟困境的原因寄托于特朗普，說明美國工人的階級和政治意識太過抽象。

美國主流政治的階級意識，一直根深蒂固，絕對不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者開辟存在空間，哈里斯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否則，她也走不到今天。桑德斯只是一個資本主義范疇內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幾次都被止步于預選賽道。

美國總統必須講資本主義的政治，這是紅線，無論誰當選，都無力改變美國的體制性因素。從奧巴馬開始就大談改革，但他們改革的空間極為有限。現在西方體系的外部并沒有一個與其抗衡的社會主義陣營，統治美國的資本是不會允許美國政客作羅斯福新政那樣的讓步。所以，都知道美國疾病纏身，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但改到今天，也只是改了個寂寞，幾乎什么問題都沒有解決。

因此，誰當選并不重要，都不能讓美國的實力下降曲線拐頭向上。

一個實力已經嚴重下降，未來還要繼續下降的美國總統選舉，對我們的影響真的已經沒有那么重要。美國大選選舉結果的差異，是美國在下一個四年，用什么方式失去更多的優勢和主動權，達到或接近霸權衰退的臨界點。

四年時間說長不長，但在下個四年，因為美國的衰退越來越接近臨界點，改變可能會很大。

如果下個四年，中國徹底突破光刻機等難度最大的技術難關，讓美國的科技戰無能為繼，中美實力的拐點就要來了。

對我們突破美國的科技封鎖這一點特別有信心。現在進度滯后的是去美元化，這關系到如何廢除美國的金融制裁武器。

不過，民主黨哈里斯和共和黨特朗普的競爭，雖然不是在不同制度和體系中作選擇，但對內和對外政策還是會有很多區別的。至于哪個上臺對我們相對會有利，我個人還是相對看好特朗普，理由主要是：

一是，每次政黨輪替，美國的對外政策都會做一些局部的調整，調整肯定是需要花時間的，這樣會給我們多創造一點發展和準備的時間。對還在上升期，持續攻克關口的我們而言，最寶貴和稀缺的就是時間。我們希望地緣政治博弈的節奏相對放緩，也是因為這有利于為我們打贏經濟戰特別是科技戰可以多爭取一點時間。畢竟，經濟戰才是主戰場，是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決戰。

二是特朗普作為反建制派，與建制派的矛盾已經勢同水火，建制派的一些做法欺人太甚，竟然讓特朗普面對刑事指控，是可忍熟不可忍。有特朗普在臺上，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美國內斗大戲。特朗普還表過態，如果他拿下2024美國大選，會公開美國“蘿莉島”的客戶完整名單。美國政治，特別是民主黨那么多糟爛事，也需要特朗普這樣的人來一波沖鋒。特朗普上臺，美國政治的真實與丑陋一面會有更多的揭露，有利于擊潰我們輿論戰對手的主要信仰，對于我們打贏輿論戰自然更為有利。輿論戰我們打得最辛苦，美國在特朗普治下，軟實力會消耗得更快。

三是，美國對外政策的調整，雖然對華政策不會有大的變化，但特朗普上臺對美國朋友特別是歐洲不是好消息。美國現在對我們的遏制能力已經有限，最需要我們重視的是美歐的聯合。特朗普上臺多少會不利于美歐一體在下個關鍵四年聯手對付我們。

當然也有很多人擔心特朗普上臺也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明顯的不利面，一是特朗普公開說要對我們的對美出口繼續大幅增加稅收，這樣不利于我們的出口。

對這一點，我的看法是，美國只要還有通脹的壓力，在繼續加稅的問題上，就不一定能說到做到。如果加稅那么簡單，拜登政府早就開始干了。

二是擔心特朗普有可能會快速終結俄烏戰爭，并在此基礎上，有可能會瓦解中俄關系，甚至搞聯俄抗中。

對此我的看法是，國際局勢發展到今天，即便是還有“通俄門”緊箍咒的特朗普能緩和美俄關系，但想搞聯合抗中已經是不可能了，經過俄烏沖突和西方的聯合制裁，這個時間窗口已經關閉了。俄羅斯現在選擇向東看，也不全是因為俄羅斯向西融入因俄烏沖突而被堵死的被動和消極應對，也有對東升西降趨勢的主動和積極響應。

因為我們的工業體系更為完整，我們工業品的性價比更高，俄羅斯的能源與中國工業能力的互補性，其實比歐美還要強。俄羅斯可以用同樣的收入，從中國進口更多數量的商品。而且，歐洲的工業也會隨著中國產業升級而退化。因西方制裁而讓出的俄羅斯國內市場，迅速由中國企業替代之后，中俄合作的經濟基礎已經很難被瓦解。

俄羅斯融入西方屢屢碰壁，對西方的幻想也很難回到從前。美國要俄羅斯和他站在一起，也給不出相應的對價，不但不可能搞聯俄抗中，分化中俄關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其實，看特朗普和哈里斯誰上臺對我們相對更為有利，還有一個重要的反向指標可以參考。只要看看中國的那些親西方的賬號更不希望誰上臺就知道了，我沒看到中文互聯網有幾個親西方的賬號希望特朗普上臺。

美國誰勝選對我們不重要，但未來四年特別值得期待。

美國越來越把我們作為最重要的對手，但對我們來說，美國是越來越不那么重要的對手。因為隨著美國實力的下降，美國能夠給我們制造問題的難度越來越低，這一點不但不同于20年之前，而且與5年前美國剛打科技戰那時候都大不一樣。比如，5年前，面對美國的科技戰，我們很多人是不太有信心的?，F在，美國人恐怕自己都沒信心能夠阻止我們打贏科技戰。三大經濟戰，我認為科技戰的難度是最大的。

而且，很多我們想做而一直沒有做的事情，包括統一問題，解決的條件將會在下個四年全面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