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種冤錯案件不斷刺激公眾的神經，從佘祥林案，到河南趙作海案以及浙江張高平、張輝叔侄案等，無不激起了公眾對司法公正性和正義性的強烈質疑。

從多起冤假錯案的情況看，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多存重大疑點。這些案件最終因“亡者歸來”、“真兇出現”或“事實證據不足而被推翻”。

近日，曾經震驚一時的“冷水江女教師受害案”，再次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

15年前的2009年8月25日晚，冷水江制堿廠生活區11棟的樓頂，一名中年女性赤裸倒在樓頂的水塔附近，嘴吐血泡，呼吸困難。該名女性被親屬發現后，送到冷水江市人民醫院搶救，但最終不幸去世。

不到一周時間，即2009年8月30日，當時均未滿17歲的劉滸和謝偉雙雙被刑拘。2010年8月，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劉滸、謝偉違背婦女意志，共同以暴力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系并致其死亡，其行為構成強奸罪，被判處無期徒刑。2010年12月8日，湖南省高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根據多家權威媒體報道，該起案件存在多個方面的明顯疑點：

1、缺乏基本的人證、物證，特別是案發現場并未發現劉滸和謝偉的任何指紋、血跡、DNA等生物學證據。案發當天，也沒人看見這兩個孩子去過案發的11棟，僅有人看到這兩個孩子走上斜對面的14棟。

2、事發后，謝偉曾被警方押著回到小區附近的豬圈指認撿到木棒（兇器）的地方。在一審中，公訴人承認該木棒只是“類似物”，并不是實際作案的那一根。但在第二次開庭時，公訴人又將該木棒列為物證提交。如若木棍真的是兇器，木棍上必定會有指紋以及受害人的血跡、DNA等，然而這么重要的證據，卻從未送去檢驗鑒定。

3、劉滸和謝偉在多次有罪供述中均提到，當晚通過手機發短信的方式相約去門球場看淫穢視頻，并在獲知劉云死亡事實后，通過手機溝通商量應對措施。以2009年的技術水平，公安機關理應對謝偉和劉滸的通話記錄、短信記錄進行等核實。只要對比查證即可作為證明兩人在案發時間段有通話聯絡，就可以進一步作為印證兩人有罪的有力證據。然而公安機關并沒有對此進行基本的驗證。

4、從湖南省公安廳出具的《法醫物證鑒定書》來看，當時送檢的物證及受害人連衣裙上的斑跡、胸罩上的血跡，相關采樣的結果顯示沒有謝偉和劉滸的任何生物遺留痕跡。同時DNA檢測結果顯示，受害人胸罩上的血跡系受害人與“另一男性”共同所留。

5、2018年，在受害者身上留下血跡的“神秘男子”出現了，與現場DNA鑒定匹配成功的男子名叫張琦，同樣也是冷水江人，時年19歲。2013年5月，張琦在杭州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零十個月。在此之前，張琦已在2011年7月，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張琦是在2018年出獄后回老家冷水江辦理身份證時被發現，因為他此前有案底，其DNA信息被保存，最終與女教師受害案混合血跡中“未知男子”的DNA匹配成功。事情發展至此，根據人們樸素的常識，似乎已經可以認定為一場冤案，“真兇”已經浮出水面。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檢方先是以侮辱尸體罪，后以強制猥褻與侮辱罪對張琦進行起訴。從邏輯上來講，如果“強制猥褻與侮辱”發生在受害人遭受劉滸、謝偉“襲擊”之前，受害人難道不應該報警，為何還會繼續在“樓頂散步”？如果“強制猥褻與侮辱”發生在其受到劉滸、謝偉襲擊之后，是怎樣的變態心理，讓張琦面對一名倒在血泊中的中年婦女，不是選擇報警，而是去“強制猥褻與侮辱”？

據媒體報道，在案發現場留下血跡與DNA，并且“對受害人（或尸體）進行了強制猥褻與侮辱”的張琦，已于2023年被釋放。

如果媒體的相關報道屬實，我們可能看到這樣的情形：一起典型的冤假錯案在出現新的案情后，有關部門不是勇于糾錯，而是用一個反常識、反邏輯的故事（即案發現場的男子并不是兇手，只是來“侮辱尸體”的），試圖來“自圓其說”。

2020年1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曾發布情況說明：“我院正已發對謝某和劉某犯強奸罪一案進行復查，相關情況將及時向社會公布。”

然而，這一復查就是四年的時間，至今沒有給出一個結論。

冤假錯案的糾正，有時候的確比“登天還難”。試想一下，劉滸、謝偉一案一旦“翻案”，必定載入“司法史”，而當地公安、檢察、法院等系統的相關人員必然面臨追責，當時的一些當事人，如今可能“正居高位”，其中錯綜復雜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關押了十五年的劉滸、謝偉，至今不愿意“認罪”以換取減刑出獄；不幸遇難的女教師的在天之靈，由于真兇可能仍逍遙法外，至今難以瞑目。

全社會都在期待一個真相。